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嵌与再嵌入

嵌入、脱嵌与再嵌入——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企业“学习型FDI”的演化路径分析

陈建勋　刘　黎

摘　要:现有研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逆向直接投资的理论忽略了组织与组织间层面的研究以及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产——社会资本的探讨。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在克服现有研究单一层面研究局限性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个体、组织和产业三个层面，采用典型案例剖析的分析方法，在对中国彩电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海信集团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跨国公司学习型FDI演化路径进行归纳和分析，从而试图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的学习型FDI活动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通过研究，本文发现:跨国公司进行学习型FDI活动过程中，在个体层面的“嵌入”与单一组织层面的“脱嵌”后，作为产业层面的多组织系统则出现“再嵌入”到世界网络体系的行为，并且在这个演化过程中，社会资本所产生的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最后，归纳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理论贡献。本文的研究进一步补充和丰富了发展中国家的逆向直接投资理论，对当前中国企业进行的海外投资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学习型FDI　社会资本　“嵌入”　“脱嵌”　“再嵌入”

一、引言

目前，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进一步整合，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变得愈来愈密切，在发达国家通过全球范围内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布局以占领国际市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逐渐加快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所进行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主要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向发展水平处于相对低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顺向FDI”，另一种是向较为高位的发达国家进行“逆向FDI”（王凤彬等，2010）。我国作为主要的发展中大国，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通过大量的“引进来”以期实现“市场换技术”目的，然而实践表明此条道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发达国家在我国所进行的FDI活动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环节，并且多以规避贸易壁垒的市场导向型投资为主，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核心技术仍由发达国家所掌握。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出于技术知识学习的目的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且逐步形成“学习型FDI”的浪潮。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上海复华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一批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的中国跨国公司就是在更为高位的发达国家进行逆向的“学习型FDI”先驱（何骏，2007）。另外，自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在更大的开放程度上进行更大范围的FDI活动，并且每年均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趋势，截止到2010年，中国共有13 000多家跨国公司从事海外FDI活动，业务遍及全球178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存量达3 172.1亿美元⁽¹⁾，并且在发达国家所进行的“学习型FDI”也呈现上升趋势。与此同时，中国跨国公司“学习型FDI”的成功案例也越来越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越深远。

此种背景下，一个研究问题便随之产生:在企业面临技术学习战略选择时，可以有两种基本选择:一种是在本国与先进技术国家的企业建立合资公司进行技术学习，另一种是到技术先进的国家进行并购或建厂以嵌入到当地的研发网络中进行技术学习。那么，为什么近年来我国许多企业纷纷斥资到海外建立研发中心以进行技术学习？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成本高、风险大、并且还面临技术垄断优势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企业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到海外冒险？针对该问题，本文以海信集团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案例分析对象，在对其进行深度单案例剖析的基础上，总结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理论升华，并提炼出相应的研究命题和理论观点，以便进一步丰富和扩展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相关理论。

二、相关研究成果评述与本文的研究切入点

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进行逆向FDI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动因和行为两个层面。动因层面，威尔斯（Louis T.Wells，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FDI的开创性成果，该理论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由于具有小规模制造、当地采购、特殊产品拥有以及接近市场等优势从而有向发达国家进行逆向FDI的动因。但是该理论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并且从现实中的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来看，理论上的“小规模制造”与现实中的“大规模生产”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出现无法解释的难题；基于此，后续学者们的研究更多地纳入了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实践，如杜群阳（2004）在对中国跨国公司FDI活动进行研究时，以邓宁的“OIL”理论为基础，创造性地提出“MAL优势论”以对发展中国家在海外所进行的技术获取型FDI提供解释。另外，在行为层面，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进行逆向FDI活动时出于不同动因下的不同行为。如Alberto等（2010）通过对中国企业在欧洲所进行的以设立研发中心为代表的“学习型FDI”的研究，发现中国跨国公司在实际的行为中，更多地表现为“利用型FDI”，而非“探索型FDI”。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在进行逆向FDI的过程中，基于差异化动因下的FDI行为具有较大程度的趋同性，即大多表现为通过对东道国资源的利用与获取以实现发展的目的。这种“差异化”与“趋同性”的共存（王凤彬等，2010），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可能无法得到有效解释，然而在实践层面却得到了有效验证，并且发展中国家逆向FDI的最终落脚点大多在于对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视角:既然发展中国家的逆向FDI最终大多表现为对资源获取与利用的趋同性，那么直接从这种趋同性出发进行研究也是可行的，而这种“资源”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社会资本。由此，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纳入研究体系，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逆向FDI进行解释。随之，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社会资本的视角下，跨国公司子公司以单个节点的形式存在于网络之中，这个节点相当于网络中的个体，同时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子公司存在的多个节点则相当于多个个体形成的组织，而现有研究大多是基于以单个节点存在的个体层面，相应地对以多个节点存在的组织层面的探讨有所缺乏，同时现实中的国际范围内跨国公司的角逐却并不仅仅存在于个体之间，也更多地存在于作为整体的母子公司产业与产业集团之间。基于以上研究空缺，本文在引入社会资本的概念后，同时纳入个体、组织与组织间三个层面的考虑范畴，从多个层面对中国企业学习型FDI进行探讨，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

