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组织与山丹培黎学校对抗战经济的贡献

第二节　“工合”组织与山丹培黎学校对抗战经济的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作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这一时期的张掖也因为创建了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而与全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全国、全省、特别是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留下了深远影响。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领导人路易·艾黎等1940年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的中国工合培黎工艺学校。因此，对抗战时期所做出的贡献都要归功于中国工合运动的发展以及路易·艾黎的辛勤努力与无私奉献。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几位外国友人倡议，通过一些著名爱国人士和各派抗日进步力量共同推动，在全国兴起的一个以坚持抗战为目标，采取合作社方式，组织民众进行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抗日自救活动。工合组织在克服战时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在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抗战经济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938年12月，中国“工合”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路易·艾黎为技术顾问，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为了推动“工合”运动的健康发展，路易·艾黎走遍中国16个省区，行程3万多公里，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短短两年中，“工合”在全国各区办事处所属72个“工合”事务所推动下组成了30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安置工人3万多名，向前线输送了50多类500多种支前物品，为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可以说中国工业合作组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

第一，抗战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本集中在沿海及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各地，并大肆进行掠夺与破坏，中国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使得后方军用与生活物资供应紧张。

第二，大批技术工人，因日军的占领而失业，他们与成千上万背井离乡的难民一起逃往内地，为后方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这些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有人出面领导大家生产自救，所以将他们组织起来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抗战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从东南沿海逐渐向西移，外国商品也因战争原因不可能大量输入，从而减少了竞争。同时，也迫使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走向自主自给，这都为“工合”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第四，为支持长期抗战，必须重建国防经济基础。由于战争时期的条件限制，建立大机器工业已无可能，而利用各地有限条件，发挥失业工人和难民的力量，从事简单易办、见效快的小型工业或手工业生产，以解决军需和民用，便成为可能。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才使工业合作社这一富于机动性的战时经济组织应运而生。

因此，工合运动的开展对于战事经济建设，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首先，工合运动有力地补充了战时经济的不足。各地兴起的工业合作社，及时生产出大批军需和民用产品，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商品供应的紧张局面。整个抗战期间，工合组织的工作区域涉及到全国18个省区，援助了20余万失业者和难民。这些合作社从事的业务主要包括了纺织、服装、化学、矿冶、机械、五金、土木、卷烟、制糖、印刷、燃料、手榴弹、军服、农具等各类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生产。由工业合作社制造的纺织、榨油、印刷、农具等各种大量的日用商品一方面源源不断运往抗战前线，同时也销往后方市场，弥补了内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使工业合作社成为战时中国经济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其次，工合组织帮助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对工合组织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国民党统治区，其拨给工合组织的经费几乎全部是资助国统区的工业合作社。但是参加工合组织的爱国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终于使工合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陕甘宁边区、皖南等地的工业合作社的产品极大地补充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不足，从而为抗日军民克服经济困难，争取经济形势好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三，“工合”组织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最先开展“工合”运动的西北地区，建设之初就注意到合作社年轻学徒工的培育训练，他们把教育与生产、人才与建设和“工合”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当“工合”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之后，各地区的“工合”组织也都纷纷办起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培训班，培养和训练工人。“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还在成都办起一个“工合”研究所，主要从事工合业务的理论和实际的研究，出版有关的书籍刊物，直到“工合”运动的深入开展。“工合”运动中建立的“工合”小学、“工合”训练班、社员学校、培黎学校等，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民众教育。特别是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对学员实行半工半读制度，使他们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得到发展。至于“工合”社员，他们是直接的参与者，在经常的开会、学习、实践中，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民主教育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他们不仅是当时“工合”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工合”运动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工合”运动是由几位国际友人倡导发起的，在成立过程中又邀请了国内各党派、各界名人担任工合总会的理事等职位。他们不仅在国内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利用他们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以及“工合”组织对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等。一方面是中国“工合”运动得到了国际合作组织的指导，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无私援助；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整个抗战期间，海外为“工合”组织的捐款总数约在500万美元以上。

同时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工合”组织开办了不少技术学校，但由于日寇的轰炸，国民党的破坏，这些学校都先后关闭。其中只有陕西双石铺，随后迁移到山丹县的培黎工艺学校保留了下来。1944年10月，路易·艾黎来到山丹，亲自选定山丹发塔寺为校址，并在周围租了一些民房，把第一批来自双石铺的学生带进宿舍和教室。同年年底，乔治·何克带领其余师生徒步向兰州进发，再转乘俄式“羊毛车”抵达山丹。师生们在破庙里安装机器，第二天就开始上课。从此，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在河西深深扎根。

培黎工艺学校迁到山丹以后，其办学宗旨仍然不变，为“工合”培养技术人才，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来培训中国青年一代，同时为中国农村发展工业探索解决技术人才的途径。学校所有的学生根据年龄大小和进校时间的长短实行分班，一半时间上课，另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实习。这种半工半读的新式教育方式，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生产实习在校办工厂内进行，按组编制有动力组、运输组、纺织组、玻璃组、化工组等20组，另外还有农场、畜牧场、煤矿、医院等。其中动力组用锅炉发电，解决生产照明问题；运输组承担校内外的运输任务；测绘组对山丹全境与张掖各县的矿藏、水利、土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勘察，并采集了不少标本；农场师生，在艾黎带领下凿井开渠，截引地下水，开垦荒地3000多亩，并在山丹四坝滩兴建了可浇地60000亩的灌溉工程。其他校办工厂各组生产的产品，如纽扣、布匹、毛毯、毛巾、纸张、皮革、肥皂、粉笔、粮食、蔬菜等，除保证学校自给外，有些还能到市场销售。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工合”，而“工合”经费主要来自欧美等国际进步团体和国际友人的捐助。这里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穷苦大众，其中有不少是孤儿和灾童。山丹培黎学校的教师，则主要是艾黎通过各种关系请来的外籍教师，其中有美籍机械工程师易斯莱，加拿大籍电气工程师严立地，新西兰著名医生斯潘塞，农业专家魏美司与艾启赫，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奥地利纺织专家哈德，美国《生活》杂志社著名记者甘沛霖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下，为培养中国学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中英籍教师乔治·何克因长期操劳，于1945年7月病逝，年仅30岁。他在弥留之际用中文写下了“我的一生都献给培黎学校”的遗言，令人感动至深、难以忘怀。

长期主持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路易·艾黎更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学校。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广大师生同甘共苦、共命运，既要主持校务工作，又要安排师生生活；既要多方筹措资金和器材，又要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巧妙周旋；既要不断扩大办学规模，又要保护师生的安全。因此，他对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乃至山丹，产生了特别浓厚的感情，同时也对抗战时期张掖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