工资和利润

第四章　工资和利润

工资本质上就是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工人的那一部分，工资的基本形式有货币工资和实物工资两种。货币工资就是市场借助于货币工具，通过确定货币对劳动因子的计量标准，以支付工人一定数量货币的形式来实现社会总产品对工人的分配。实物工资就是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工人的那一部分。由于货币对劳动因子的计量标准常常因货币发行数量的原因而变得不稳定，因此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发放给工人的货币工资只是一种名义工资，虽然货币工资提高，但是分配给工人的社会总产品部分不一定随之增加；实物工资则是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工人的部分，这部分工资不会因币值的变动而受影响，因此实物工资可以看成是实际工资。

那么什么是利润？利润的本质是什么呢？在存在制度租金的条件下，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工资只是对他们提供的劳动因子部分的计量，并且是打折的劳动因子。由于资本主义制度赋予资本家拥有对产品生产价格的制定权，因此资本家在支付工人工资价格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进行一定的成本加成，这样得出来的生产价格肯定大于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价格，两者的差额就是货币利润。货币利润同样会随着币值的变动而变动，因此货币利润是一种名义利润；作为社会总产品分配给资本家的最终结果——实物利润可以看成是实际利润。实际利润不受币值变动的影响。

理论上社会产品是可以直接用劳动因子进行衡量的，它客观存在，但是劳动因子本身难以被直接计量，因此价值的衡量最终必须借助于货币，通过市场的力量实现货币对劳动因子的间接计量。假设在理想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完全可以直接用劳动因子计量，也就是说社会产品既可以用生产价格也可以同时用一定数量劳动因子衡量，但两者反映的关系不同。前者反映的是制度分配关系，后者反映的是生产技术关系。

总货币工资加上总货币利润等于社会总产品生产价格，这个社会总产品生产价格是对整个社会总产品的货币计量。在给定社会总产品的前提下，在工人投入的总劳动因子数给定不变的条件下，这个社会总产品生产价格也就给定了。这时工资和利润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工人的工资多一点，资本家的利润必定少一点；资本家的利润多一点，工人的工资利润必定少一点。用一个等式表示就是：L＋R＝P，L为分配给工人的社会总产品部分；R为分配给资本家的社会总产品部分；P为社会总产品。L、R、P的单位可以是劳动因子，也可以是货币单位。从这个等式来看，只要确定了其中两个，就确定了另外一个。在社会总产品P给定不变的条件下，确定了工资L也就确定了利润R。

生产决定分配，意思就是没有社会总产品P如何进行分配；但是分配影响着生产，意思就是如果L和R的分配比重不一样，社会总产品P一般情况下也会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变L和R的分配比重会影响到社会总产品的总产出量P，因此不能通过简单地假定社会总产品P给定不变来确定工资和利润的分配。工资是如何被决定的，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上工资是如何被决定的这个问题是经济学上的老难题了，已经争论了好几百年了。尽管如此，工资和利润此消彼长的关系仍为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所认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考虑到相关因素的前提下，确实存在一个最佳的L和R的分配比重使得社会总产品的总产出量P最大。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家工资和利润的观点评述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章论工资中一开头就提到：“劳动正像一切可买卖并有数量增减的商品一样，有其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在增减不变的情况下让劳动生存并维持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劳动者供养自己和为保持劳动者数量所必需的家庭生活用品，不取决于他工资的相应的货币量，而取决于这笔货币购买到的食物及必需品的数量，还有由于习惯而成为必不可少的便利设施。因此，劳动自然价格取决于供养劳动者及其家庭所必需的食品、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的价格。食品和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上涨……”^[1]“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按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稀缺时，价格昂贵；劳动充足时，价格便宜。无论劳动的市场价格背离其自然价格有多远，它和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趋势。正是在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才处于幸福状态，他才有能力获得更多的必需品和生活享受品，才能供养一个健康并且人丁兴旺的家庭。然而由于高工资刺激了人口增长，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工资再次跌落至自然价格的水平，有时甚至受一种反作用因素的影响，它会跌到自然价格以下。”^[2]

什么是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呢？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曾指出：“当任何商品的价格不多也不少，恰好足够用以支付在生产、制造这种商品并将其送入市场所使用的土地的地租、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时（根据它们的自然比率），这种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其所谓的自然价格出售的。”^[3]“通常任何商品所出售的实际价格，被称之为市场价格。它也许高于或低于商品的自然价格，也许恰好等于其自然价格”“市场价格受进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与有效需求的调节。”^[4]

亚当·斯密提出的商品自然价格是一种稳定状态下的商品价格，类似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在自由竞争状态的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它处在这样的一种静态均衡：等量劳动因子等量货币工资；等量资本等量利润。也就是说，达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一般的或平均的（自然）比率”。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商品市场价格，主要是指由市场供求关系所影响的、围绕着商品自然价格波动的商品实际价格。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把劳动看成是商品，既然商品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之分，那么作为商品的劳动也应如此。他们之所以认为劳动自然价格取决于供养劳动者及其家庭所必需的食品、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的价格，是因为他们认为劳动自然价格只有处在这样的水平上才能保持稳定；劳动的市场价格是市场对劳动的供需状况变化所作出的、对其自然价格的调整。

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劳动自然价格即工人工资交换和分配到的社会总产品部分刚刚仅够他们生存呢？为什么他们认为劳动自然价格只有处在这样的水平上才能保持稳定呢？为什么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认同“工资铁律”呢？那还要从古典经济学家所处的历史背景谈起。

那个年代的英国，生产技术条件较为落后，这是无法和现代相比较的，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对社会总产品的供应来说显得过快，这在当时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自然资源的相对有限又无法及时地吸纳更多的劳动，于是以争夺自然资源为主要目的的殖民战争频繁爆发。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悲观论”正好符合当时社会的现状，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赞同。

“人口悲观论”是指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阐述的这样一个观点：人口是不断增长的，它增长的速度要远远超过社会总产品的增长速度，因此人口数量符合这样一个规律，它必须以当前社会能够提供的总产品数量为限，当人口数量持续超过能供养它的社会总产品时，人类就会被迫降低其繁殖速度，直到人口数量最终维持这样一个稳定状态，即每个人分配到的社会产品刚好够他（她）生存。其涵义就如李嘉图所提到的“劳动自然价格取决于供养劳动者及其家庭所必需的食品、生活必需品和便利设施的价格”一样。那么当人口数量持续低于能供养它的社会总产品时，人类就会自行增加其繁殖速度，直到人口数量最终维持这样一个稳定状态，即每个人分配到的社会产品刚好够他（她）生存。其涵义就如李嘉图所提到的：“正是在劳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自然价格时，劳动者才处于幸福状态，他才有能力获得更多的必需品和生活享受品，才能供养一个健康并且人丁兴旺的家庭。然而由于高工资刺激了人口增长，劳动者的数量增加，工资再次跌落至自然价格的水平，有时甚至受一种反作用因素的影响，它会跌到自然价格以下。”

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在当时为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就连他一生的“宿敌”李嘉图也承认这一点。^[5]所以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工人的工资应达到这样一个稳定程度，即刚好能维持工人的生存，市场对劳动的需求会影响工人工资的波动，但最终会回到它的稳定状态，即它的自然价格水平。当维持工人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时，工人的（货币）工资必须得上涨；通过人口数量的不断调整促使工资的自然价格上涨，直到工人刚好能维持生存为止。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还正确区分了货币工资和实物工资，认为两者不等同，即尽管货币工资增加了，但是实物工资却有可能下降。他还特别强调，在不考虑币值变化的条件下，工资的上涨主要源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他认为随着人口的增加，为维持生存，以前未曾开发过的相对荒芜的土地被迫进行开发。

李嘉图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好地优先被开发，次地随后被开发，且不考虑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于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越来越次的土地被迫开发，在次地上人们生产相同数目的农产品要远比在好地上所耗费的劳动量要多。因此根据劳动价值论，单位农产品耗费的劳动量增加，农产品的价值或价格（古典经济学家没有特别区分价值与价格的不同）当然也就上升了。正是基于上述论点，李嘉图认为，人口呈几何式的增长，但是土地有次优之分，所以土地等自然资源完全不能满足人口呈几何式的增长的需要。^[6]正是由于土地资源的肥力递减性和有限性，所以才会出现人口增长超过社会总产品的增长。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土地肥力的递减性的存在，李嘉图才在他的地租理论中，明确提出了农产品的价格取决于在最次的土地上生产农产品所投入的劳动量这个在当时声名显赫的观点。

由于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古典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社会人口的增长规律是受一定的客观条件所支配的。比如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它完全不能适应人口几何式增长的需要。人口的增长总是处在自然资源利用的极限上，即在所有的自然资源的潜力都被充分挖掘的同时，人口的增长也就到了一个极限。在这种状况下，每个人恰好处在生存边缘。这也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在当时颇有市场的原因。然而，时至今日，一切并没有像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所预期的，人口不断增长使得人们挣扎在贫困线那样。现实是，非但人口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而且人们的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现实状况与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相背离呢？古典经济学家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技术革新，人类是一种能够不断开发自然资源和有效引导自然能量进入人类社会的智能生物。技术的不断革新一方面使得人类可以开发和利用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例如勘探技术的发展使得更多的煤、石油、金属等矿藏被发现，新的原料替代技术又使得自然资源的节约利用率大大的提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相应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一定数量的自然资源所吸收的总劳动量是有限度的，但是随着相关技术的提高，原有数量的自然资源能够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量了，生产相同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自然资源——劳动的载体越来越少了。自然资源优先增长和优先被开发利用是人口增长的前提，连古典经济学家也承认。否则人口越来越多而相关的技术停滞不前，致使相应的自然资源无法吸收快速增长的劳动，结果往往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庞大的失业人口长期存在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此时繁殖速度降低会自动调节人口数量以适应相对贫乏的自然资源。

技术的不断革新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把自然界的能量甚至是宇宙的能量高效率地引入人类社会。远古时期的人类就和野牛、狮子等动物一样，那时人类的数量完全受到自然界生物链的制约。但人是智能生物，懂得如何更为高效率地引入自然能量，人类先是发明和制造了工具，然后是农业的出现。农业的出现是人类一次关键性的跨越，它改变了人类最初只能依赖原始的生物链获取自然能量的形式，即改变了人类获取能量只能从草经过野牛再流入人类社会的原始模式。农业的出现第一次实现了自然能量以一个有机系统作为媒介直接流入人类社会的形式，它大大提高了自然能量流入人类社会的效率。这个有机系统就是土地加上人类劳动。

农业的出现实现了能量传输的革命，它使得自然界流入人类社会的能量大大地提高，正因为如此，人口数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膨胀。随着畜牧业、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个有机系统也就逐渐演化成为现在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它主要由原始自然能量、自然资源（劳动载体）、人类劳动和不断革新的人类技术构成。原始自然能量包括阳光、煤、石油、风力、水力、地热等等，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各种金属矿藏等等，人类劳动就是人类社会自身能量的支出或消耗。人类社会通过消耗自身的能量，用以改造或吸收更多的原始自然能量，流入人类社会的能量，即经过改造的原始自然能量往往以最终消费品的形式出现，它们在补偿人类的能量消耗之后必定会有一个剩余，这个剩余能量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决定着社会人口的增长程度。

人类技术作为人类自身科学活动的结果，目的是为了提高原始自然能量流入人类社会的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上面提到的技术的革新不但使得可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而且使得为转化相同的自然能量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数量越来越少。对于前者来说，越来越多的劳动可以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只要自然资源跟得上，即使人口呈几何式增长，市场亦可呈几何式增长；否则如果资源条件不允许市场呈几何式增长，人口增长就会停滞，例如过于稀缺的土地资源是养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数量的。对于后者来说，生产相同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了，例如技术的发展使得产品原材料的耗费大大降低。

二是技术的革新扩大了流入人类社会的自然能量的范围，如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不但可以利用光能、风能、水能，而且还可以使用核能、原子能等等。

三是技术的革新使得人类社会在耗费的能量不断降低的同时，经改造流入人类社会的自然能量却不断的提高，单位人类社会能量的支出换取的自然能量流入的增加。简单说就是在耗费相同数量的劳动因子前提下，生产消费品数量越来越多，生产单位消费品所消耗的劳动因子数越来越低。

四是技术的革新使得进入人类社会的能量和劳动载体（自然资源）形式呈多样化趋势，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如食品、电子产品等消费品的多样化用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偏好。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技术革新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量”式增长，它侧重于能够使多少人处在特定的生活质量水平上；技术革新的第三个方面主要反映的是“质”式增长，它侧重于人们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程度（单位劳动因子生产和分配的消费品增加）。

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不考虑技术条件的革新，他们抱着技术不变的静态思想，人口的增长当然要受限于原始的自然资源条件。但是如果考虑到了技术因素，只要技术革新从上述四个方面发生作用，只要其带来的正面效果能够完全抵消甚至大于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负面效果，就会出现现在的状况，即人口尽管快速增长，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依然在不断提高。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们普遍没有考虑到技术变化的因素，才使得马尔萨斯的“人口悲观论”在当时颇有市场。才使得工资决定于维持人们基本生存的必需品数量的观点得以被广泛接受。

于是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工资理论的第一个缺陷，即忽略了技术条件这个客观因素。古典工资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就是没有考虑到制度性租金因素，即没有考虑制度性分配的不公平性。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刚好够人们生存是人口规律作用的自然结果，但是人类社会一直以来就有贫富之分。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工人贫困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因素，即资本家的剥削。如果是勤俭的资本家，他还会压制自己的消费并以此形成的积累资本投入到生产领域，使得更多的工人得以生存；但如果他是铺张浪费的资本家，一边是他的花天酒地，另一边就是更多工人的忍饥挨饿了。古典工资理论的第三个缺陷就是把工人劳动等同于商品，他们认为劳动就是商品，把工资看成是支付给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劳动是生产商品的要素，但它不是商品。如果把劳动看成是商品的话，一来会引发劳动以资本等价交换从而利润“消失”的尴尬；二来会引起同义反复的问题，比如说商品的生产价值是由生产其所耗费的一定劳动量决定的，如果劳动是商品的话，那么劳动的生产价值同样也是由生产其所耗费的一定劳动量决定的，这样就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