三、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国企业学习型FDI演化路径:以海信集团为例

关于社会资本，在Baker（1990）将其定义为“行动者从特定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的资源，这类资源可以实现行动者的利益”后，学者们又从社会资本类别出发，把社会资本分为外在的社会资本、内在的社会资本以及基于两者间的社会资本。而无论从最初的定义还是经过分类后更为具体的定义，都表现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到网络结构中的网络资源和能力”（周小虎，2006）。在本文的研究体系下，对于“嵌入”到网络中进行FDI活动的行为主体—跨国公司而言，此处的“社会资本”内涵具有特定涵义，主要指跨国公司的社会资本。

从社会网络诱致的“嵌入——脱嵌⁽²⁾”演化特征出发，本文对中国跨国公司学习型FDI演化路径的考察主要采用跨层次的分析方法。一方面，个体层面的跨国公司子公司作为经济主体“嵌入”到特定东道国经济体系中进行学习型FDI活动。另一方面，单一组织层面的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则在“嵌入”后出现“脱嵌”的动机和行为。与此同时，产业层面的多组织系统则在单一组织“脱嵌”后又有“再嵌入”到更大范围的网络中的需要。由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把中国跨国公司学习型FDI活动分为三个阶段并采用理论推演加案例解析的方法。其中，案例对象为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以海信集团为代表的中国彩电行业的海外学习型FDI。

（一）第一阶段:个体层面:子公司的“嵌入”行为

跨国公司作为FDI的行动主体，其子公司的行动是“嵌入”到特定东道国网络系统中，这种“嵌入”行为有利于跨国公司通过对社会资本的获取进而提高其FDI活动的学习效果。具体到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³⁾:结构维度，跨国公司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于通过所嵌入的社会网络扩大子公司与东道国各活动主体的活动交集，从而有利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各公司进行知识交换，并提升其学习能力；就关系维度而言，社会资本有利于优化现有网络体系的质量，通过网络内部各主体信任度的提高，为跨国公司开展经济活动提供便利；就认知维度而言，社会资本有利于各方的相互理解与认同，从而为企业实现“本土化”提供便利。

前身是青岛电视机总厂的海信集团，自1994年成立以来，现已发展为跨国经营的大型家电集团。该集团目前在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化进程发展迅猛，已分别在美国和以意大利、德国、波兰为代表的欧洲八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投资活动。继美国光纤通信公司、美国多媒体研发中心和南非研发中心这三个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立后，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实现国际化战略，该集团从2006年10月份开始在欧洲着手筹建海外研发中心，2007年4月，该集团所属欧洲研发中心正式成立并运营，并且与欧洲的主流设计公司如微科公司（MICRONAS）、MSTAR公司、丹麦的机顶盒公司以及荷兰当地的外形设计公司等建立各类合作关系⁽⁴⁾。

