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经济

原苏联、东欧国家经济 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一

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后，由于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相继分裂，民主德国并入联邦德国，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数量已由原来的9个变成为现在的27个。近几年来，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很严峻。从经济发展态势看，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除南斯拉夫各国外，其余国家都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一些由原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分裂出来的新独立国家，还同时存在着从地方经济向国家经济的转变。

其次，随着经互会解散，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联盟不复存在，各国都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寻找合作伙伴，组成新的地区性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单一结盟形式已让位于多元合作形式。在这一地区，业已成立和拟议成立的国际经合组织有：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4国组成的中欧自由贸易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10国的独联体经济联盟。而且，这些国际经合组织的成立，并不排斥各成员国同其他周边国家另外建立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合作关系，参加其他的地区性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例如，俄罗斯、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就同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塞拜疆签署了成立黑海经济合作计划的协定；俄罗斯、波兰还同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瑞典等国达成协议，决定组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建立三国统一经济空间条约，筹组欧亚联盟；摩尔多瓦同罗马尼亚计划在其边境地区共建3个自由贸易区；等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还力图靠拢和加入欧洲联盟。

再次，总体经济形势严峻，但一些国家已走出谷底开始复苏，或者出现了转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明显。在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初，各国经济普遍进一步下滑，危机严重。目前，各国的总体经济状况依然严峻，但一些国家已开始复苏，另一些国家经济下降幅度明显缩小，表现出已接近谷底；东欧多数国家在建立市场机制方面取得初步成果，个别进展较快的国家则在适应市场需要、改变经济结构方面出现良性的变化。与此相反，独联体国家经济1994年几乎都滑坡。根据保加利亚《货币报》1994年11月11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1994年将出现经济增长。波兰经济可望增长4.5%，居上述5国之首。爱沙尼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2年时还下降30%，而1994年将增长3%。文章指出，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国民经济仍在下降，但下降速度明显放慢了。文章说，独联体国家及马其顿等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排在队尾。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前景十分令人担忧。经济下降得不到控制，仍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俄罗斯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16%，白俄罗斯将下降29%，乌克兰将下降24%。

最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两极分化加剧。由于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经济衰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但是，少数人利用制度剧变、经济转轨的机会大发横财，致使两极分化加剧。根据俄罗斯联邦官方发表的资料，10%的最富有者的收入与10%的最贫困者的收入的差距，1991年为4.5倍，1992年为7.5～8倍，1993年为11倍。截至1993年年底，有4 000万人（占居民总数的27%）的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标准。

二

近年来，原苏联和东欧各国在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方面显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局势是否稳定。

前已指出，苏东剧变后，各国都面临着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有的还同时面临着从地方经济转向国家经济的双重转轨，以及摆脱经济困境的迫切任务。保持稳定是实现这种转变，求得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而有些国家，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事频繁，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经济当然不可能不大幅度的下降了。另有些国家，如俄罗斯、乌克兰等，虽然没有发生战争，但国内存在着严重的派别斗争，与周边国家又有这样那样的争端而关系紧张，政局动荡，社会也不安定，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而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由于较快的消除了剧变前后的动乱，社会比较安定，经济转轨得以有序地进行，从而使经济走出了谷底，开始复苏。实践表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社会动乱，经济衰退；动乱愈烈，危机愈重。

第二，决策是否得当。

对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来说，执政党和领导人奉行的政治经济政策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该国局势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大家知道，阿尔巴尼亚是一个非常正统和保守的国家，长期自我封闭，又不改革，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可是剧变后的1993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8%，成为东欧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在于民主党执政后，抛弃了长期实行的农业集中管理体制，把原属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分给了个人，从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连续两年增产（1992年比1991年增长12%，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长15%），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复苏。

在独联体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在1992年略微下降后，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已增长4%，1994年估计还能继续增长。其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根据民族的历史特点、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人民的精神状态，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强调，建设国家必须遵循以下5个基本原则：①经济优先于政治，国内的经济战略和对外经济关系都应丝毫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②国家作为经济改革的发起人和主要推行者发挥协调作用；③在各社会生活领域，法律都至高无上；④推行强有力的社会政策，保护居民，特别是易受伤害的阶层、残疾人、儿童和多子女家庭；⑤逐步分阶段地向市场过渡。