市场交换的本质是不同专业劳动之间的交换，以及因此形成的社会总产品对劳动的分配。劳动和劳动之间是交换关系，但劳动和商品之间不是交换关系，它们之间只能是生产和分配关系。

劳动和商品之间是生产关系是指劳动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创造产品，劳动和商品之间是分配关系是指工资不是支付给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而是市场借助于工资的形式实现社会总产品对劳动的分配。劳动和商品之间不是平等交换的关系，而是商品对劳动的分配关系。劳动不是商品，劳动只是生产商品的要素。生产商品的独立要素除了劳动以外还有自然资源。劳动要参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自然资源所有者也可能参与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如地租）。商品是由劳动和自然资源共同构成，商品必须具有交换价值和生产价值，我们一般不把自然资源看成是商品。

古典工资理论考虑到了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有限等因素，但它忽略了制度、技术等其他因素分配要求，它把劳动等同于商品。古典经济学家也没能领悟到市场交换分配的本质。一个完善的工资理论必须要考虑上述因素：对于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有限因素，本书将用在一定自然资源限制下的劳动因子数净增长率来描述；对于制度因素，会用资本家的消费和积累率来描述；对于技术因素，会通过把技术条件内生化来描述。另外考虑到市场交换分配的本质，本书会从社会总产品分配以及维持不断循环和扩大的社会化大生产体系角度去研究工资理论。

第二节　新古典经济学工资和利润相关观点及其点评

要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和利润理论，就必须先认真研究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比古典经济学看起来更像一门科学，它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建立经济模型，运用了较为合理的分析方法，比如说静态均衡分析；运用了较为高深的数学工具，比如说除了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欧拉方程、线性规划、复变函数、拓扑学以外还有博弈论、数理统计、最优控制、运筹学等数学方法论。仅仅就新古典经济学限定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这一点，就是古典经济学无法比拟的。

在读马克思以及斯密、李嘉图、魁奈、配第、马尔萨斯、康芒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著时，感觉最困难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找出他们经济思想中隐含的假设条件。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颇为深刻和丰富，但是他们经济思想隐含的假设条件是不一样的，他们往往又不把假设条件进行严格的限定，结果有时候大家争论起来都不知道到底在争论什么东西。例如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把技术条件给抽象掉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假设土地资源无限但肥力严格递减，因此他不认为地租是垄断的结果。马克思接受古典经济学家的“工资铁律”假设但他更强调工人只能生活在贫困线上主要归于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即便是技术革新带来的好处也只能转化为“相对剩余价值”单独落入资本家的腰包，工人则继续生活在贫困线上。

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没有严格限定其经济假设条件，没有一个统一的参照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才容易出现古典经济学家“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无疑带来了一场经济学的革命，新古典经济学不但有着严格的经济假设条件、有着统一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而且它还运用高等数学工具、建立经济学数理模型来尽量实现经济定量化研究。

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角度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确是向前大大地迈出了一步。新古典经济学看上去也更像一门科学，经济学从此以后也就成为了社会科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革命严格地说仅仅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一场革命，它并不是经济思想上的革命。非但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因抛弃甚至是否定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大部分思想精华，而使其经济思想和经济哲学显得过于贫弱。比如说它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抛弃了庞巴维克认为资本非独立生产要素的观点，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租金等等。新古典经济学虽然追求统一的研究范式，比如说依据相关的经济环境条件建立经济数理模型（大多数情况下要建立效用函数），然后通过分析达到均衡的条件和结果来指导经济决策。为了能迎合这种统一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者不惜人为主观地设定一些脱离实际的假设条件，以期建立效用函数并进行均衡分析。如果这些人为主观设定的假设条件仅仅是为了理解和分析的方便，以后等条件成熟可以逐步放松，那么这些主观条件再怎么随意设定都是合理的，但是问题恰恰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设定的这些主观条件是没有办法逐步放松的，否则建立的效用函数以及后面的均衡分析都不能成立了。于是新古典经济学就出现了为建立漂亮的数理模型^[7]，而“胡乱”设定一些不能放松的主观假设条件，甚至为此而出现更改或重新选择经济思想基础的情况。

我们说经济方法是建立在经济思想基础上并为之服务的，先有经济思想，后有相应的经济研究方法体系。而新古典经济学却本末倒置，甚至出现经济方法挟持经济思想的闹剧。这些人为的主观假设条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很多，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偏概全，视具体为一般，把特殊的个例行为总结成普遍存在的总体行为，以特殊的经济现象总结为普遍的经济规律。在貌似科学的形式下，其实丧失了科学的灵魂和基本精神。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有主要理论难以被证实、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践、经济学运用领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等问题。甚至可以激进点说，鉴于新古典经济学赖以建立起来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哲学存在着非科学性，使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不能被称为一门标准的科学体系了。下面笔者将就此分别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价值、效用函数、局部均衡（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生产成本、生产函数、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等方面提出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见解。

一、效用价值

杰文斯明确主张价值完全决定于效用，并且用“最后效用程度”来确定和衡量价值量。杰文斯说：“除了在最后加量已被消费或次一加量将被消费时，我们通常是不考虑效用程度的，所以我们通常用最后效用程度（final degree of utility）一语，以表示现有商品量中那极小的或无限小的最后加量或次一可能加量的效用程度。……效用程度随商品量变化，其量增加其效用程度结局会减少”^[8]。

关于价值量衡量的问题，奥地利边际学派认为它并不是决定于任何单位物品提供的主观效用，也不是决定于人对任何单位物品的主观评价，而是决定于人们对最后单位物品的主观评价，决定于最后单位物品能够满足人的最不重要的欲望，即边际欲望的大小。

看来无论是杰文斯还是奥地利边际学派都认为价值决定于边际效用，而且边际效用递减也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普遍的经济规律，尽管其从未得到任何证明。

什么是效用？效用是消费者个人对使用商品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因人而异，消费者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既无法衡量也难以相互比较，同样边际效用也是如此。然而价值却不同，价值不但能够衡量而且能相互比较，马歇尔以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一点。

此外，边际效用只是一个个体范畴，边际效用是个人心理活动的结果，而（交换）价值往往是一个集体范畴，（交换）价值是消费者群体（市场）行动的结果。作为个体范畴的边际效用是因人而异的、是易变不稳定的、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而作为市场范畴的（交换）价值在一定时期是稳定的、有着统一的标准（如相同商品的市场价格是单一稳定的）。因此效用与价值不能简单的等同。

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交换）价值确实是起源于个体效用，但我认为个体效用要“转化”为市场（交换）价值要经过两个关键性的步骤：一是个体效用转化为个体交换价值；二是个体交换价值转化为市场交换价值。对于第一个步骤实质上就是把不可衡量的效用转化为可以衡量的价值过程。

在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出一个公式g＝f（x，y），g代表消费者个人为获取其感兴趣的商品愿意支付的最大劳动量，x，y分别表示消费者个人偏好程度（个人效用）和个人预算总额。个人交换价值用个人愿意支付的价值单位数量来表示，内在个人效用的强弱会影响外在个人交换价值的大小。效用虽然是个人的主观心理感受，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准确度量，但是消费者个人的这种主观心理感受可以通过他实际支付的价值单位数量来体现出来。在个人总收入或总预算相同的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比较不同个体对某一商品交换价值的大小来比较不同个体之间对该商品的主观效用和偏好程度的强弱。

对于第二个步骤，第一章同样也给出了一个函数：G＝f（x，g）st G≥G＊x，g分别为提供给市场的商品数量（反映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构成市场的集体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值数量集合；G＊表示商品的生产价值。这也就是说市场交换价值由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和构成市场的集体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值数量集合这两个因素决定。比如说有n件商品出售，若每人只购买一件，所有竞购商品的人按照其愿意支付的金额数量大小排序，市场在考虑到相同商品相同交换价值的前提下，取第n个人愿意支付的金额数量作为该商品统一的交换价值。个体交换价值向市场交换价值的转化，与马歇尔的拍卖竞价理论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在条件允许下，资源自由流动的结果必然会使得市场交换价值和商品生产价值相等。

边际效用属于个体范畴。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边际（效用）递减是一个普遍的经济规律，对此边际效用递减只是一种存在的个别经济现象，它不能被说成是普遍的经济现象，更不能总结为普遍的经济规律。在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现象中隐藏着深刻的经济规律或经济本质，而这些经济本质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的。

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企业生产函数时发现要素投入是边际递减的，然而这种要素投入边际递减的经济本质是各种要素的投入没有达到既定的技术比例的结果。

再比如说奥地利学派认为价值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庞巴维克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过：一个孤立地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农民，收获了5袋谷物，对于这5袋谷物，第一袋维持生命，第二袋保持强壮和精力，第三袋饲养家禽，第四袋造酒，第五袋喂鹦鹉。这些谷物的不同用途，其重要性是不同的。维持生命的第一袋最重要，农民的评价是10。保持健康的其次，是8。其余各袋的重要性依次递减，评价分别是6、4、1。在这种情况下一袋谷物的价值是多少呢？这个问题相当于在问，如果损失一袋谷物，农民的损失是多少？当然他会保持最重要的四种需要，而放弃鹦鹉，按照这一最不重要的效用，他会对他的每一袋谷物作出评价，因为对于每一袋谷物来讲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失去甲袋或是乙袋，对农民来讲都是一样的。

边际效用递减也只是表面现象，而且庞巴维克列举的上面这个例子还有偷换概念之嫌。庞巴维克认为各袋的重要性依次递减，这种依次递减性便是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然而庞巴维克列举的这5袋谷物分别属于不同层次需求，前两袋谷物我们一般认为是满足人体的基本生理需求，后三袋谷物我们可以认为是满足人的奢侈需求。马斯洛需求原理指出，人的需求满足次序是先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低层次的需求先被满足后，高层次的需求才会考虑被满足。因此庞巴维克的这个例子是把不同层次需求依次被满足这个基本原理看成是边际效用的递减。个人边际效用不可能单独决定市场交换价值，对于单一稳定的市场交换价值，富人能够买到第五袋，而穷人可能连第一袋都买不起。按照庞巴维克的看法，穷人的边际效用是要大于富人的边际效用，而市场交换价值是单一稳定的，这样的话市场交换价值岂不和个人边际效用大小无关？就同一需求层次来说，比如说都是满足基本生理需求，个人消费的谷物数量是稳定的，无论他购买力再强，他一般不会过多地消费也不会过少地消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然而庞巴维克硬是借用谷物的连续可分性，主观上把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分为维持生命保和持强壮和精力，以迎合他那边际效用递减的需要，这种分析方法我认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况且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消费品是不能连续可分的。比如说电视机，我们只需要一台，再多一台都没用。可见边际效用递减只是个别经济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把它看成是普遍的经济规律，并试图广泛的运用于各个经济领域，这是不合理的。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边际效用理论，在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了一个个主观效用函数，试图把消费者个人的主观心理活动数量化。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新古典建立的效用函数，无论其多么复杂，都只是个体概念，即都只是描述消费者个人的偏好，不同消费者主体之间的效用是不能比较和汇总的。不同消费者主体之间的效用也是无法衡量的，无法对它们进行加总得出“市场总效用”的，也不可能简单地把个人偏好汇总成为市场总偏好。除非新古典经济学能够把个人效用转化为个人交换价值再转化为市场价值，将所有商品的市场价值汇总后便是反映市场总偏好的市场总价值，若引入价值单位劳动因子，这个将所有商品以它们共同的价值单位汇总起来的市场总价值就是严格反映市场偏好的人类总劳动资源投入。因此，在个人效用（偏好）通过以个人交换价值转化为市场总价值为媒介进而反映出市场总效用（总偏好）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个人偏好形成市场偏好引导劳动资源投入的过程，就是市场偏好，引导市场生产的过程，就是市场需求决定市场供给的过程。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属于个体范畴，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无法互相比较，因此以效用理论建立起来的福利经济学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重大缺陷。阿罗不可能定理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阿罗遵从经济学研究集体决策（group decisionmaking）和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问题时的惯例，首先将个人投票视为每个独立个体根据自己的偏好程度给各种备选方案从大到小排序，个体的偏好排序满足下列要求：

1．完全性（completivity）：对任意一对备选方案x、y，一个人喜欢x胜于y、喜欢y胜于x和对两者同样喜欢这三种情况必有其一。

2．反身性（reflexivity）：任意一个备选方案至少和它自身一样好。或者说，从同样的偏好标准出发，一个人不能既喜欢又不喜欢同一个备选方案。

3．传递性（transivity）：如果一个人喜欢x胜于y，喜欢y胜于z，那么他应该喜欢x胜于z；而且只有当他喜欢x和y的程度相同，喜欢y和z的程度相同时，他才能同样程度地喜欢x和z。

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这三个要求相当合情合理，绝无过分之处。

阿罗进而将选举视为一种规则，它能够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偏好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即阿罗公理［Arrow＇s atoxism］）的要求：

1．所有投票人就备选方案所想到的任何一种次序关系都是实际可能的。

该公理表明：选民对候选人的任何一种排序都是允许的，也就是每一位选民可以完全按照各自的意愿挑选自己中意的候选人。

2．对任意一对备选方案x、y，如果对于任何投票人都有x≥y，根据选举规则就应该确定x≥y；而且当且仅当对所有投票人都有x＝y时，根据选举规则得到的最后结果才能取等号。

该公理表明：全体选民的一致愿望必须得到尊重，同时每个选民的意愿也不能受到随意的忽略，体现了选民的主权特性。

3．对任意一对备选方案x、y，如果在某次投票的结果中有x＞y，那么在另一次投票中，如果在每位投票人排序中x的位置保持不变或提前，则根据同样的选举规则得到的最终结果也应包括x＞y。