以设立研发中心为代表的海信集团的海外学习型FDI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该集团海外研发中心的成立，使得该集团的客户确定过程由原有的“发样机向客户确认——客户需求反馈——再确认——客户再反馈”的模式转变为“向客户当面确认”的模式，从而提高了海信集团产品的市场适应能力（王诚等，2009）。并且该集团平板电视新品的推出流程也由传统的“国内成熟，国外初行”转变为“先欧美，再中国，部分新品全球上市”的格局，通过对来自各个区域的最新技术的学习、应用和借鉴，该集团的先进技术也得以在欧洲这些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前沿的地方延伸。继2005年6月“高清晰高画质数字视频媒体处理芯片”研发成功后，该集团打破了自中国生产彩电以来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垄断的历史，成功开创了中国的“信芯”时代；2009年，该集团又突破国外公司对中国电视企业在大型双色高光模具设计制造技术上的封锁，成功攻克技术难关，使该集团成为世界第二、国内唯一掌握此技术的厂家。通过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立，该集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立企”战略，在此过程中，该集团的学习效果得到提高。可以说，海信集团的海外学习型FDI效果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对特定东道国社会资本的获取，下面仍从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予以分析。其中，该集团海外研发中心是以研发机构的形式“嵌入”到东道国研发机构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之中，并且通过与东道国研发网络中的现存主体——欧洲和美国主流设计公司的合作从而与东道国网络中的现存节点的交集也得到加强，这就从结构维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子公司可以利用与网络中现存节点的交流从而提高知识在各节点中的交换力度，进而提升学习效果；另外，该集团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立，通过其客户确定过程的改变可以看出，后一种“当面确认”的模式相较于前一种模式而言，通过掌握客户对产品的即时需求并作出及时的规划和改进，这种“及时性”使该集团获取了来自于客户更大程度的信任，这就从关系维度上保证了网络内部子公司与客户节点联系质量的提高，从而保证该集团在价值链的终端环节的高效性；与此同时，海信集团海外研发中心的设立，由于是“嵌入”到特定东道国环境中，并且在设立之前已经通过对东道国相应文化与市场的了解，无论在选址、设计还是提供服务等方面都具有与特定东道国文化和经济体系的相关性，这就保证了该集团在东道国特定网络系统中以“非异类”和更被当地接受的形式出现，在东道国现存网络体系下与各节点的联系就会因为这种认知的类同而变得相对容易，从而在认知维度上使得该集团在现存网络体系中由于认知的加强而日益“本土化”，此学习和适应过程中则更具有与东道国情境更为符合的特点，从而该集团向特定东道国的企业进行研发合作过程中的学习效果得到提升。

海信集团作为中国跨国公司子公司海外学习型FDI的成功案例，该集团以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进行对外投资的经验说明，作为“嵌入”到特定东道国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其学习型对外投资效果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发网络中现存的社会资本。此时，社会资本的作用就在于保证了网络存在性的同时提高了网络内部主体联系的质量，通过网络内部各个节点联结数量和质量的加强，提升了其学习行为主体的学习效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命题:

命题1:在跨国公司进行海外学习型对外投资的第一阶段，子公司“嵌入”到特定东道国经济体系并通过对东道国所在社会网络系统中的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利用可以提升其学习效果。

（二）第二阶段:跨国公司组织层面:母子公司的“脱嵌”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个体层面的第一阶段，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进行学习型对外投资活动产生的为正向效果。然而，在此阶段跨国公司子公司作为个体其学习效果得到提升后，则面临着来自母子公司组织层面的长期性平衡发展问题。