与上述两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决策失误，给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最大的失误在于不顾俄罗斯的具体条件，草率决定采取休克疗法，即以激进方式把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由于俄罗斯联邦独立前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因素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不仅人们普遍对市场经济感到十分陌生，而且现实生活中也几乎没有各种市场组织、市场关系和市场规则等。因此，为过渡到市场经济，首先必须增进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转变观念，并要从头开始培育各类市场，发展市场关系，建立市场规则。同时，要大力培训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各类人才。这些都需要有个过程。再说，以激进方式走向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能否克服体制急剧变革的阻力。如果存在外部援助，而且这种援助又大到足以补偿人们在体制急剧变革中的利益损失，则可以减少变革的阻力；如果不具备这一条件，利益的尖锐冲突将阻碍改革的顺利进展，甚至会使改革夭折。对于俄罗斯来说，西方虽然答应给予援助，但许诺援助的数额同其所需的补偿数额相差甚远，而且业已许诺的援助也迟不兑现。十分清楚，俄罗斯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十分薄弱，用以减少激进变革阻力的外部援助又很不足，在这种条件下实行休克疗法，根本不可能起到治疗作用，而只能使经济“休克”。与此相联系，在多数企业仍属国有国营且占据垄断地位、市场竞争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轻率地放开了价格，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热衷于追求利润，抬高价格，而不关心发展生产。同时，在企业极需追加投资进行技术更新、改组生产的情况下，却采取了紧缩财政信贷政策。1992年基本建设投资额比1991年锐减45%。此外，军工生产在俄工业生产中长期占有很大比重，这是应该调整的。但缩减军用品生产，实施“军转民”方针的步骤过急过猛。1992年军用品产量比1991年锐减42%，1993年又比1992年减产29%。军用品产量的下降大大超过了民用品产量的下降（民用品产量1992年下降12%，1993年下降15.9%）。军用品产量锐减是造成俄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原有经济协作关系破坏的冲击程度。

苏东剧变后，各国在经互会范围内的经济协作关系遭到破坏，给苏东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但是，原苏联地区各独立国家所遭受的冲击更加严重，因为它们之间原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地区经济协作关系中断，而且在新独立的俄罗斯等多民族大国中，地区分散主义的倾向盛行，不履行供货合同的情况到处可见。原经互会成员国之间、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以及新独立国家同地区之间，这3个层次的经济关系的破坏和紊乱，使俄罗斯等独联体各国的经济形势比东欧国家更困难。

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生产所需能源、燃料和原材料的对外依赖程度愈深，经济联系中断给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愈大。例如乌克兰，它的工农业生产虽较发达，但其生产、生活所需石油、天然气绝大部分依赖进口。1993年，乌克兰共消耗天然气1 079亿立方米，自产仅192亿立方米，其余全靠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供应，其中从俄罗斯进口603亿立方米（约占乌克兰需求量的60%）。天然气是乌克兰耗能严重的工业赖以生存的血液，大量进口的天然气主要用于发电、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国民经济中的支柱行业。1993年，由于乌俄关系紧张，加之俄本国油气产量下降，为创汇而优先向西欧出口，俄对乌供应量减少一半，并大幅度提高了供货价格。土库曼斯坦也为换取硬通货而中止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进口能源减少，首先对乌克兰电力生产造成严重影响，使40%的发电设备停产，进而使耗能大的工业企业被迫减产甚至停产，生产下降速度明显加快。1993年乌克兰工业产值比1992年下降15%，1994年上半年又比1993年同期下降36%，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

第四，经济转轨和结构改造的困难程度。

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体制要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任务相当艰巨。相比而言，原苏联各国比东欧国家更加困难。因为，前者起步晚，市场经济基础差。匈波等某些东欧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时，比较倾向于市场取向，到1980年代末已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经济基础，这是坚持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原苏联所无法比拟的。例如，匈牙利在1968年就开始着手放开物价，到1990—1991年间基本完成；而独联体国家则从1992年初才放开物价。这样，1990年代头几年价格市场化对后者的冲击比对前者猛烈得多，使独联体国家在保证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所需的宏观经济稳定时，遇到了更为严重的困难。而且，一些东欧国家在正式转轨前，已经开始发展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也为近几年来微观经济基础的改造打下了一定基础；原苏联的各共和国则缺乏这些前提条件。另外，俄罗斯、乌克兰等原苏联各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农轻重结构的不合理程度比东欧国家大，为使经济适应市场需要，面临着更为艰巨的结构改造任务。