该公理表明：如果所有选民对某位候选人的喜欢程度相对于其他候选人来说没有降低，那么该候选人在选举结果中的位置不会变化。

4．如果在两次投票过程中，备选方案集合的子集中各元素的排序没有改变，那么在这两次选举的最终结果中，该子集内各元素的排列次序同样没有变化。

该公理表明：某一组候选人在选举结果中的相对位置不会受除他们以外的其他候选人选举地位变动的影响，反映了无关候选人的独立性。公理3和公理4结合在一起，说明候选人的选举成绩只取决于选民对他们作出的评价。

5．不存在这样的投票人，使得对于任意一对备选方案x、y，只要该投票人在选举中确定x＞y，选举规则就确定x＞y。

该公理表明：不存在能够仅凭个人意愿就决定选举结果的独裁者。

应该说这五个条件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有选举的最起码要求。然而通过引入决定性集合（decisive set，选民集合I的子集J称为候选人x、y的决定性集合，如果对于任何一次投票，只要（x＞y）i，i ∈J，选举规则就确定x＞y。由公理2可以推出这样的集合一定存在）和最小决定性集合概念以及相关引理的证明，阿罗令人惊讶地发现：在只有两名候选人的情况下，采用简单多数规则的选举能满足上述的五个条件的要求；但在超过三名候选人的情况下，满足前四个公理的选举规则竟然违反第五个公理（本来选举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作主，结果却整出来个一言九鼎的“独裁者”），因此不存在能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选举规则！这个结论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其确切表述如下：

当至少有三名候选人和两位选民时，不存在满足阿罗公理的选举规则。

阿罗还指出了多数规则的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在实际决策中往往导致循环投票。例如，假设有A、B、C三人针对x、y、z三种选择方案进行投票，其投票次序如下表：

表1　　投票悖论

投票者　对不同选择方案的偏好次序

　A　　　x　　　y　　　z

　B　　　y　　　z　　　x

　C　　　z　　　x　　　y

在得多数票获胜的规则下，每个人均按照他的偏好来投票。不难看出，大多数人是偏好x胜于y，同样大多数人也是偏好y胜于z。按照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偏好应当是可以传递的，即大多数人偏好x胜于z。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偏好z胜于x。

因此，以投票的多数规则来确定社会或集体的选择会产生循环的结果，这就好像一只狗在追自己的尾巴，会没完没了地循环下去。在这种循环的脆弱性中，多数规则并不能为任何一个大多数选择出一个绝对好的偏好来，其结果是没有一个选择方案能够获得多数票而被通过，这又被称作“投票悖论（the voting paradox）”。它对所有的公共选择问题都是一种固有的难题，所有的公共选择规则都难以避开这种两难境地。

不仅如此，在存在投票悖论的情况下，多数规则还会使一些策略性投票（例如，不投自己偏好的选票，或者通过操纵对各个选项的投票顺序）获益。

阿罗的研究结论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当社会所有成员的偏好为已知时，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从个人偏好次序得出社会偏好次序，不可能通过一定的程序准确地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从而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一种能保证效率、尊重个人偏好、并且不依赖程序（agenda）的多数规则的投票方案；符合前面五个最起码条件的公平、合理的选举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且其原因来源于选举本身，与具体社会政治生活中可能存在的消极因素无关。阿罗不可能定理一经问世，便对当时的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甚至招来上百篇批驳文章。事实上，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经受住了所有技术上的批评，其基本理论从来没有受到重大挑战。

正是由于个人之间的效用或偏好无法衡量和相互比较，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投票悖论和阿罗不可能定理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对相关经济理论的研究是建立在个人主观效用理论基础上，包括西方福利经济学，甚至是整个新古典经济学，全部都是有问题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能彻底解决投票悖论和阿罗不可能定理所表达出来的问题呢？有！那就是本书所提出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民主都被看成是一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形式，哪怕是49%的人也要服从51%的偏好，这对于那49%的人来说就是不公平。对整个社会来说，也不可能达到最佳配置状态，使得每个人的效用都达到最大化。更有甚者，当出现3个及其以上的备选对象和2个及其以上的投票人时，投票悖论就可能发生，传统意义上的民主程序在理论上也就可能失效。

比如说有3个投票人和2个备选方案，这2个备选方案我们可以假定为一个是种苹果，另一个是种香蕉。如果这3个人中有2个人偏好苹果，另一个偏好香蕉，按照民主投票程序的结果是3个人都种苹果。这样一来，另一个偏好香蕉的人就达不到其个人效用最大化了。如果有3个投票人和3个备选方案，假定为一个是种苹果，另一个是种香蕉，还有一个是种李子，3个人中一个偏好苹果，一个偏好香蕉，另一个偏好李子，投票结果是种苹果、香蕉、李子的票数一样多，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投票程序就会失效。

下面给出全民一致通过的理想状态下的民主制度形式。

先定义“责任和支出”。“责任和支出”是指投票人实际支付的可以计量的一种单位数量形式，它反映的是投票人为获得其效用最大化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比如说投票人无论是选择种苹果还是种香蕉，他们必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即他们实际支出的劳动因子数是多少，劳动因子数就是投票人应承担的某种形式的“责任和义务”。

再来定义“权利和收益”。“权利和收益”是指投票人因投票选择而能获得的可计量的、定量化的一种单位数量形式，它反映的是投票人获得的效用最大化的一种数量表现形式。比如说某投票人最终选择的是种苹果，显然种苹果是其效用最大化形式，而这种效用最大化形式必须要用一种单位数量形式表现出来，即为获得苹果他们愿意支付的最大劳动因子数是多少。“责任和支出”以及“权利和收益”，必须能够以同一单位标准被准确计量为关键性前提（“权利和收益”数量要大于或等于“责任和支出”数量）。

再回到上面那个例子中，三个投票人的“责任和支出”已知，为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生产价值；三个投票人的“权利和收益”已知，为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交换价值。假设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生产价值都能够满足至少种一种水果的规模效应，无论他是否从事种植该水果的专业劳动。那么各个投票人将根据其具体掌握的“责任和支出”数，即实际预算数投票选择，在“责任和支出”与“权利和收益”对等的前提下将能够实现理想状态下的民主，即全体一致通过且每个人效用获得最大化，这种投票程序是通过市场完成的。当然“责任和支出”与“权利和收益”对等并不是两者在数量上完全相等，实际上前者一般要大于后者，在个人存在消费者剩余的条件下（个人的交换价值与生产价值的差额），市场交换行为才可能发生，才可能实现理想状态下的民主。“责任和支出”与“权利和收益”对等是指每个投票人必须按照自己所有的“责任和支出”数进行投票选择其相应的“权利和收益”数，否则就是越权，就是侵犯别的投票人的利益，因为有人越权就必定有人被侵权。

当然，许多民主决策选项无法把相关的“责任和支出”与“权利和收益”定量化，这主要反映在制度方面。比如分配制度、税收制度、经济调控制度等等。制度设计要有专门的制度专家按照特定原则设计出来，这个原则有两个关键：一是如何保证总效用最大化以及制度成本最低；二是如何确定对各个利益集团分配的问题。如果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分配问题的制度形式，就可以把它当作某种相关的技术处理的过程，而不必把它当作民主选举的选题。

制度分配一直是各个利益集团的零和博弈，要想一致通过很难，除非满足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一个是在理想社会主义下，按照个人的劳动因子贡献程度分配；另一个是在完全利他思想盛行状况下，比如说人类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利他思想占统治地位，共同分配不是强迫的而是自愿的。这样的话制度分配就非常乐观了，也非常容易达成一致，甚至完全有可能出现按需分配的局面。

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主观效用函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研究消费者主观心理活动来研究市场需求关系。然而它却因此走了许多不必要的弯路。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一贯有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即消费者是理性的，他们总是能够根据自己的预算情况选择最为理想或效用最大的消费品集合。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热衷于建立这些主观消费函数来试图描述人们的主观消费心理活动，比如说建立一个效用函数来描述甲喜欢甜的食品不喜欢辣的食品。当然这个效用函数还要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如函数严格的凸性，为了数学分析的方便还只能是二元函数，两种商品除了要有替代关系而且还要边际递减，然后在构造甲的预算线的条件下，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求出甲的需求函数。如此别扭的主观效用分析过程无非就是要阐述消费者理性购买过程，即消费者是如何选购令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消费集合的过程。既然“经济人”已经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一个假定前提，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建立一个效用函数去研究这个理性购买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只需要知道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最终结果是甲喜欢甜的食品不喜欢辣的食品就足够了。因此主观效用函数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很容易出问题。比如说吉芬商品的出现，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函数存在着过于严格的假定，这也是方便其进行数学分析的需要，因此运用新古典的效用函数是无法解释吉芬商品现象的。

那么如何去研究消费者个人偏好甚至是市场总体偏好呢？如何研究市场需求关系呢？如何来解释吉芬商品现象呢？这要从研究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集开始。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集分为两种层次，一种是横向层次，包括生活必需品、中间品、奢侈品三个方面，在个人预算逐渐扩大的前提下，满足需求的次序是由优先满足生活必需品到最后才满足奢侈品的消费；横向层次的商品不具有排他性。另一种层次是纵向层次，即对每一个横向层次再划分为低档、中档、高档三个层次，在个人预算逐渐扩大的前提下，满足需求的次序是由低档向高档逐步满足，纵向层次的商品具有排他性。

在消费者预算不变的前提下，当消费集中商品价格上升时，必定会有部分消费者选择退出，于是静态市场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但是动态时间系列需求曲线则未必是向下倾斜的，它要视商品供给和总竞价人数的需求而定。当消费者预算收入增加时，纵向层次的商品需求次序是由低档向高档逐步满足，但是纵向层次的商品又具有排他性，因此就容易出现吉芬效应。个人消费集合既有共性也有异性特点。共性特点是指消费集合都反映人类共同的需要，比如说生理需求、非生理需求、奢侈需求等等。异性特点是指消费集合反映着个人特殊的偏好关系，例如满足人们保暖需求衣物有多种款式，它们分别满足有着不同偏好个体的需求。将反映所有消费者个人偏好的消费集合汇总，就是反映市场偏好的社会总产品，社会总产品的动态发展过程就是反映市场各个行业、部门甚至是各个产业的分布和动态发展过程。为什么产业发展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为什么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为什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会降低？为什么要优先发展生产价格需求弹性大的商品的产业？诸如此类问题都可以从个人消费集合的动态发展趋势，以及社会偏好引导社会生产中找到答案。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试图通过建立主观效用函数来研究市场需求问题显然是多余的。然而，新古典经济学非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把这种“效用函数分析法”作为一种标准范式，强行运用于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比如说研究市场供给时也给企业来一个主观效用函数形式——生产函数，甚至研究经济增长、研究经济周期也给我们来一个总体效用函数等等。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建立起来的效用函数主观性太强，甚至可以经常人为地修改和设定，因此其研究范式的科学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另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客观条件并不允许建立主观效用函数。例如企业的生产函数，在一个独立性质的企业中，资本和人工是无法互相替代的，除非它自己生产固定资产和原材料，就是不同专业性质的资本与资本之间、人工与人工之间也不能进行相互替代，因此新古典经济学试图建立一个连续型的主观生产函数是明摆着行不通的。但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要强行为之呢？笔者认为是为了追求漂亮的数理模型，为了追求统一的“效用函数分析法”经济研究范式。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为了追求漂亮的数理模型，以及为了追求统一的“效用函数分析法”经济研究范式而脱离客观实际来研究经济学的话，那么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很难称之为一门科学了。

二、均衡价格

与奥地利学派和杰文斯的效用价值论者不同，马歇尔是一个交换价值论侧重者，主张以价格代替价值。“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文明国家通常用黄金或白银作为货币，或是金银并用。我们不是用铅、锡、木材、谷物和其他东西来互相表示价值，而是首先用货币表示它们的价值，并称这样表示的每样东西的价值为价格。”^[9]

他还认为价值是在供求均衡时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共同决定的，边际效用和价值都是由供求的一般关系来决定的，当需求价格等于供给价格时，产量没有增加或减少的趋势，它处于均衡状态中。当供求均衡时，一个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量可以叫作均衡产量，它的售价可以叫作均衡价格。

马歇尔的价值论是一个“博采众长”的价值论，它包含了所有价值理论中的有效部分。在他的理论中，可以看到效用价值论的成分，尤其充分发挥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观点；而且劳动因素也可以在它的生产成本中体现出来；在价值决定方面采取了一种简单而实际的做法，由市场供求决定，从而回避了对“效用”、“价值”量化的难题，他用一种简便的权衡暂时解决了这一难题。

他曾指出：“价值。暂时用价格来代表一般购买力。任何东西的价格就可被作为它与一般物品比较时的交换价值的代表，或换句话说，作为它的一般购买力的代表。”^[10]

马歇尔的价值论广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所接受。马歇尔的价值论的最大进步之处在于他同时肯定了效用和生产费用对商品价值的影响作用，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在短期内效用对商品价值起主要影响作用，在长期内生产费用对价值起主要影响作用。而在他以前的价值论者就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还是由“劳动决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这一不可调和的分歧使价值论分成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

当然，马歇尔的价值论也存在重大缺陷，一是价值和价格不分，他把价值等同与价格。他没有办法理解价值和价格各自隐藏的深刻内涵，更没办法捕捉到资本主义市场价格中隐藏的制度性租金；二是他充分继承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片面观点，此后，诸如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报酬递减等边际概念成为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忠贞不二的真理，他们甚至不去思考一下这些边际现象后面深藏的重大经济本质而随意地运用于经济学的任何领域；三是把资本看成是和劳动相对等的独立生产要素，资本属于商品范畴，它是由劳动这个独立生产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创造出来的，不把资本还原成为劳动要素和自然资源要素，就无法研究社会化大生产体系，这也注定了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走得更远。尽管如此，马歇尔的价值论是比较接近于本书的价值论体系。

