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复杂性管理研究

第五节　组织复杂性管理研究

以组织复杂性作为研究对象的著名学者有Charles Perrow、FrancisHeylighen、John Warfield、P.Anderson、R.A Axelrod& M.D Cohen、Y.Bar-Yam、S.L.Brown& K.M Eisenhardt、S.Kauffman、H.Simon。Charles Perrow于1972年出版了Complex Organizations一书，对复杂组织进行了界定。此外他在《奖励可以战胜一般事故》（1984；revised，1999）一书中提出一般事故和重大事故对于紧耦合的复杂系统是不可避免的观点。Francis Heylighen于1999年出版了《演化复杂性》一书。目前，Francis Heylighen领导的ECCO的主要研究重点是组织的涌现和演化，即组织复杂性研究，内容涵盖了高级组织是如何起源与发展的，系统是如何自组织、自适应及实现某种形式认知力的，同时他还提出了“global brain”概念。John Warfield于1976年出版了《社会系统：计划、政策及复杂性》。他们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今天组织复杂性管理的理论基础。如此众多的从事组织复杂性研究的著名学者也昭示着组织复杂性研究要比管理复杂性研究成熟、边界更为明确。

管理复杂性研究的对象是抽象且宽泛的管理问题，管理的复杂性是什么？除了席酉民教授的定义，似乎在该研究领域还找不到第二个有关管理复杂性的明确定义。在哲学中因果律的提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因果律失效问题由来已久，根本不是什么新问题。如果管理的复杂性等同于因果律失效，那么管理复杂性的研究边界就是研究因果律失效，这似乎与崭新的复杂性研究领域背道而驰。所谓的管理复杂性比较类似于典型的哲学命题。

目前，大多数人都认同管理即组织管理，管理是抽象的概念和名称，其载体是组织。管理要通过其载体才可以表现出来，就如同光线要通过空气的散射和漫射才可以表现出来一样，否则太空只能是一片漆黑。组织复杂性管理的研究对象是组织系统的复杂性，研究实体（组织系统）的复杂性是如何产生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如何解决，其范围要比管理复杂性小很多，而且组织作为系统的子集，系统复杂性的研究成果基本都可以移植用于组织复杂性研究。因此组织复杂性管理的研究边界主要回答什么是组织复杂性、什么不是组织复杂性、我们对组织复杂性的预期是什么，可以说组织复杂性管理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们所解决的问题不是传统组织管理所能应对的。

从上文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在组织复杂性研究领域，组织行为的涌现、演化及控制问题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根据作者个人的研究感悟及现有的研究成果，作者对系统行为的产生有以下观点（见图2-2）。

图2-2　增长、偏好依附及竞争性适应与结构、功能及行为间的关系

如果系统行为源于系统的微观结构命题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直观地说系统行为是一种有序结构（Ordered structure）的外在表现，复杂组织行为的涌现实际上就是结构的有序化过程，即系统结构的重建或变化过程。如果系统的结构是网络的，或者是特殊网络的，根据Barábasi-Albert提出的无标度网络形成决定于增长、偏好依附及竞争性适应三大机制，增长导致了网络结构的变化，偏好依附和竞争性适应（表示该网络的吸引力）使网络结构进一步重建和变化，以便到达另一层次的秩序。即系统结构的形成决定于偏好依附机制，系统行为涌现的源头是偏好依附、增长及竞争性适应，^[3]在这种观点下，系统结构是偏好依附与行为涌现间的桥梁（对于增长、偏好依附及竞争性适应与结构、功能及行为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图2-2来表示）。如果从偏好依附到行为涌现间的时空路径较长，微观层面的偏好依附就会通过叠加效应和累积效应形成组织系统的结构敏感性。

如果结构与行为之间有着直接相关关系，那么系统行为的涌现就可以通过结构调控来实现。由此，作者在研究中提出了结构敏感性调控理论，即通过管理作用力作用于处于复杂组织系统结构上的敏感性区域中的敏感性元素和敏感性互动作用，使其处于抑制状态、激发状态或临界状态，以达到对复杂组织系统中存在的累积效应的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