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绩效研究的理论进程

2.4.1　家族企业绩效研究的理论进程

1.家族企业绩效研究的缺乏及其原因

到目前为止，家族企业研究中涉及绩效的分析不多（Hienerth＆Kessler，2006），并且关于家族企业目的及绩效衡量的分析也很不成熟（Chua et al.，2003）。这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1）跟企业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对企业绩效的不同涉及程度有关。以契约理论为核心的现代企业理论一直较少分析企业的绩效差异及其原因，直到战略研究中的能力理论等受到经济学和管理学两方面的重视，企业的生产性和财富创造问题才得到深入研究（杨瑞龙，杨其静，2005）。

（2）跟家族企业理论自身发展的进程相关。家族企业研究的理论进程至今还处在“前范式阶段”（Sharma，2004），特别是关于基本的家族企业定义及企业存在的根本目的都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家族企业研究范围到底该包含哪些主题也没有得到确认（Chrisman，2003）。因此，家族企业还没有广泛涉及治理和战略方面的研究，相应来说，绩效分析当然也很少（Habbershon et al.，2003）。

（3）与家族企业性质有关。家族企业对于成就的理解和目的通常都是模糊的和复杂的，对绩效的追求通常来自经济和非经济两方面（Olson et al.，2003），这使得家族企业自身和学者都很难找到明确的绩效衡量方法（Chua et al.，2003）。

2.战略理论中企业绩效来源和形式的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一般化意义上要素的投入产出问题，忽视企业的差异性（Nelson，1991）。作为一种理论推动，新制度经济学把研究视角深入到了企业内部。但以交易费用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理论主要关注交易成本及其导致的企业边界问题，对企业的异质性同样很少涉及（贺小刚，2006）。

对不同企业的绩效差异进行广泛分析的主要是战略研究。总体上看，战略学缺乏一种理论作为核心（Williamson，1994；转引自：曹德骏，2002），实际上可以把战略研究看做是绩效的本源分析，即企业绩效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原因的归纳也经历了几个阶段，主要从外部环境中寻找绩效差异原因的产业组织理论（如哈佛学派的SCP分析框架和Porter的竞争理论等）过渡到从企业内部寻找竞争力来源的能力理论。

强调外部环境分析的战略研究框架中，包括SSP（战略—结构—绩效）和SCP（结构—行为—绩效）、Andrews的SWOT分析以及Porter的五力模型等都隐含了一种假设：战略集团或产业内的企业是同质的（Teece et al.，1997）。因此，企业绩效分析通常都用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和成本水平变化来解释。但是，这类理论（以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为代表）遇到了困难，因为它们难以解释同样战略定位下为何企业的绩效和成长性会有巨大差异（Barney，1991），因而受到广泛质疑。彭罗斯（Penrose，1959；转引自：刘辉锋，2005）很早就指出，同一产业内的企业存在不同的成长率。这种质疑推动了更多面向企业内部的竞争分析，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企业的能力理论（the approach of the capability）。能力理论强调内部资源和组织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形成特定的竞争优势（Williamson，1999）。能力理论在内容上包含较多的要素和研究视角，主要的分析框架有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

（1）资源基础观下的企业绩效分析

从资源基础观来看，企业的绩效同时来自企业外部和内部。对内外部的不同侧重观点主要有两位代表性学者：一位是强调企业层面的Jay Barney；另一位是强调市场层面的Margaret Peteraf。

Barney（1991）认为，企业内部资源基础的特异性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和成长的根源，企业价值由市场环境决定。资源基础理论的重点在于要素概念上的资源及其价值创造功能，对于企业绩效的具体分析还比较简单。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可以将自身拥有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向独特能力转变，形成难以复制和替代的独特资源，这样就创造了竞争优势。这里的竞争优势主要由理查德租金（Ricardian Rents）这一概念为代表，基本含义是超越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超额利润。

Peteraf（1993）把资源基础观下的战略分析框架简化为“资源—绩效”的RP模式，核心思想是说战略差异决定绩效差异。她在Barney的基础上对战略优势和企业绩效的衡量作了改进，认为资源获取价格必须低于经过折算的净现值。

资源基础观的绩效研究在分析路线上更多带有倒溯形式，也就是说，企业要获得较好的绩效并形成竞争优势就必须采取独特的战略，而实施这个战略又需要具备一系列的资源条件。这种分析在具体实践和研究上都形成了一定的困难，主要原因是过于简约的抽象研究方式导致操作性不强（Williamson，1999）。

（2）能力理论的企业绩效分析

从契约理论刚兴起到它成为企业理论的主流，一种反思（Richardson et al.，1972）就开始出现：仅仅依靠成本节约能带来企业的发展吗？实际上，企业的生产性质和财富创造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杨瑞龙，杨其静，2005）。作为资源基础观的推进，核心能力理论更加贴近企业的现实情况。其标志性成果是Prahalad和Hamel（1990）结合日本NEC公司和美国GTE公司的实证研究，分析结果以“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题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他们认为，日本企业通过“组织中的积累性知识”这种核心竞争能力获得了更好的企业绩效。在Prahalad和Hamel的成果基础上，一些研究对于能力的来源和表现形式进行了深化研究，形成所谓知识基础理论。这种理论大致上仍属于能力理论范畴，主要强调了知识和惯例在能力形成中的作用。比如，Foss（1996）把企业能力看做与知识相关的、难以形容而又可以感知的特殊资产。

能力理论从企业的生产性质出发，认为企业成长来自内源性的知识和能力积累，由此对企业绩效差异性的分析更为深入。Williamson（1999）指出，能力理论通过对经济学的一般分析框架和管理学的实证研究导向相结合，对战略和治理理论都是一种重要补充和推进。战略研究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融合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杜玛，斯赖德，2006），主要原因在于企业绩效研究得到重视，这使得企业研究更加贴近实践并具有可操作性。实际上，企业研究不仅仅要看交易费用及其导致的企业与市场功能划分问题，还要分析企业如何创造财富，以及为何有些企业能成功而有些则会倒闭。

总体上看，关于企业绩效的研究体现出两个广泛性：一方面是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来源被归结为越来越广泛的要素，这使得企业可以从各种不同途径来获取和发展自己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绩效的表现和衡量也体现为更广泛的形式，在基本的经济性指标方面增加了其他有助于实现企业长期增长的非财务性要素。正是因为企业绩效的来源要素越来越丰富，企业绩效的衡量才具有更广泛的形式，平衡积分卡就是一个代表。相对而言，资源基础观和能力理论都把分析重点放在了绩效来源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