在本书的价值理论体系中要严格区分价值和价格，无论是价值还是价格都可分为生产价值（价格）和交换价值（价格）。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单位，例如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单位是劳动因子；生产价格和交换价格的统一单位是相应的货币单位。

在不考虑制度分配以及自然资源租金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不考虑价值和价格的区分。

生产价值是由特定技术条件决定的，是从生产者角度来考虑的，短期内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生产价值即以劳动因子计量的企业产品生产成本是稳定不变的，不存在成本普遍边际递增的情况。现实中出现的成本边际递增现象主要是由于在特定技术条件下各要素的投入偏离特定技术比例的结果。

市场交换价值是由消费者个人偏好以及他所拥有的预算通过市场竞价系统决定的，交换价值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的。如果不考虑制度、信息、自然资源租金等因素，且所有条件足以保证市场资源自由流动，那么在未达到市场均衡之前，商品始终按照其交换价值出售（不考虑价值与价格的区分），交换价值与生产价值的差额即形成的租金暂时由生产者获得。随着资源充分流动，当达到稳定的市场均衡时，交换价值与生产价值相等，这时商品最终按照其生产价值出售。

现在回到钻石与水那个经典的例子中来。按照斯密的原意，钻石和水都是大自然的恩赐，它们不具有生产价值，但是它们作为最终消费品都有交换价值，市场交换价值最终要通过竞价系统形成。因为钻石相对稀缺，水相对丰富，因此通过市场竞价，钻石的市场交换价值肯定要比水高；若是条件反过来，那么结果也会反过来。

现在再引入生产价值，假设钻石和水不是大自然的无偿恩赐，它们必须要经过市场生产过程才能获得，如果钻石的生产价值要高，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稳定状态之后，钻石的交换价值肯定要大于水的交换价值。若是条件反过来，那么结果也会反过来。

至于斯密所说的物品效用（物品使用价值），他认为水的效用大于钻石的效用，以及后来的边际效用学派认为的边际效用递减无非反映这么一个现实，即人的需求是优先满足低层次的，比如说水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求；然后才考虑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比如说钻石满足人的奢侈需求。因此斯密才会认为水的效用（使用价值）要大于钻石的效用（使用价值），但水的交换价值却小于钻石的交换价值。由此斯密认为钻石和水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存在着矛盾。在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任何一件商品都必须具备生产价值和交换价值，劳动和要素只能是生产要素，其本身不是商品。大自然恩赐的有交换价值但是没有生产价值的最终消费品，例如某人在野外意外发现一颗钻石，或是他纯粹依靠原始的自然生物链采集野果之类，都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研究的商品范畴只限于社会化大生产体系范围内。

接下来我们对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马歇尔局部均衡进行相关的评价。新古典完全竞争市场是指竞争充分而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一种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价格承担者。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作为众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经济单位的个别厂商或个别消费者，单个的销售量和购买量都只占很小的市场份额，其供应能力或购买能力对整个市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样，无论卖方还是买方都无法左右市场价格，即单个经济单位将不把价格作为决策变量，他们是价格接受者。所以每个厂商视价格为给定的。同样，每个消费者的购买量占行业产量的比重也充分的小，以至于他或她对价格没有影响，因此他们也将价格视为给定的。显然，在交换者众多的市场上，若某厂商要价过高，顾客可以从别的厂商购买商品和劳务；同样，如果某顾客压价太低，厂商可以拒绝出售给顾客而不怕没有别的顾客光临。

2．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这里的产品同质不仅指商品之间的质量、性能等无差别，还包括在销售条件、装潢等方面是相同的。因为产品是相同的，对于购买商品的消费者来说哪一个厂商生产的产品并不重要，他们没有理由偏爱某一厂商的产品，也不会为得到某一厂商的产品而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同样对于厂商来说，没有任何一家厂商拥有市场优势，他们将以可能的市场价格出售自己产品。产品同质性的假定保证了单一市场价格的存在，这样使市场供求的分析变得有意义．

3．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即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在各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劳动可以随时从一个岗位转移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资本可以自由地进入或撤出某一行业。资源的自由流动使得厂商总是能够及时地向获利的行业运动，及时退出亏损的行业，这样，效率较高的企业可以吸引大量的投入，缺乏效率的企业会被市场淘汰。资源的流动是促使市场实现均衡的重要条件。

4．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市场中的每一个卖者和买者都掌握与自己决策、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全部信息，这一条件保证了消费者不可能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生产者也不可能以高于现行价格出卖。每一个经济行为主体都可以根据所掌握的完全信息，确定自己最优购买量或最优生产量，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显然，理论分析上所假设的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在现实的经济中没有一个市场真正具有以上四个条件，通常只是将某些农产品市场看成是比较接近的完全竞争市场类型。但是完全竞争市场作为一个理想经济模型，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一些基本原理，解释或预测现实经济中厂商和消费者的行为。

以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四个经典假设。我们先看第一个，即对于单个企业来说，dp/dq＝0，其中p为企业产品价格，q为企业产品产量；倘若dp/dq≠0，则不符合完全竞争假设，这时新古典经济学一般认为是垄断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必要条件，单个企业的市场需求曲线本身与市场是否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无关。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其研究范式的方便而主观设定的在市场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个特殊个例。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拥有很强的潜在生产能力，它们往往只需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把它们的产能提高到数倍以上，前提是只要它们能够赢利。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的是向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但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它们都处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

在静态分析下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一般是向下倾斜的，但是若在动态时间系列分析下，我们就要考虑那些随着时间变动而变化的因素。例如企业的产能变化或企业产品的供给能力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包括潜在消费者人数的增减以及他们的收入变化等等因素，因此在动态时间系列分析下，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向下、水平、向上都有可能。也就是说dp/dq＞0，dp/dq＝0，dp/dq﹤0，都存在着可能性。

为什么要提出一个动态时间系列分析方法呢？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短期局部均衡分析中所提及的对边际成本变动分析其本身就是动态分析法。既然单个企业的供给曲线是动态分析法，那么单个企业的市场需求曲线也必须和它相匹配，不能继续用静态分析法。分析企业所在的行业是否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不是看它们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否水平，而是看资源能否无限制、无代价、迅速流入和流出该行业。例如，当一个行业处于自然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假设由于规模效益的限制，这个行业只允许有一家企业的存在，那么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所说的自然垄断。

很显然，在自然垄断下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严格向下倾斜的，dp/dq﹤0，符合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垄断市场结构的定义。但是，如果假设资源能够无限制、无代价、迅速流入和流出该行业，那么一旦该企业定价过高，且由此获得的利润率高于一般的市场利润率时，就会引起其他企业的介入。假设其他企业能够无限制、无代价、迅速进入该行业，该企业就不敢贸然提价，迫于竞争压力它只能将价格定在其刚好能获得一般的市场利润率的水平上。因此即便一个行业只有一家企业存在，它仍然属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也就是“可竞争理论”的基本原理所在。

当然，自然垄断之所以普遍存在，是因为由于技术、资金和专用资产的限制，使得企业的进入不可能是无代价的。如果能有效打破上述条件的限制，就能成功实现自然垄断市场结构的完全自由竞争化。沿用上面这个例子并假设在国外存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相同类型的企业，政府完全可以采用以零进口关税的方法进口国外企业产品的威胁手段来迫使其国内自然垄断企业不敢实施垄断定价，这也只是一个特例。事实上许多自然垄断行业的产品具有不可转移性，也就是说只能在本地生产，本地使用。比如说电信业务中的固定电话业务、有线宽带业务等等，但是无线电话业务应该属于可转移性产品。

我们来看第二个假设条件：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产品同质性的假定无非是为了保证单一市场价格的存在，无非是为了使新古典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显得更为方便。因此这个假设条件是在完全市场竞争结构下的一个特定的假设，而不是完全市场竞争结构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差异性产品的存在是市场的普遍现象，由于行业内每个企业的技术创新性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并以此来迎合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有的企业甚至可以轻易定高额垄断价格来获取垄断收益。由于技术垄断的存在，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受到限制，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产品差异化是引起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失效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不存在技术垄断，资源的流动性不会受到限制，那么产品无论多么差异化，都不会影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第三个假设条件：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即所有的资源都可以在各行业之间自由流动。劳动可以随时从一个岗位转移到另一个岗位，或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这才是完全竞争假设的关键所在。注意这里的资源流动包括两方面因素：一个是劳动要素，一个是资本商品。劳动要素自由流动的最终结果是等劳动因子要获得相等的收入，即要分配到相同的消费品。资本商品自由流动的结果是等量资本要获得等量利润，等量资本要分配到等量租金。劳动要素不要和资本商品混为一谈，尽管后者是前者创造的。资本商品本质上是最终消费品而不是机器、厂房等中间商品。所谓资本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家把最终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要素的一个过程，当然这种分配过程不是等价分配过程，资本家是要获得租金的，即资本家凭借其对资本商品的所有权通过不等价分配行为获取剩余消费品。资本家获取租金的大小完全依赖于其拥有的资本量大小。因此，等量资本要获取等量利润。在分析资本雇佣劳动时必须要用动态时间系列分析方法，也就是要按照一个个的生产周期来分析，资本家上一个生产周期中获得的租金将转化为下一个生产周期中新的资本，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积累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结果。但是资本商品的积累必须要严格与劳动要素的增长相匹配，因为工人所获得的实际工资一般情况下是稳定不变的，也就是说每提供给市场一个劳动因子，市场因此所需要分配的资本商品（最终消费品）是稳定不变的。当这种匹配原则被打破时，市场危机就会立刻显现出来。例如，如果资本商品相对于劳动因子来说过多，就会引起马克思所说的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大量的资本商品积压卖不出去，这也就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最大动因；如果资本商品相对于劳动因子来说过少，那么市场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当资本商品与劳动因子的供给相匹配时，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发展到最佳状态。

第四个假设条件：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市场中的每一个卖者和买者都掌握与自己决策、与市场交易相关的全部信息。如果信息不完全，就会出现有的资本凭借其信息优势获得相对较高的利润，也会出现有的劳动要素凭借其信息优势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注意，市场分配一般是零和博弈，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和博弈，有人多分了点，必然是有人少分了点，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容易因此而产生信息租金，出现劳动要素和资本商品不平等的市场分配。所以信息完全是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假设的一个必要条件之一。

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市场竞争的四个假设条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前面两个条件并不是完全市场竞争假设成立的必要条件，它们只是为方便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需要而附加设立的。

下面笔者给出完全市场竞争的一般假设条件。市场是否处在完全自由竞争状态下关键在于：劳动要素和资本商品能否无限制地、无代价地、迅速地在市场上流动；自然资源要素、劳动要素和资本商品能否平等的获取它们的租金、收入和利润，即市场不存在对同种资源的收入分配的歧视行为。为实现上述条件，市场必须能够做到：信息完全，不存在制度干预，技术实现市场共享，不存在资本、人才等专用性问题等等一切限制资源自由流动和平等获利的因素。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单个资本在追逐最大化利润的过程中，必然实现所有资本最终获得一致利润的博弈均衡结果，单个劳动要素在追逐最大化收入的过程中，必然实现所有劳动要素最终获得一致收入的博弈均衡结果；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完全竞争仅仅考虑市场对同种资源的收入分配不存在歧视行为，而不去考虑市场对不同种资源之间分配的不平等现象。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分配的不公平性，资本和自然资源都是对劳动资源收入的剥削，工人永远是负租金获得者。这种制度性分配的不一致性要到社会主义社会（按照劳动因子的贡献程度分配）和共产主义社会（以利他形式的分配为主）才能得到圆满解决。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只需要同种资源之间分配不存在歧视行为就行，等量资本等量利润，等量劳动等量收入，同等质量的土地获等量地租。

三、生产成本

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对单个企业的成本曲线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一个表象的认识上。

在认识新古典经济学有关成本的研究范式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说清楚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这三个概念。

所谓成本，是指生产活动中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格。成本通常包括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平均成本是指单位产品的成本，它等于一定产量水平上的平均固定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的总和。边际成本是指增加一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成本。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短期内，固定成本是不变的。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产量的增加只会增加变动成本，不会增加固定成本。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产量增加时，每单位产品分摊到的固定成本（因而也是总成本）会变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扩大生产规模会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原因。这时候就表现为边际成本曲线下降。但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奉行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随着劳动要素投入的增加，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劳动越来越多，投入单位的劳动要素所能生产出来的产量越来越少，于是边际成本又会逐步增加。当边际成本仍然小于平均成本，总平均成本仍然是递减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两者相等为止。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素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权威式的经济定理，因此随着产量的逐步增加，产品的边际成本有无限递增的趋势。新古典貌似天衣无缝的成本理论，实际上显得过于肤浅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企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企业生产的规模效益是指当企业达到一定生产规模以后，产品的生产成本会降得很低，从而容易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企业为什么会产生规模效益，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简单地认为固定资产的成本是一定要支付的，无论企业是否生产产品，比如说固定资产容易受到自然腐蚀，无论其是否使用都要对它计提折旧，在一定范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就会产生规模效益。

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认识仅仅是停留在表象上，它根本没有把握住规模经济的本质所在。企业之所以能达到规模经济，其本质在于企业投入的各种专业固定资本和专业技术劳动都达到了最佳技术比例。当有固定资产处在闲置状态时，随着劳动要素的不断投入，企业边际成本会逐渐降低（假设闲置的固定资产仍然要计提固定成本），当劳动要素与固定资本达到最佳技术比例时，边际成本达到最低；随着劳动要素的不断增加，最佳技术比例被打破，于是边际成本又将逐渐增加，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要素投入报酬边际递减规律。