具体而言，可以作如下分析:跨国公司进行学习型对外投资活动时，母公司和子公司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系统存在于经济社会中，这种整体系统不仅包括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嵌入”到特定东道国如A国的子公司，也包括“嵌入”到除A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子公司，并且不同子公司作为整体的一部分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组织层面整体存在的客观性对组织发展的“相对一致性”提出要求，即我们在对跨国公司的发展进行评价时，更多地需要纳入整体视角，衡量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协同发展的综合性、平衡性问题。与此同时，作为第一阶段子公司“嵌入”下的学习型对外投资活动是基于具体的且具有“异质性”的东道国社会资本下的活动，这种“异质性”的社会资本虽然可以给跨国公司的学习型对外投资活动带来正向效果，然而这种效果也只是相对短期的。长期而言，“异质性”的社会资本下产生具有特定针对性的“异质性”的学习结果，从而对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层面更多地产生的是一种在具体的、基于特定东道国网络“锁定”下的负面效应。“锁定效应”的存在虽然不妨碍母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分别进行的知识交换活动，但对于各个子公司而言，则由于“异质性”的学习结果，使得在学习型FDI活动中创造的针对特定东道国网络的知识在各子公司间难以得到有效的转移和交换。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在分别基于短期与长期视角的跨国公司个体与母子公司组织层面，出现了整体发展所要求的“相对一致性”与个体基于特定的、具体的“异质性”的矛盾，并且作为个体层面的对跨国公司子公司短期发展有利的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组织层面长期而言，则由正向“促进效应”演变为对组织发展有碍的负向“锁定效应”，从而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学习型FDI活动的正向效应也随之演化为负向效应。这种由正向效应向负向效应的转化对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组织而言，则会产生相应“脱嵌”的动机和行为。一方面，组织层面的“脱嵌”可以使得跨国公司子公司置身于更大的由母公司和各个子公司组成的网络体系中，而不是仅仅以“嵌入”于基于特定东道国网络的形式存在，这就使得母公司在作出关于组织发展的决策时，可以更多地基于各个子公司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相对一致性”，加强组织的协调性；另一方面，在更大的由跨国公司母公司和各个子公司组成的网络体系中，各子公司间知识交流的便利化可以使得子公司在进行对外投资活动时保持更高的灵活性，减轻由于局限于特定网络所导致的思维和行动的局限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减轻“锁定”效应，保证组织层面的长期协调性发展。仍以海信集团为例，该集团于2007年1月在荷兰南部城市——埃因霍温成立且目前设立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欧洲研发中心，虽然其研发总部是设在欧洲的某个国家，然而其研发工作是基于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不同文化和经济体系进行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统一安排，并且生产的彩电等产品采用统一的标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就该集团组织层面而言，这实际上相当于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脱嵌”到更大的网络体系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组织的决策在保证针对全范围内的网络体系一致性的同时减轻了由局限于特定网络所带来的“锁定”效应。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相关命题:

命题2:在跨国公司进行海外学习型对外投资的第二阶段，社会资本由个体层面的正向效应演变为对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组织层面的负向效应，此时需要组织层面的“脱嵌”来保证组织的长期协调性发展。

（三）第三阶段:产业层面的多组织⁽⁵⁾系统:“再嵌入”行为

经历了第一阶段个体层面的“嵌入”以及第二阶段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组织层面的“脱嵌”行为后，组织间层面的多组织系统在进行学习型对外投资活动中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在整个国际竞争体系中，作为学习型FDI活动主体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于世界范围内的单个企业，更多的情况下的竞争对手则以产业或产业集团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组织层面的“脱嵌”虽然可以为对应的单一组织提供长期协调发展的有利条件，然而，对于组织间层面的多组织系统而言，这种单一组织层面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跨国公司母子公司的单一组织作为该国产业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不能代表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相反，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其他相对较弱的单一组织决定着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即所谓的“短板效应”，此时就需要基于产业层面的综合发展；另一方面，在应对来自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或产业集团竞争的时候，通常存在着国际标准的相关问题，这类问题包括国际标准的内容、制订方以及执行力度。可以说，即使在本国范围内发展较好的产业，如果达不到通用的国际标准，或者说只是作为国际标准的被动接受者，在整个世界范围没有占据产业发展方向的主动权，从而也无法长久立足。因此，作为产业层面学习型对外投资活动的多组织系统，为进一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就要在第二阶段单一组织层面的“脱嵌”后以产业组织形式“再嵌入”到世界范围内的产业体系中，一方面通过对国际标准的执行提升其产品的国际认可度，利用好现存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参与产业标准的制定掌握产业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创造新的有利于该国产业发展的社会资本，促进产业层面的多组织系统的共同发展。

下面以海信集团为代表的中国彩电行业的发展予以说明。海信集团自2005年开始在LED背光等新型显示领域组织技术研发，并于2009年12月，在日本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IEC/TC110（平板显示技术委员会）年会上，该集团刘卫东博士被确认为LED液晶背光分规范国际标准的起草人，并与韩国专家共同牵头起草背光显示总规范标准⁽⁶⁾。中国彩电行业参与国际彩电标准的制定，一方面表明作为产业组织层面的系统主动“再嵌入”到了世界范围体系，通过对现有网络中社会资本的获取提升了其对外投资学习能力，从而达到了可以制定国际产业标准的实力；另一方面，产业组织层面的“再嵌入”下的对产业标准制定的积极参与，通过提升产业整体在国际市场产品的认可度和话语权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新一轮的创造，从而促进了产业组织层面的多组织系统的综合性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相关命题:

命题3:在跨国公司进行海外学习型对外投资的第三阶段，产业层面的多组织系统的“再嵌入”行为，通过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创造实现产业组织层面的多系统的综合性发展。

四、研究结论与创新之处

针对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进行技术学习的实践和背景，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以我国家电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海信集团作为案例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理论推演和案例解析的研究方法，从个体组织和产业层面对中国企业进行跨国技术学习的演化路径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学习型FDI经历了嵌入、脱嵌和再嵌入的演化过程。在嵌入阶段，跨国公司子公司作为学习型FDI的活动主体与个体主动“嵌入”到特定东道国中以获取基于特定东道国社会网络中的研发资源和知识，通过与东道国网络现存节点联系的数量和质量的加强提升其学习效果；由嵌入阶段发展到脱嵌阶段，单一组织在为获取长期协调性发展问题上面临来自基于组织层面的负向效应，由此产生整体上的“相对一致性”与个体的“异质性”、短期的“促进效应”与长期的“锁定效应”的矛盾，故产生相应的组织层面的“脱嵌”行为；再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演化过程中，单一组织的发展远远不能满足产业整体的发展需求，此时跨国公司的FDI活动通过“再嵌入”使得跨国公司所属产业在获取世界范围内社会资本的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从而促进产业的综合协调发展，全面提升其学习型FDI活动的学习效果。

相对于现有的研究，本文创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为中国企业跨国技术学习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针对发展中国家企业是在本土进行合资进行技术学习还是到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进行技术学习的两难战略选择问题，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可以借助其所嵌入的研发网络和社会网络之中，获得最先进的技术资源和知识，从而赶上并超越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合资则无法嵌入到这种技术学习网络之中，从而无法实现技术上的赶超；第二，本文从个体、组织和产业三个层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演化路径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现有研究大多是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个体层面对其跨国技术学习进行分析，而本文则从个体、组织和产业三个层面出发，对其学习的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基于三个层次的互动与整合分析，可以对其演化过程进行更为全面和综合的研究。

尽管本文的研究对FDI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扩展，但是仍然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一，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单案例研究方法，只对彩电行业中的典型企业海信集团进行了深度案例剖析，而没有对其他行业进行案例比较。因此，在未来研究中，本文将选择多个产业进行多案例比较研究，将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第二，关于演化路径的研究，未来将尝试采用系统仿真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以便对中国企业学习型FDI的演化过程进行更为形象和细致的分析。

参考文献

［1］杜群阳.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海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实践.国际贸易问题，2004（11）.

［2］何骏.技术创新的国际互动链.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王诚，等.海信集团考察:竞争力与自主创新动力机制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4］王凤彬，杨阳.我国企业FDI路径选择与“差异化的同时并进”模式.中国工业经济，2010（2）.

［5］周小虎.企业社会资本与战略管理——基于网络结构观点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Minin A D and Zhang J Y.An exploratory study on international R＆D strategies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Europe.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2010，27（4）:433-455.

［7］Baker，Wayne E.Market Networks and Corporate Behavior.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0，96（3）:589-625.

［8］Louis T.Wells.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83.

［9］Nahapiet J.and Ghoshal S.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creation of value in firms.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1997:35-39.

【注释】

(1)资料来源:商务部《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2)脱嵌:与“嵌入”相对应的概念，即主动或被动地从“嵌入”的状态中脱离。

(3)企业社会资本的三个维度:结构维度（个体之间联结的模式，包括网络联系、网络配置形式以密度、连通性和层次等描述的连接形式和专门组织）；关系维度（突出二元结构的人际关系，包括关系双方的信任和信赖感）；认知维度（双方之间可通过共同的语言、编码和阐述进行沟通的通用理解、解释和含义系统的资源）。

(4)资料来源:海信集团网站（http:www.hisense.com）。

(5)多组织系统，也称组织间系统。

(6)资料来源:海信集团网站（http://www.hisen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