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与“再造神圣”

一、“祛魅”与“再造神圣”——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解构与建构

“明清之际”传统价值观向近代的蜕变，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吗?经济基础的变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变化?中国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变更的历史过程?相对于中国农业社会中的价值系统，江南地区的工商业阶层的兴起，是否产生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这种新型的关系是否一定就是具有现代意义?我们如何界定社会的现代性和观念的现代性?现代性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有是当前明清思想与哲学研究仍然继续要回答的理论问题。如果从西方现代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祛基督教之魅而以世俗化为神圣的双向历史运动过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虽然对此两方面都有所认识，但他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产生的过程中，突出的是“祛魅化”、理性化意义，而相对忽视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塑造新的神圣性——以世俗为神圣的精神追求意义。从中国现代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看，现代化的过程可能更为复杂。两宋以后的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世俗化不断加强的历史过程，魏晋隋唐的贵族门阀势力不断从社会政治生活中后撤，更加规范化的科举制度培养了一大批士大夫阶层。先秦两汉以来的儒家伦理思想通过儒家士大夫们的不断阐释，逐渐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神圣地位，到了晚明时期，这一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思想变成了类似国家宗教的理论体系，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紧箍咒”。因而，中国自晚明以后出现的市民文化就展开了对意识形态化后的儒家伦理的“祛魅化”运动，同时又借用先秦各家思想资源为市民阶层的利益追求进行伦理上的合理性论证。如果用萧?父先生的说法，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反宗教异化”的道路，中国则走的是一条“反伦理异化”的道路。^②在这两条不同的解构道路中，都蕴涵着一个为新的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的神圣性进行论证的建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