现在我们反过来分析，假设企业现有一批工人，无论企业是否生产都必须支付一部分基本工资以满足工人们的生活需要，这部分是固定成本。现在企业为生产需要购入固定资产（比如说机床）逐步投入使用，随着固定资产要素的不断投入，企业边际成本会逐渐降低，当固定资本与劳动要素达到最佳技术比例时，边际成本将达到最低；随着固定资本要素的不断增加，最佳技术比例被打破，于是边际成本又将逐渐增加，这同样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要素投入报酬边际递减规律。当最佳技术比例被打破时，必然有一种要素投入是完全被浪费了（各种要素之间不能随意相互替代），企业的产量也只取决于投入相对较少的那种要素，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短边原则”。这时企业所要做的要么增加投入相对较少的那种要素，要么减少投入相对较多的那种要素，只有继续维持最佳要素投入技术比例，企业才能保持高效率生产。现实中企业正是这么做的，企业在生产特定产品时生产车间里各种固定资产、各个专业工人都有他们的定额工时或标准标准，在任何时候他们都要保持比例化生产。

可见要素投入的报酬边际递减规律只是停留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观想象中，在现实中一旦出现所谓的要素投入的报酬边际递减现象，一旦出现机器工时和人工工时标准出现异常情况时，企业生产车间的成本核算统计员马上就能够发现，并可及时进行相应地调整，使得生产重新回到最佳技术比例上。

如果要我因此给出企业生产函数的话，那么就是：Y＝min（k1，k2，…kn；L1，L2，…Ln），其中K代表各种专业形式的固定资本；L代表各种专业形式的劳动要素。这种生产函数实际上就是里昂茨夫生产函数。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企业最佳生产技术比例是不变的，如果从把产品进行劳动还原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件企业产品的生产价值也是稳定不变的；只要技术条件不变，从事生产任何一件最终消费品的各个生产单元也要保持最佳比例化生产。这也就是社会化生产是比例化生产的原因。

在短期均衡中，新古典经济学人为的假定固定资产要素不能增加，而劳动要素可以迅速地且无限地增加，在产品市场价格给定的前提下，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最后一个产品的成本要等于给定的产品市场价格，为此，企业必将以过多的劳动要素投入为代价生产一大批“高成本”的产品，这样势必会造成大量劳动要素的浪费。然而，这种状况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种状况也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自我想象罢了。当一台机床（固定资本）和劳动要素达到最佳技术比例配置时（假设产量为10件），这时边际成本也达到了最低。假设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法算出市场的需求量为20件，即当这台机床的产量为第20件时其成本正好等于给定的市场价格。我们现在来看看这20件产品的总成本，由于劳动要素报酬的边际递减，后面10件产品的总成本肯定远远大于前面10件产品的总成本，如果你是这家企业的工程师，你会怎么做？对！我相信你们肯定会用两台机床生产出20件产品。由于在这种状况下，各种要素之间的配置达到最佳技术比例，用两台机床生产出来的20件产品的总成本必定要远远小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用一台机床生产出来的20件产品的总成本。还好！没有让这批新古典经济学家去管理生产！

在企业的日常生产管理活动中，工程技术人员与企业管理人员早已设计出各种要素投入的最佳技术比例，为此他们投入的固定资本要素常常是一批批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分批生产，一个大型的企业在短期内投入几百台类似机床一样的固定资本是很平常的事，但是由于实施了最佳要素比例的配置，每一台机床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都是最低的，在分批生产且技术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边际成本的曲线必然是一条水平线！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比如说要素价格水平始终不变，企业无论生产多少产品，其产品单位成本一定是保持稳定不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在私有制度下土地分成租佃与收取固定租金租佃制度的有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农民利用土地生产完全符合上面说的“分批生产”规律，农民知道最佳技术比例的资源配置情况，比如说每一亩地要投入多少劳动量，如果投入过多，就会造成劳动要素的浪费；如果投入过少，就会造成土地要素的荒废。因此在“分批生产”的规律下，农民投入的劳动要素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那样边际报酬递减，农民劳动要素投入的成本收益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在劳动要素边际报酬递减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家得出来的结论是土地分成租佃存在着资源配置无效率的现象，收取固定租金租佃制度和土地所有者自耕土地是有效率的。而我认为，无论是土地分成租佃制度，收取固定租金租佃制度，还是土地所有者自耕土地，它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当要素价格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产品成本曲线是一条水平线，这也是我们在静态分析下得出的结果。现在我们用动态分析来看看当要素价格水平发生变化时企业边际成本曲线的相应变化情况。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在短期内，市场需求急剧扩大，于是企业必然要扩大产能以使其收益最大化。这时由于该企业的上游企业（要素供应商）的产能暂时还来不及扩大，因此要素价格必然急剧上涨，企业的边际成本价格在动态分析下必然也是逐步上扬。这里要注意，以劳动因子核算的产品成本价值与以货币核算的产品成本价格是不一样的，前者在企业生产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是稳定不变的，它反映的是企业特定的生产技术关系；后者在市场供求关系不变的前提下是稳定不变的，它反映的市场特定的供求关系。当然若从长期的角度来讲，产品价格会趋于稳定，稳定的产品价格反映的是市场分配关系。因此在动态分析法下，企业边际成本价格曲线在短期供求变化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向上倾斜的，就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那样。但是在长期，要素价格水平会保持稳定。于是只要技术条件不变，企业边际成本价格曲线仍然是一条水平线。如果把企业技术条件视为变量，比如说技术进步，那么无论企业边际成本价值曲线还是企业边际成本价格曲线一般都是向下倾斜的。在动态分析下，单个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是有可能向上、水平和向下的。这样一来，在短期中，单个企业的需求价格曲线和边际成本价格曲线有可能出现无法相交的情况，有可能出现企业无法求出利润极值的情况。比如说单个企业面临的市场价格需求曲线是急剧向上倾斜的，但是它面临的要素价格曲线向上倾斜斜率要低于价格需求曲线，那么价格需求曲线和要素价格曲线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交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以利润最大化来研究市场单个企业经济活动的思路，我认为不具备一般性的代表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自以为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法是最为完备的经济学定理，事实上就边际成本定价法本身而言，它至今为止从来没有遇到像样点的挑战，从它诞生到现在，几乎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但是，我们认真思考一下，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如果在市场所有单个企业都按照边际定价法获取了最大利润后，新古典经济学如何去保证等量资本等量利润这个前提条件的成立？即便所有企业都获取了最大的利润，但是不能保证它们的资本利润率是一样的。实际上当某个企业达到最大利润后，如果它的资本利润率仍然高于市场均衡利润率，我们暂且假定市场均衡利润率为银行贷款利率，那么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均衡状态并没有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因为在完全竞争下会有别的企业贷款进入该行业，或该企业会继续向银行贷款扩大产能。只要贷入资本所能够获得的利润率继续大于银行贷款利率，资本就会持续流入该企业所在的行业。那么最后市场博弈的纳什均衡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呢？对！就是每个企业所有的资本都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获取利润，并且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成本定价法又在什么条件下成立呢？只能在存在垄断的条件下成立。也就是说当该企业在产品市场价格给定的前提下，明确知晓没有别的企业能够进入该行业了，于是它可以心安理得地按照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定价法来确定自己的产量以使其垄断利润最大化，当然有一个前提是该企业要知道自己的边际成本。

所以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垄断条件下，比如说研究寡头垄断下的古诺模型、斯塔克博格模型、伯特兰德模型以及卡特尔寡头窜谋模型等所用到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定价方法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允许资源自由流动的完全竞争条件下，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定价来确定企业产量的就明显地存在着问题。在完全竞争前提下，市场上每一个企业都知道最终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于是它们索性都按照市场均衡利润率进行成本加成定价，当实际得到的利润率高于市场均衡利润率时，它们就会扩大产量；反之，它们就会减少产量。

经验表明，企业往往都有一个预期利润率。产品定价也是按照成本加成来进行的。企业因此获得的预期利润既要保证企业投资的需要，又要保证企业主消费的需要。当企业实际获得的利润率高于预期利润率时，企业就会扩大生产；反之，就会缩小生产，甚至是退出生产领域。同样道理，专业工人也会有一个预期消费品收入，当工人实际获得的收入低于其预期收入时，一部分工人会选择离开（假设不考虑劳动的专用性），直到两者相等；反之，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加入到该生产领域。因此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对以后的市场模型构建和产品生产价格的确定，就是按照等量资本等量利润、等量劳动因子等量收入来确定的。

四、生产函数

为研究单个企业生产，新古典经济学特别为单个企业构造一个主观生产函数，这个主观生产函数只不过是新古典在研究消费偏好时发明的主观效用函数的翻版。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成是一个个的“主体”，并为每个“主体”设计一个主观生产效用函数。这些所谓的主观生产效用函数同样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想象的产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以为借用主观消费函数的研究范式来继续研究企业的生产理论能够做到天衣无缝，他们哪晓得落了个生搬硬套的结局。

我们知道，要建立连续型二元效用函数，两种变量必须能够互相替代。他们在建立反映消费者偏好的主观效用函数时就已经严格假定了两种消费品能够相互替代。这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比如一个人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可以选择是吃的好一点还是穿的好一点，因此建立起来的主观效用函数的连续性也可以勉强说得过去的。但是现实中，单个企业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无论如何是不能随意替代的，除非它生产所需要的一切固定资本包括厂房和机器等等以及它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全部都可以通过自己手工劳动生产出来，要不就是它能够在市场上随意买到任何比例搭配形式的资本和劳动要素。比如说它可以在市场上选择100单位的固定资本同时为生产需要配备100单位的劳动要素；可以在市场上选择120单位的固定资本同时为生产需要配备90单位的劳动要素……，就像效用函数两种消费品能够互相替代那样。为此市场必须能够提供价格比如说是100元到10000元各种连续型号的类似机床等固定资产，然后企业也必须有足够的生产技术能力为每一种类型的固定资产配备相应的劳动要素。

现在请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去拜访一下任意一家生产企业，去问一下上述两种条件之一是否能够被符合。任何一个企业都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生产单元，只要存在社会分工，各种要素之间就不能随意互相替代。举个例子，10个人要用10把铁锹去种树，每个人只和一把铁锹搭配才能种树，10个人9把铁锹以及9个人10把铁锹都存在要素浪费。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家可以建立连续型生产函数：1．这10把铁锹可以先由这10个人生产出来；2．市场上有连续类型的铁锹卖，有10把铁锹需配备10个人的，有11把铁锹配备8个人的，有20把铁锹配备4个人的……。经验表明，在一般情况下，上述两个条件在企业中都不存在。

由于企业各个生产要素之间不能随意替代，因此企业的生产函数只能是里昂茨夫生产函数，企业各个生产要素只可能按照最佳技术比例生产。既然企业生产函数是非连续的，那么所谓的边际要素生产力、边际要素替代率都是不存在的，它们只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主观想象当中。所谓的利润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工资是由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再讨论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函数同样有问题。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把资本看成是并列于劳动的独立生产要素，资本要素在经过生产过程以后要获得“利润”，就像劳动要素在经过生产过程以后要获得工资一样。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一阶成本函数表述为：C ＝kr＋wL，其中C为产品成本，k为投入使用的资本要素，r为资本利润率，w为工资率，L为投入生产的劳动要素。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租金也就被看成资本这一独立要素的合理收入了，无怪乎有人猛烈抨击新古典经济学家在有意抹杀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事实。

无论新古典经济学家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有一点他们是必须要面对的，那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与管理实践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和不一致。

我们就以会计核算为例。在会计核算中，资产既包括固定资本（k），也包括工资（L），在核算资本利润率时，资本概念包括固定资本（k）和工资（L）。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函数中，核算资本利润率时仅仅考虑到固定资本（k），此为其一。在成本核算中，会计上是以原材料费用、人工费用、制造费用计算产品成本的；如果用成本函数表示就应该表示为：C＝kr＋mR＋wL，其中C为产品成本，k为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当期耗费或折旧，r为固定资产的购买价格，m为当期消耗的原材料数量，R为原材料购买价格，w为工资率，L为当期投入生产的劳动要素。会计上的成本函数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函数明显具有本质的不同。而用本书的劳动因子理论得出的成本函数是与会计上的成本函数相一致的。L是本期生产单元投入的劳动量，k和m均为从上一个生产单元购买的仅仅计入本期产品消耗的固定资产和原材料。若不考虑制度租金，按照一定的生产逆程序进行彻底的劳动还原，我们就能轻易得出最终消费品及其所有中间产品的劳动因子成本。

五、一般均衡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整个新古典理论体系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一般均衡理论指出，在任意给定市场商品禀赋的条件下，在不受任何外力干扰的情况下，至少存在着一个均衡价格体系，使得整个市场出现出清现象，即整个市场达到供求平衡。新古典经济学自认为这是对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的精确表述。在研究一般均衡理论之前，我们还是先看看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埃奇沃斯盒装图运用的简单表述。埃奇沃斯盒装图，名字取自英国数理经济学家埃奇沃斯（Francis Y．Edgeworth）（1845－1926），是一种图示方法，用来解释两个经济主体如何在自愿交易中获利。如图所示。

埃奇沃斯盒装图

图中，盒子的水平长度表示整个经济中第一种产品X的数量，垂直高度表示第二种产品Y的数量。OA为第一个消费者A的原点，OB为第二个消费者B的原点。

从OA水平向右测量消费者A对第一种商品X的消费量XA，垂直向上测量他对第二种商品Y的消费量YA；从OB水平向左测量消费者B对第一种商品X的消费量XB，垂直向下测量他对第二种商品Y的消费量YB。

现在考虑盒中的任意一点，如a。A对应于消费者A的消费量（XA，YA）和消费者B的消费量（XB，YB）。下式成立：

换句话说，盒中任意一点确定了一套数量，表示每一个消费者对每一种商品的消费，且满足上式。现在的问题是，在盒中的全部可能的产品分配状态之中，哪一些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呢？为了分析这一点，需要在盒中加入消费者偏好的信息，即加入每个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