三

原苏联和东欧各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趋势如何？据我们观察，大致如下。

第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趋势不可逆转，对外开放度将进一步扩大。

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从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对比中，越来越认识到只有舍弃中央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才能摆脱经济困境，逐步恢复和振兴经济。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已成为这些国家大多数人的共识。各国的各派政治势力在如何实行和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方面虽然还存在不同主张，但在要不要实行市场经济问题上已消除了分歧。同时，经过这几年的工作，各国的市场基础设施、市场体系、市场法规以及市场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强，人们从市场供应状况的改善中也看到了希望，增添了走向市场经济的信心。这样，在今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尽管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走向市场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由于国内资金和技术的不足，各国为加速经济恢复和发展，必将进一步放宽对外经济政策，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和西方先进技术。

第二，国内经济政策将注重加强国家干预，进行结构改造，控制通货膨胀，促进生产，保障生活。

一些国家在转轨初期，曾出现过完全放任自由的倾向，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经过实践，各国意识到实行市场经济，不能放弃国家干预，不能没有宏观管理。《匈牙利新闻报》1994年9月17日刊登的匈著名社会经济学家拜伦德·T·伊万的一篇文章《中欧东欧向何处去》指出，在中欧、东欧各国，人们曾把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看成是治疗已失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灵丹妙药。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最好的处方。这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有少数最发达的国家能获得成功，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经济环境困难、经济任务繁重的国家，则选择另一种市场经济模式——“调节的”市场经济，这种模式更为有效。“调节的”市场经济并不改变市场的独立性，但国家可用干预手段来补充。文章指出，西方最富有的国家在关键时刻，如大危机时期、战后恢复时期，都使用了国家干预手段。在市场发展不完全的国家，如亚洲新兴的工业国家，使用这种国家干预的办法，也取得了很大成功。中欧、东欧各国在转轨过程中走这条道路难道不更好吗？文章还强调，为适应世界经济，市场化和私有化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中心问题是现代技术，以及建立与此相应的部门和有竞争力的出口部门。现在，经济大幅度下降趋势已被抑制或正在抑制，但技术结构没有得到改造。如果不改造技术结构，长期下去，又会再次出现生产下降，或落后于其他国家。这就是说，要成为欧洲集体平等的一员，要真正赶上欧洲，结构改造是不可缺少的。今天，中欧和东欧市场经济的建设，在结构改造上力度不够，在这方面国家干预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为维护社会安定、避免因失业和生活困难可能带来的动乱，各国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把过高的通货膨胀降下来。

第三，原苏东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可能重新恢复和加强。

原苏东国家从原有经济协作关系破坏带来的消极影响中，特别是从倒向西方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的失望中，产生了重新恢复和加强原有经济合作关系的愿望。在1994年9月间召开的东欧企业家代表大会上，罗马尼亚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乔治·珀乌内斯库提出建立一个由中东欧地区所有原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共同市场式的经济共同体”，即“东欧共同市场”。无独有偶，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主席，原戈尔巴乔夫助理沃尔斯基在接受《自由罗马尼亚报》记者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建立一个类似于“西欧共同市场”的“东欧共同市场”势在必行，而原苏联地区即独联体的经济结构将构成这个“东欧共同市场”的基本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两年前，罗马尼亚当时的外长纳斯塔塞就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过这种建议，但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刻得到其他东欧国家的欢迎。

第四，各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不平衡发展状态，地区的总体经济形势将逐步转好，但要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和趋向繁荣，则需经历一个较长过程。

除少数战乱不止、政治动荡不安的国家外，多数国家的经济形势将看好。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既定方针政策能一以贯之，则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将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基础设施将逐步加强，市场体系将逐步完善，市场发育将逐步成熟，市场法规将逐步健全，市场机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将日益增强。再加上原有经济合作关系的恢复和加强，将有利于经济复苏。当然，要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进而使经济振兴、趋向繁荣，尚需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一般估计，要花费10年、15年或更长的时间。

（《国际观察》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