结论：在交换的盒状图中任意一点，如果它处在消费者A和B的两条无差异曲线的交点上，就不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总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即总可以改变该状态，使至少有一个人的状态变好，并没有人的状态变坏。在交换的盒状图中，任意一点，如果它处在消费者A和B的两条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并称之为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余地，即任何改变都不能使至少有一个人的状态变好，而没有人的状态变坏。

交换的契约曲线（效率曲线）：由所有无差异曲线的切点的轨迹构成的曲线VV′。它表示两种产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的所有最优分配（即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集合。不能说VV′上的任何点比曲线上的其他点要更好一些。只能说，给定任何不在曲线VV′曲线上的点，总存在比它更好的点，而这些点在VV′上。

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MRSAXY＝MRSBXY。实际生活中，我们更常见的情况是帕累托改善，即是指在不影响其他人效用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效用。因为实际上我们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它实际上是帕累托改善不断完成的理论结果。帕累托改善分成两种情况，系统中的每一个人的状况都得到改善的情况称为强帕累托改善，一部分人改善而另一部分人的状况没有改变的情况称为弱帕累托改善。与帕累托改善的概念相似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卡尔多改善，它是指使得一部分人得到改善的程度大于另一部分人受到损害的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使得系统内的总效用得到增加^[11]。

消费者的主观效用，无论是基数效用还是序数效用，都只能在单个消费主体内部进行比较，而不能在不同消费主体之间进行比较，因为消费者主观效用是不能衡量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却利用埃奇沃斯方盒似乎成功地比较了两个不同消费主体的主观效用，尽管是用序数效用以及无差异效用曲线对两个不同消费主体进行比较。

说实话，这起初确实让笔者吃了一惊。但是再认真思考了一下，就发现其中的巧妙之处。埃奇沃斯方盒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它无非是把两个不同消费主体在一定预算下的理性消费选择行为巧妙地合并到一起进行分析而已。当然这里有一个较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两个不同消费主体在互相交换他们商品禀赋中不断寻求各自主观效用的最大化。准确一点说，就是通过交换改变、调整或重新选择他们各自的预算线以达到他们主观效用的最大化。埃奇沃斯方盒图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由两套坐标组成，一套是以左下角的OA为第一个消费者A的坐标原点，XA、YA分别表示相应的X和Y坐标轴；另一套是以右上角的OB为第二个消费者B的坐标原点，XB、YB分别表示相应的X和Y坐标轴。要把两个本身不同的坐标轴合并起来的话，至少要能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各个坐标轴的单位要一致，这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两个消费者不同的商品禀赋可以用统一的货币价格单位表示；二是两个坐标轴中各自的无差异曲线所反映的单位要一致，这一点问题就大了，因为不同消费个体之间的主观效用是无法相互比较和衡量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凭什么把它们放到一起分析？不仅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还要想尽办法让它们相切以实现所谓的帕累托最优。

但是细想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直接比较两个不同消费主体的主观效用，而是通过对不同消费主体的理性选择分析，即他们各自的预算线要分别与他们无差异曲线相切以实现其主观效用最大化，并且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要保证供求平衡，要保证供求平衡就意味着只能存在一个共同的点，预算线要与分别两条无差异曲线同时相切于这一点。若两条无差异曲线与共同的预算线相切于两个不同的点，就意味着可能仅仅符合瓦尔拉斯需求而不符合瓦尔拉斯均衡条件。因此两条无差异曲线相切于一点并不是为了直接比较两个不同消费主体的主观效用，而是消费主体为了理性选择和为了达到供求均衡的结果。由于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是两条无差异曲线不能相离，也不能相交，只能相切于一点，那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单个消费主体的理性选择行为，当消费主体达到效用最大化时，其预算线必然要与其无差异曲线相切，这一点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都承认的。现在的情况是，当实现帕累托最优时也就同时意味着两个不同的消费主体同时达到各自的主观效用最大化，对于消费主体A来说，其预算线必定要经过埃奇沃斯方盒矩阵的右下坐标轴上的P1X那个点（因为消费主体A的总预算为P1X），其中P1为第一种产品的价格，X为第一种产品的数量，因为盒子的水平长度表示整个经济中第一种产品的数量X，消费主体A的初始商品禀赋收入在右下坐标轴上的P1X那个点上；同样道理，对于消费主体B来说，其预算线必定要经过埃奇沃斯方盒矩阵的左上坐标轴上的P2Y那个点（因为消费主体B的总预算为P2Y），其中P2为第二种产品的价格，Y为第二种产品的数量，因为盒子的垂直高度表示第二种产品的数量Y，消费主体B的初始商品禀赋收入在左上坐标轴上的P2Y那个点。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来了，既然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两条无差异曲线和两个消费主体的两条预算线必须都相切为一点，那么只存在一种可能性，即这两条消费主体的两条预算线必须重合，且由P1X 和P2Y两个点共同确定。否则若这两条消费主体的两条预算线不重合，它们分别与各自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点就不会重合，这就意味着无法达到供求平衡了。

我们来看看在埃奇沃斯方盒条件下要达到一般均衡的条件，两条无差异曲线和共同的预算线三者同时要相切于一点，这就要求要具备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比如对效用函数，甚至有可能对初始禀赋都有相应的条件限制。如果阿罗和德布鲁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一般均衡数学证明是对的，那么在埃奇沃斯方盒内必然有一点能达到一般均衡，也就必然有一点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反之，若在相关的假设条件下，若存在着反例，即在埃奇沃斯方盒内找不到这一点，使得两条无差异曲线和共同的预算线三者同时相切于这一点，那么一般均衡的存在的数学证明就值得好好推敲一下了。

然而，上面的分析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的非科学性。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瓦尔拉斯认为，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他还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费品的总收入必将相等。瓦尔拉斯第一个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式并试图解决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除此之外，他还对一般均衡的唯一性、稳定性及最优性等问题作过探索。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是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路线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首先撇开生产、资本积累和货币流通等复杂因素，集中考察所谓交换的一般均衡。在解决了交换的一般均衡之后，他加入更现实一些假定——商品是生产出来的，从而讨论了生产以及交换的一般均衡。但是，生产的一般均衡仍然不够“一般”，它只考虑了消费品的生产而忽略了资本品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瓦尔拉斯进一步提出其关于“资本积累”的第三个一般均衡。他的最后一个模型是“货币和流通理论”，考虑了货币交换和货币窖藏的作用，从而把一般均衡理论从实物经济推广到了货币经济。

经济学家利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在相当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下证明：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这些假设条件有：任何厂商都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每一种商品的生产至少必须使用一种原始生产要素；任何消费者所提供的原始生产要素都不得大于它的初始存量；每个消费者都可以提供所有的原始生产要素；每个消费者的序数效用函数都是连续的；消费者的欲望是无限的；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等等。总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一般均衡体系就有均衡存在。

一般均衡是否存在非常重要，如果不存在，那么各种追求均衡的努力就应该早早的放弃；如果存在，那么追求均衡是有意义的，从而，寻找均衡存在的各种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以各种政策措施去促成这些条件实现的工作，也会具有合理的意义。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更重要的是，一般竞争性均衡的存在，表明在任意给定的禀赋商品条件下，市场总会出现一个均衡价格体系使得整个市场达到供需均衡，即仅靠价格的变化或仅靠市场的调节就能让市场保持出清状态。既然在不受外力的干扰下，市场能够自动达到最佳均衡状态，且每个市场交换主体也因此都达到了效用最大化状态。那么政府的过多干预不但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还是有害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思想正是由此而来的。非但如此，新古典经济学还认为这是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利益最佳化思想的良好体现。

但是我认为所谓的新古典一般竞争性均衡体系又是仅仅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头脑想象之中，它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新古典一般竞争性均衡体系所反映的经济思想是什么？是在复活供给决定需求的萨伊定律，给定任意的商品禀赋，以及市场生产出任意种类的商品，通过交换，通过市场价格的调节，消费者最终都能达到效用最大化，供给自动能满足市场需求。

商品的生产价值是一个客观的量，若不考虑制度、技术、信息、自然资源等因素分配关系，在理想条件下，商品在市场上会实施等价交换原则。商品在市场上价格再低，它也会有一个底线，即商品的生产价值，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商品的生产成本。当市场价格低于商品的成本价格时，该种商品就会停止向市场供应，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却视而不见，在他们眼里，所有的商品禀赋都是无代价获得的，仿佛就是上帝的恩赐。因此商品禀赋的市场价格在交换中可以任意的调节，甚至可以接近于零。这也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主观畅想罢了。如果考虑到商品的生产成本约束条件，那么新古典一般竞争均衡在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存在。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就考虑到了商品成本，并明确指出长期均衡是由产品的生产成本决定的。由于马歇尔考虑到了商品的生产成本，因此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必然与新古典一般竞争均衡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两种均衡体系是根本对立的。

下面笔者用反证法来证明两种均衡模式不能共存。假设两种均衡模式都存在，由于瓦尔拉斯均衡是在任意给定商品禀赋条件下市场最终会自动出现一个均衡价格体系，使得所有市场主体主观效用最大。因此我们不妨可以把这个均衡价格体系称为市场需求价格体系。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这个市场需求价格体系可以通过初始禀赋和市场主体主观效用函数直接得到。用公式表示就是：P0＝f（u，e）。其中P0为市场需求价格向量，u为各个市场主体主观效用函数，为市场初始禀赋。我们再来看看马歇尔均衡：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价格向量与产品数量的关系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法确定。用公式表示就是P1＝mc（q）。其中P1为完全竞争下给定的市场需求价格，mc （q）为各个市场生产主体的边际成本函数，q为市场生产主体提供给市场的产量即供给量。如果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话，那么P0＝P1。但是由于各个市场主体主观效用函数u和市场生产主体的边际成本函数mc（q）是不同的两种类型函数，它们之间甚至没有可比性，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市场初始禀赋e和为市场生产主体提供给市场的产量即供给量q是不可能相等的。如果把市场初始禀赋e看成是市场需求量的话，那么市场供需就不会相等，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两种静态均衡体系瓦尔拉斯均衡和马歇尔均衡至少有一种是不存在的。

读者可以自己设定一个只有两种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市场，再设定两个消费主体的主观效用函数和两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来验证我的结论。这样一来，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否定瓦尔拉斯均衡，要么否定马歇尔均衡。否定任何一种均衡体系都意味着新古典经济体系的崩溃。

既然新古典一般竞争性均衡不存在，那么一般市场均衡体系存在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存在！而且，正如瓦尔拉斯所描述的那样，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时，所有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值，它们的产出和供给，将有一个确定的均衡量。在“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费品的总收入必将相等。除此之外，一般均衡确实存在唯一性、稳定性及最优性等特点。

若不考虑资本、自然资源、技术、信息等因素的分配要求，在资源充分流动的理想的条件下，整个市场是按照等价交换实现均衡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市场均衡价格和商品的生产价值是一个客观稳定的量，它是由特定生产技术条件决定的。不像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所说的随着禀赋条件变化而任意变动，甚至可以接近于零。当市场交换价值大于商品的生产价值时，就会有更多的资源流入该商品的生产领域谋取租金，一直到所有商品的生产价值与交换价值相等为止。即当达到均衡状态时所有的商品生产价值与交换价值相等。这时每个市场主体交换分配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因子数必定恒等于他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提供的劳动因子数。这也就是瓦尔拉斯所说的在“完全竞争”的均衡条件下，出售一切生产要素的总收入和出售一切消费品的总收入必将相等。即便是考虑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分配因素，生产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生产价格仍然是一个客观稳定的量；若再考虑到自然资源分配因素，这时生产价格会进一步“转化”为“要素生产价格”；若再考虑到信息、制度等其他分配因素，则“要素生产价格”；再进一步转化为其他类型的客观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例如考虑到市场必须支出的制度费用，如相关政府部门为规范市场正常运行所需要的一些诸如工商行政管理费用、市场法律设计与执行费用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的开支等等。再如考虑到市场必须支出的信息费用，如政府统计调研部门的开支、未来还会出现政府针对市场的专门的信息收集费用等等，上述这些费用可以看成政府是以税收的形式间接进入产品市场价格的。同样道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要发生一定的制度和信息费用：企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如企业的质检、文化建设、营销、财务、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监督部门等等）的开支都能归入这些制度和信息费用当中。与政府部门开支不同的是，这些制度和信息费用是直接进入产品的市场价格。所有的制度和信息费用，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承担的，都是劳动资源的支出，都可以以劳动因子衡量，也就是说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同样提供劳动因子，同样要参与社会分配，他们分配到的最终消费品所包含的劳动因子数同样要等于其在工作中实际提供的劳动因子数。我们所要认真考虑的是如何合理分配劳动资源使得生产成本、制度成本、信息成本三者之和达到最低，达到马歇尔最优，以实现效益最大化。

即使在考虑了所有分配因素以后，在相关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产品市场生产价格仍然是相对稳定的，无论市场是否处在均衡状态下，产品市场生产价格是稳定不变的。那么市场处在均衡状态下，即供求相等时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市场主体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社会最佳偏好产品集合必须相一致。如果不一致，就会发生市场交换价格与市场生产价格相偏离，引发资源重新流动，直到市场主体提供的产品完全符合市场消费主体的最佳偏好为止。这就是市场偏好引导市场生产。

可见，真正的市场一般均衡是商品的均衡价格被技术等客观条件唯一预先确定，而市场主体生产的或供给的商品是随时变动的，当它们的数量和种类不再变动时，便达到了一般均衡状态。此时的市场商品的数量和种类就是依据反映市场消费个体最佳偏好的消费集合汇总而成的。每个市场消费个体因此都达到了主观效用最大化，此时的市场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也就是市场偏好的确切反映。市场偏好是易变的，它直接影响市场产品的交换价格。市场正是通过交换价格和生产价格的短暂偏离来实现社会偏好引导市场生产的。由于市场偏好的易变性，因此市场均衡往往又是动态均衡，当达到短暂的均衡以后，又会向一个新的均衡迈进。除非我们能够提前准确预知市场最佳偏好，否则我们始终无法把握市场均衡的精确走向。

亚当·斯密古朴的经济自由思想实际上就是生产价格与交换价格的博弈均衡、市场偏好引导市场生产的体现。为实现市场上述过程，政府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放任自由，而是要为市场运行不断创造宽松的条件，破除一切限制资源自由流动的人为条件，限制一切不公平的租金追求和分配（这里技术租金是个例外，政府一般会鼓励市场主体对合理技术租金的追求），研究并预测市场偏好，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引导社会生产，实现生产、制度、信息总成本的马歇尔最优，促进市场资源的有效配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不应该是市场的被动管理者，它应该是市场的主动出击者。

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给我的感觉是过于脱离实践，以至于我们常常把它看成是一门“主观经济学”。说起新古典工资和利润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理论更是无中生有。从效用理论到一般均衡理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都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笔者认为难以用类似科学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它了，西方经济学是到了应该推倒重新构建的地步了。

第三节　工资与利润理论的重建

一、工资和利润的此消彼长关系

工资和利润是此消彼长关系，若不考虑其他分配因素，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将表现得更为严格。李嘉图和马克思都清楚地认识到，在总体上工资和利润都是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工人多分一点，资本家就得少分一点；资本家多分一点，工人必然要少分一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工人分配到的社会总产品主要用于个人消费，资本家分配到的社会总产品除了用于个人消费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资本积累，用于“购买”劳动要素。这里的“购买”不是指资本商品交换劳动要素的意义，应该指的是社会总产品对劳动要素的分配意义。资本本质上是最终消费品，不应该表现为类似机器、厂房等中间品。因为所有的中间品都可以被彻底还原成为劳动和自然资源要素。作为商品的资本与劳动要素不属于相同的概念范畴，它们之间不是平等交换关系，而应该是分配关系。

二、社会化大生产是比例化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是比例化生产，这种比例化生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纵向方面，即从最终消费品的产业链的角度来考虑，任一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单元之间的生产必须要保持一定的技术比例，而且这种技术比例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生产一台空调，这台空调所需要的零件数量和种类是确定的，在各个生产单元所需要劳动要素和原材料也是确定的，因此每个生产单元投入生产的要素是严格呈比例的。其次是横向方面，即从市场上不同种类和数量的最终消费品之间也要保持相应比例生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知道，待分配的社会总产品是市场所有消费个体的消费集合简单汇总。

在每个消费个体的消费集合中，包含的最终消费品也是要保持一定的宽松比例形式。每个消费集合是不完全相同的，这也是消费个体差异化需求的体现，因为每个人的收入状况和个人偏好是不同的。比如说由于个人的收入和偏好不一致，对满足消费者相同功能需求的相同种类的最终消费品来说，有的消费者使用的是高档品，有的消费者使用的是中低档消费品。但是他们最终消费品的基本种类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希望得到满足的基本需求是一致的。比如说人人有着相同的生理需求，有着相同的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这就决定了每个消费者消费集合内的不同种类的最终消费品要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或规律性。

另外每个消费者消费集合内所有不同最终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都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个人对某种具体的最终消费品的消费数量是有限的，是稳定的，他不可能无限度地使用某种具体的消费品。比如说所有消费者每月需用的大米大概在20斤到40斤范围内波动，按照统计规律可能属于正态分布。但是具体到某一个消费者时，他一个月需要的大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稳定在某一特定的水平，如一个月需要30斤的食用量。少于这个数量他吃不饱，多于这个数量他又吃不了。再比如说每个消费者只能用一台电脑，再给他一台电脑他是用不了的，当然如果他有钱的话，他完全可以换一台高档的电脑。

现在简单地总结一下，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集合具有差异性、相似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差异性是消费者个人偏好和收入各异的体现，相似性是消费者基本需求一致性的体现，相对稳定性是消费者具体消费特征的体现。

差异性又可以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去分析，不同消费者个体和个体的消费集合差异性是静态差异性。相同消费者个体的消费集合在不同时期的差异性称为动态差异性。动态差异性是引发整个市场偏好改变进而引导市场生产布局发生改变的主要动力来源。当市场不存在动态差异性时，整个市场的偏好是趋于稳定的，整个市场的生产和资源配置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整个市场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也保持相对稳定。即使是整个市场的劳动者成比例的增加，只要增加的劳动者的消费偏好和收入特征与原市场总体相一致，待分配的社会总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就仍然保持原定比例的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数量和种类按照原定市场比例成比例地增加。

因此，当市场偏好不变时，各个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也同样是比例化生产；当市场偏好逐步改变时，各个最终消费品的比例化生产也将逐步改变。

当生产技术条件不变时，各个最终消费品的各个生产单元将是比例化生产；当生产技术条件逐步发生变化时，各个最终消费品的各个生产单元的比例化生产将逐渐发生变化。这就论证了市场生产是比例化生产。市场总产品分为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最终消费品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中间品包括在一个生产周期内无法全部转入最终消费品的那部分产品。中间品需要经过多个生产周期才能把其中的价值全部转入最终消费品中，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中间品还包括停留在各个生产单元的为维持生产周转的各种原材料和半成品库存。

因此，由于社会化生产要求中间品（固定资产）的存在是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当期投入的劳动因子数由于有一部分沉淀为中间品如固定资产而没有全部进入当期的最终消费品中，而每个劳动因子又必须拥有同样的分配要求权，于是生产出来的最终消费品不够分配，结果是最终消费品供不应求，由此导致需求旺盛的假象，并促使企业大量追加投资，引发经济假繁荣。然而，随着供需逐渐平衡，换回来的是大量的中间品存量过剩，结果导致产能大量过剩，随后便是供大于求，企业竞相减产，引发经济萧条。这种由固定资产引起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称它为“固定资产干扰”，“固定资产干扰”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无法回避的。

社会总产品分为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前者是市场生产的目的，市场生产出来的这些最终消费品就是为了分配。从能量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市场生产出来的这些最终消费品就是大自然流入人类社会中的、被人类通过市场改造的能量体，它们最终要以分配的形式流入人类社会。在市场中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找到它们的位置，它们都可以被归属于某一个生产单元。提供劳动因子的工人们，以协作生产的方式存在于这些生产单元中。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具体专业形式的劳动，无论他们在哪个生产单元中生产，无论他们所在的生产单元归属于哪个最终消费品，他们最终能分配到的消费品的数目和种类几乎是一样的，尽管他们没有参与绝大部分种类和数量的消费品的生产。把他们分配到的消费品汇总起来就是社会总最终消费品。这就是令人惊叹的人类伟大的社会分工！如果市场是按照劳动因子贡献分配，那么每个人提供的劳动因子数必然等于他所分配到的最终消费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因子数，只有这样，整个市场的劳动因子数才能守衡。

无论从横向上还是纵向上说社会化大生产都是比例化生产。当相关条件不变时，这种生产的比例性是不变的；当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时，社会化生产的比例从原来的比例跳到另外一种比例。

那么这种社会化生产比例关系的维持和变化是靠什么来调节实现的呢？就是靠市场价格调节。如果政府能完全消除资源自由流动的障碍，这种社会化生产比例性的实现完全可以依靠生产价格与交换价格的博弈均衡来实现。

从横向上看，当市场偏好的变化引起对某种消费品需求量上升时，该消费品的交换价格就会短暂的上升，市场因此会重新配置资源，最终交换价格会下降了生产价格的水平。结果是不同种类最终消费品的数量比例按照市场偏好的改变发生了变化。

从纵向上看，当企业的技术条件变化时，比如说该企业发生了技术进步，使得对某种原材料的依赖性大大降低，那么该种原材料就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结果其交换价格就会暂时低于生产价格，直到各个生产单元变换到一种新的比例化生产为止。

为此，政府只需要做的是扫除妨碍一切影响资源自由流动的因素就行，不用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依靠市场自发调节完全能实现社会化生产的正常运行。这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提倡经济自由的合理性所在。如果依靠市场价格的力量没有办法使得社会化生产保持最佳的比例化生产，那么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政府扫除妨碍一切影响资源自由流动的因素的力度不够；另一个是政府为了某些集团的利益对市场进行了过多的直接干预。

如果社会化生产没有按照其最佳的比例进行生产的话，那会对资源形成极大的浪费，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影响经济高效率的增长，甚至会有可能因此引发经济的衰退。

三、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及其根本解决措施

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有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即劳动因子需求与劳动因子供给矛盾的协调失灵引发的经济危机，也可以说是生产过剩危机。这种过剩危机仅靠市场自身的价格调节是无法解决的。它必须要靠政府进行宏观干预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崇尚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所在。

市场价格调节不是万能的。它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存在着市场失灵的情况，存在着市场无法发生作用的盲区。在资本主义现阶段，社会资本积累职能是由资本家个人来承担的。但是这种依靠私人的意愿进行社会资本积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私人积累和社会积累的矛盾上。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追求租金和利润最大化，私人投资往往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资本家个人不可能把握得住整体市场的资本积累需求。他们目光短浅，唯利是图。

那么私人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积累会发生什么样的矛盾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有效的社会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来源于企业利润，来源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资本家要用这一部分剩余产品去“购买”劳动要素，去雇佣更多的工人从事生产。于是生产规模得以不断扩大，这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到的扩大再生产。

这里存在着一个关键性的供求均衡，即劳动因子的新增市场供给与劳动因子的新增市场需求均衡。什么是劳动因子的新增市场供给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新增加进入市场的有效劳动因子数。

由于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对劳动的专业水平有相应的要求，不是任何能够提供劳动要素的工人都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这种要求的。因此为达到社会化大生产的这种要求，为了能够提供有效的劳动因子数，工人事先要经过相应的专业培训。影响新增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当期新增加的就业人数，比如说各类技术工人学徒从学校毕业后要寻求就业；影响新增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当期减少的就业人数，比如说当期从工作岗位上退休的技术工人的多少。因此，新增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就可以用当期新增加的就业人数能提供的劳动因子数减去当期减少的就业人数提供的劳动因子数来得到。

什么又是新增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呢？这个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概念是从资本家积累的角度来设定的。在工人实际工资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家上期获取的剩余产品中在扣除其个人消费部分以后进入本期生产的那部分剩余产品（资本积累）按照实际工资所能“购买”的劳动因子数，由于资本家资本积累原因对劳动因子的需求程度。由于是采用动态均衡分析，所以会有些抽象，但是这非常重要。本期新增劳动因子需求数等于新增劳动因子供给数，本期劳动因子需求总数等于劳动因子供给总数，就是社会资本积累的本质要求。

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私人积累往往表现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因此他们的资本积累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上述劳动因子的动态均衡仅靠资本家的私人积累难以实现。由此我们称之为私人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积累存在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那么这种私人资本积累与社会资本积累的矛盾能否通过市场自发的调节来解决呢？很难能够得到解决，尤其当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大于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时市场存在着失灵！

交换价格与生产价格的博弈均衡的确能使社会化生产保持比例化生产，但是资本积累是私人的事情，私人的资本积累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私人不会去也没有能力去关注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问题。当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大于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时，一部分劳动因子因此会被拒绝于市场以外，造成失业人员的大量增加。大量的劳动资源处在闲置状态，非但会造成劳动资源的浪费，还会由此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的压力中。当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大于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时，利润率会有上升的趋势，因为为达到均衡条件，需要增加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需要增加资本积累，为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会压低工人实际工资（劳动因子供过于求时工资会下降）和减少自己的消费来增加资本积累。然而这种市场自我调节过程显得过于缓慢，如果这个时候国家选择直接干预，借入国际资本，鼓励国外投资者进行投资，更重要的是拉动国内内需，这样会大大加快闲置劳动因子进入市场的速度，实现劳动因子市场的供求平衡，其效果明显会比市场的自发调节好很多。

在资本积累的速度持续大于劳动因子市场供给速度的条件下，就会导致生产过剩。因为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自己的消费能力有限，资本家又明显存在着财富的累积效应，即他所雇佣的工人越多，他能够榨取的剩余产品就越多，他的财富就越多。当剩余产品过多而市场上又没有足够多的工人进入市场接受资本家剩余产品的分配时（在市场中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最终消费品就会过剩，于是企业的产品库存增加，企业被迫减产，大量的劳动者被解雇，结果社会剩余产品越发显得过剩。这种滚雪球效应会被逐渐放大，经济陷入萧条，理论上到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等于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为止，企业将会停止减产，剩余产品也将不再增加，经济会达到并维持均衡。但是滚雪球效应会放大这种经济萧条效应，打破这种均衡状态，取而代之的是经济震荡式的波动，结果是当市场处在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大于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的某一点时，企业才停止减产，甚至开始考虑增加投资，经济开始复苏。接下来就是经济成长、高涨、然后又衰退、萧条，如此循环下去。这时仅靠市场自动调节是远远不够，市场往往不能因此做出迅速反应，甚至这时的市场容易处在一种失灵状态。国家应该进行直接干预，否则仅靠市场调节会显得过于缓慢，其调节效果有很差，尤其当市场处在失灵状态时，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为防止经济过剩，国家可以考虑为市场剩余产品买单和间接增加工人工资，以增加市场的消费能力的措施对市场实施直接干预。

为了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研究。在市场中，所有的最终消费品最终要进行分配的，如果当期生产出来的最终消费品没有被分配完，势必会出现产品过剩。现在来讨论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是如何进行分配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社会总产品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当期的生产工人，一部分社会总产品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分配给了当期的资本家，而这部分剩余产品除了有一部分作为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以外，剩下的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作为投资分配给将要进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工人。假设工人获得的实际工资不变，如果在进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新增劳动者获得的工资等于资本家的投资部分，整个社会总产品刚好能够被分配完。如果新增劳动者人数不够多，资本家又不可能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不可能把剩余的产品独自消费掉，那么社会总产品必定会有剩余。当一个个生产周期过后，剩余产品会越积越多，形成经济过剩。这时资本家只有减产，解雇工人，结果就像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

如果资本家是完全理性的，且他们突破了原有的狭隘的目光，他们的信息是充分完全的，他们会如何理性地处理这些过剩产品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假设资本家是完全利己的，那么他会直接把这些剩余产品消费掉（资本家完全可以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所以不用担心他们的消费能力不足）；二是假设资本家是完全利他的，那么他会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要么就把这些剩余产品捐献给穷人。当然，后面一种类型的资本家人数非常少。无论理性资本家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有一点他是必须做到的，即资本积累或是投资必须与市场新增的劳动者人数相匹配。无论理性资本家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剩余产品，其利润在扣除资本家个人消费以后必须等于新增劳动因子要求的实际工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四、工资和利润理论的建立

在社会总产品一定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都是对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因此它们之间是此消彼长关系，确定了其中一个，就能确定另外一个。然而在动态均衡分析中，存在着一个最佳的工资和利润，使得下一期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数量最大，而且本期社会总产品没有过剩现象，这时的总社会总福利也最大化。这个最佳工资和利润的确定就是按照资本积累，即投资必须以与市场新增的劳动者人数相匹配的原则来确定。否则如果工资过低，利润过高，结果是剩余产品过多，社会总福利水平降低；如果工资过高，利润过低，由于资本积累不足，结果是因此进入市场的劳动者人数过少，造成大量劳动资源的闲置，社会总产品的产出量达不到最大化。

用数学公式可以表示为：K×r×e＝L×w，其中K为当期资本即当期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总工资^[12]，r为市场均衡利润率，e为资本家的资本积累率，L为市场下期新增的劳动因子数净值，w为实际工资率即每个劳动因子分配到的工资。这个数学公式表明，当市场达到动态均衡状态时，当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与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相等时，当本期社会总产品按照各种用途全部分配完时，市场均衡利润率与实际工资率是如何被确定的。这里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即仅有资本家承担资本积累的职能，工人的工资只用于消费而没有储蓄。

下面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看看市场均衡利润率是如何被确定的。

假设资本家不进行个人消费，他的资本积累率e＝1，再假设进入市场的工人人数净增长率为a，每个工人提供的劳动因子数量是一样的，经过适当地变换可得到：r＝L×w/L0×w＝a，其中K＝L0×w，L0为本期工作的工人数，也就是说，市场均衡利润率仅仅由人口增长率这个客观条件所决定。

我们再换一个思路来讨论，由于假设资本家的消费积累率e＝1，所以本期所有的利润都成为下一期的资本积累，下一期的资本积累又必须等于下一期增长的劳动力工资，同时本期所有的社会总产品又必须全部分配完，即不允许有剩余产品的存在。那么我们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上述条件：L0×w×r＝L0×w×a＝L0×w×（1＋r）× a/（1＋a），L0×w×r表示本期工人创造的利润，L0×w×a表示下一期新增工人的工资（下一期新增工人为本期工人数乘以工人增长率a），L0×w×（1＋r）×a/（1＋a）表示本期的总收入或本期生产出来的社会总产品L0×w×（1＋r）中必须有a/（1＋a）部分分配给下一期新增工人工资，本期社会总产品才能全部分配完或不存在任何的剩余产品。解上面的等式，同样可以得出：r＝a。K×r×e＝L×w这个数学公式及其表达的经济思想相当重要。

有的读者就会问了，在市场均衡利润率的确定过程中好像只有一个“总体的资本家”，但是在市场中可以有许多不同产权主体形式的资本家，那么市场均衡利润率该如何确定呢？

在市场中，资本家对各个生产单元拥有产权，其市场均衡利润率的确定要远比上面的复杂，但是基本思路仍然是一样的，即同样也是按照投资必须与市场新增的劳动者人数相匹配的原则来确定的。在技术条件不变和社会偏好不变的前提下，社会化生产是比例化生产，各个生产单元要保持一定比例的生产，追加劳动因子投入时，同样也是要按照比例进行的。因此各个资本家按照其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分配剩余产品，由于是比例化生产，各个资本家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资本积累。无论如何，他们同样要遵循资本积累必须与市场新增的劳动者人数相匹配的原则。整个市场因此存在着一个市场均衡利润率。当然要确定这个市场均衡利润率，要用到较为复杂的数学模型，具体思路是以工资率和市场均衡率为变量求出所有最终消费品的价格，然后用商品总价格减去总工资就能得出总利润，再根据资本积累必须与市场新增的劳动者人数相匹配的原则就可以确定市场均衡利润率了。

前面列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模型：K×r×e＝L×w，其中K为当期资本即当期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总工资，r为市场均衡利润率，e为资本家的资本积累率，L为市场下期新增的劳动因子数净值，w为实际工资率。

这个模型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即生产技术条件外生给定，现在放宽这个假设条件。技术进步可以看成是最终消费品所耗费的总劳动因子数降低，我们可以因此用生产最终产品所耗费的总劳动因子数降低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率。由于技术进步而发生的生产最终产品所耗费的总劳动因子数降低可以理解为对原有市场的劳动因子数的节约。这样一来，技术进步带来的效果就等价于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因子数增加的效果，于是我们就可以把技术条件进行内生化了。相应的数学公式可以粗糙地变换为：K×r×e＝L×w×u（其中u为技术进步率换算成为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因子增长率）。

由此可见，在技术进步能够节约劳动因子的条件下，技术进步等于变相地增加了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因此会带来市场利润率地相应提高。但是，技术进步不仅仅表现为对劳动因子的节约，技术进步带来的效果还包括改善自然资源的利用率，降低自然界能量流入人类社会的熵，拓展了人类需求的新领域等等。

上述技术进步相对来说更难于内生化，由于它们对市场劳动因子数的影响存在着不确定性，比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力投入太大，引起市场劳动因子数供给的净值降低，所以这类技术进步可能会有降低市场利润率作用。再例如投入科学研究的劳动因子数大大小于其产生的效益，如事后能够节约劳动因子数时，这时会引起市场劳动因子数供给的净值增加，从而有利于提高市场利润率。需要总结的是，技术不是直接作用于市场利润率的，它要通过影响市场劳动因子数的供给来影响市场利润率大小的，技术进步并不必然直接引起市场利润率的下降。战后利润率有普遍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市场劳动因子数的供给逐步降低的结果。

对于数学公式：K×r×e＝L×w，再来做一个简单分析。在动态均衡分析中，上述最容易变动的因素就是L，当L增加时，劳动力供过于求，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会自动调节直至达到市场出清状态，w会下降，均衡仍然能够维持；当L减少时，劳动力供不应求，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市场会自动调节，w会上升，均衡仍然能够维持。市场价格调节主要是调节市场交换价格，通过交换价格与生产价格的博弈均衡实现社会偏好引导社会生产，维持整个市场高效率地、比例化地生产。但是生产价格是由客观生产技术条件和资本要求的分配条件决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与资本家要求的市场利润率是不易变化的，因此生产价格是相对稳定的，它的市场灵敏度是非常低的。说它的市场灵敏度是非常低是指当进入市场的新增劳动力变动幅度很大时，资本家限于其眼光的狭隘性和其自身的私利性，他们不可能立即对此做出足够快的反应，他们不可能立即自动增加或减少原有的市场均衡利润率、增加或减少实际利润和实际工资来调整商品生产价格，进而达到劳动因子供给与劳动因子需求的均衡。真实情况是，他们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当后期劳动因子增长率降低时，他们仍不会降低利润率或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不会增加自己的私人消费力，结果只能是剩余产品越来越多。于是资本家被迫减产，解雇大量的工人。由于生产价格存在着刚性，市场利润率存在着刚性，资本家会不断解雇工人，直到他们的数量与刚性的市场利润率相匹配，重新到达一个均衡。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下面对原先的模型做一个简单的变换。在公式K×r×e＝L×w中，K＝L0×w，移项处理得r＝L/L0×e。假设市场利润率r存在着刚性，且资本家的资本积累率e不变，当新增劳动力L减少时，为维持等式平衡，本期就业劳动人数L必须减少，直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当市场利润率r初始值越高、新增劳动力数量L0越少时，达到均衡状态时失业率就越高。通俗一点说，当资本家越贪婪，新增劳动人口数量越低时，过剩产品就越多，资本家就越要解雇大量的工人，失业率就越高，严重时爆发经济危机。可见，由于上述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市场可以有很多种均衡状态，但是只有一种均衡状态最有效率，即理论上失业率为0的均衡状态。

由上可知，由于生产价格存在着刚性，由于实际工资和实际利润存在着刚性，确实发生了如凯恩斯所说的市场存在着非自愿性失业。马克思经济学家曾经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危机爆发时，大量商品过剩，然而这种过剩不是绝对过剩，它是一种相对过剩。大量的工人失业，他们饥寒交迫。可笑的是资本家的产品库存却爆满，他们舍不得降价，更不可能把即将腐烂变质的产品施舍给穷人，他们宁愿把牛奶、猪、羊等生活必需品通通地倒进河中或是扔入大海。上面一段话生动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些基本特征：产品过剩，大量工人失业，商品生产价格存在着刚性。由于商品生产价格存在着一定的刚性，新增劳动力人数又处在经常地变动当中，资本家资本积累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加之滚雪球效应的存在，上述这些因素都会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当上述因素对市场的作用累积到一定程度，当它的经济波动周期与其他影响因素引发的经济波动周期发生“共振”时，例如与固定资产因素引发的经济波动周期发生“共振”时，经济危机就非常有可能爆发。

五、基于最佳工资和利润理论模型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具体解决方案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私人积累与社会积累存在严重冲突的产物，一旦过剩产品累积到一定程度，经济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由于商品生产价格存在着刚性，仅靠市场调节是远远不够的，甚至市场容易处在失灵状态，因此国家必须直接干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来的。但是凯恩斯只是表象地认为过剩产品的出现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他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过剩产品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私人积累与社会积累严重冲突的结果。防止产品过剩最完美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施计划生产，使得劳动因子的市场供给与劳动因子的市场需求相平衡。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施计划生产似乎不大现实，除非是在未来理想社会主义条件下。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市场产品过剩的情况又是如何进行干预的。早期较为有效地解决方法是凯恩斯提倡的政府购买，市场生产的剩余产品由政府买单。凯恩斯提倡的政府购买，实际上就是政府印钞票去购买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产品。从本质上说，这部分剩余产品转为由国家无偿占有，因为政府印钞票基本上不花什么成本。但是这样一来，市场的货币流和实物流的正常循环就被打破了。

货币只是对劳动因子的一种“显性”计量标准，它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其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一定的货币计量着相应的劳动因子，货币只是实现市场交换分配所必备的一种工具。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突然多于其原先计量的实物时，将会打破原有的货币计量标准，通胀便必然会发生。

凯恩斯提倡的政府购买政策虽然避免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它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陷入了“滞胀”。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市场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的消失，加上凯恩斯经济学本身没有什么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的正统地位逐渐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里面有一个剧情令我印象深刻：即在美国，你的存款不能超过10万美金，超过了政府就会派人找上门来，要求你在一定时间内花掉多余的部分。不要小看了这一项政策的作用，它是通过逼迫资本家提高个人消费和降低其资本积累率来实现市场劳动因子供求平衡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家为剩余产品买单，它明显比凯恩斯提倡的政府为剩余产品买单效果要好，因为这项政策的实施，不必担心像政府印钞票一样会发生通货膨胀。

另外，美国有着非常发达的消费信贷制度，美国政府鼓励消费，这就意味着工人即使没有获得本期货币工资也能够预先获得本期实物工资。这项制度的实施大大降低了过剩产品对经济影响的可能性，实现了劳动因子自动地进入生产和消费市场。^[13]它同时也降低了商品生产价格的刚性，在短时期内有助于提高实际工资。

美国有着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较低的劳动因子市场增长率决定了其高消费低储蓄的特点。它与正处于经济有待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不同。这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有着富裕的劳动因子供给，如果资本积累不够的话，面临的就是大量的失业以及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相反如果美国实施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的话，很可能就会引起经济增长低迷，甚至是负增长。

最后笔者基于上述工资和利润理论模型，提出认为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市场过剩产品要尽量向工人分配。前面两种方法，无论是政府买单还是资本家买单，至少在短期内工人没有收益，前者是用于提高政府人员的福利，后者是提高资本家个人的消费，尽管在长期随着生产价格刚性的逐步减弱，实际工资水平会有所提高。国家可以考虑运用财政税收政策以及一些反不公平租金政策，同时也可以考虑向工人开放相应的消费信贷制度，就像美国一样，使社会总产品分配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可以考虑直接调节银行贷款利率，大幅度降低银行贷款利率以及时有效地降低商品生产价格的刚性，从而有利于在短期内实现市场利润率的降低和实际工资的提高。

【注释】

[1]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2]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3]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4]亚当·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5]两个人就劳动价值、地租等主要观点上各持己见，论争了一生，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李嘉图病死。

[6]设想一下如果土地资源无限且肥力不递减，只要人们不懒惰，那么生产单位农产品投入的劳动量将始终不变，农产品价格也就不会上涨，如此条件的土地资源就完全能满足人口几何式的增长需要了。

[7]这些数理模型因背离了其正确的经济思想基础而往往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们的建立根本就毫无实际意义。

[8]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0～61页。

[9]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文版，第81页。

[10]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文版，第81～82页。

[11]金浩、高素英、孙丽文编著：《微观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3～544页。

[12]关于资本是当期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总工资这个论点将会在后面一章详细阐述。

[13]劳动因子一般不能自动地进入市场，除非是国家实施财政货币政策拉动内需。但是，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能够实现劳动因子自动地进入市场，可见美国的消费信贷制度对美国的经济运行发挥的作用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