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与西部各省经济社会发展对比分析

甘肃与西部各省经济社会发展对比分析

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向内地转移，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藏族群众聚居区发展、实施甘肃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关—天经济区规划和《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的相继出台，为甘肃经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甘肃经济由于底子薄，基础差，不但与发达省市相比差距很大，而且与西部各省的差距也在逐年拉大。因此，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实施的关键时期，如何从整体上判断甘肃在西部所处的位次，总结经济发展的成绩与差距，寻求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与制约因素，使甘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而实现“十二五”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本文运用指数法，对西部十二省2000～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经济实力后移至西部末位，与兄弟省市的差距逐年扩大；社会发展水平在西部的位次也比较靠后，但是呈上升的趋势。这种状况如得不到及时、有效遏制，将会制约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进程。因此，甘肃人必须树立科学赶超、跨越发展的理念和信心，着力解决好产业结构失调、投资不足、财政调控能力弱、居民收入水平低下和水资源匮乏等制约甘肃经济快速发展的最突出的矛盾与问题。

一、定量分析方法简介

为直观、客观、准确地判断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在西部所处的位次，本文分别构造了综合经济实力指数和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综合指数的测算由以下几个步骤：

（一）指标权数的确定

本文的综合指数主要采用Delph法（即专家赋权法）。其基本程序为：首先，确定各指标的初始权数；其次，征询专家意见，汇总合成新的权数；最后，重复上述步骤，直到专家意见大体一致时停止下一轮意见征询。

（二）无量纲化方法的选择

综合评价无量纲化方法有很多种，各有优劣。经过反复比较分析，选择模糊隶属度函数法。

在模糊数学中，常把某事物隶属于某一标准的程度，用[0，1]区间内的一个实数来表示，“0”表示完全不隶属，“1”表示完全隶属，模糊隶属度函数就是描述从隶属到不隶属这一渐变过程的。进行模糊量化首先需要确定各个指标的“优”、“劣”上下限，也即各个指标的最大值maxX和最小值minX。其次，确定各个指标的模糊隶属度函数类型，为了计算上的简便，本文函数类型主要有两种：

对正向指标，采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进行量化，即：

其中：i Z为指标实际数值的隶属度值，iX为实际值，maxX为该指标的最大值，minX为该指标的最小值。

对逆向指标，采用半降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进行量化，即：

（三）综合评价指数的合成方法

综合评价指数是由单指标综合而成的，其合成方法较多，如：线性加权综合法、乘法合成法、加乘混合合成法、代换法等。其中线性加权综合法是使用最广泛、操作简明且含义明确的方法，因此本文采用线性加权综合法，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i D为第i个指标的得分，iW为第i个指标的权数。

二、综合经济实力比较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甘肃经济发展又好又快，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势强劲，生产总值更是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与西部其他各省相比，甘肃经济发展滞后，综合实力相对下降，与其他省市的差距逐步拉大。

（一）生产总值增长相对缓慢，占西部的比重逐年下降

2001～2010年，甘肃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6%，增速居西部第10位，比居第1位的内蒙古低6.39个百分点；总量在西部的位次由第8位下降到第9位，位居甘肃之后的宁夏、青海和西藏3省与甘肃的差距（甘肃=1，下同）分别由0.28﹕1、0.25﹕1、0.11﹕1缩小到0.40﹕1、0.33﹕1、0.12﹕1，而甘肃与西部前8位省市的差距持续拉大，其中与内蒙古的差距由1.46﹕1扩大到2.83﹕1，与陕西的差距由1.71﹕1扩大到2.43﹕1；生产总值占西部的比重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6.09%下降到2010年的5.06%，下降1.0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甘肃人均生产总值由2000年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85.09%下降到2010年的71.69%，下降13.40个百分点；与西部平均水平的差距由724元扩大到6363元。

表1　西部各省生产总值情况对比表

与甘肃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2001～2010年，内蒙古生产总值以17.36%的速度腾飞，总量在西部的位次由第6位跃升到第2位。2010年，内蒙古人均生产总值高达4.73万元，是西部平均水平的2.11倍，比居第2位的重庆高1.98万元，比甘肃高3.12万元。

（二）工业增加值绝对量位次前移，但占西部的比重下降

2001～2010年，甘肃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02%，仅高于贵州、西藏、新疆和云南，排在第8位；工业增加值绝对量在西部的位次由第9位提升到第8位，但是与四川的差距由3.52﹕1扩大到4.64﹕1，与内蒙古的差距由1.48﹕1扩大到3.51﹕1，与陕西的差距由1.92﹕1扩大到2.84﹕1，与广西的差距由1.87﹕1扩大到2.41﹕1，与重庆的差距由1.94﹕1扩大到2.31﹕1；同时，甘肃工业增加值占西部的比重由2000年的5.98%下降到2010年的4.67%，下降1.31个百分点。

表2　西部各省工业增加值对比表

2001～2010年，西部12省中内蒙古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最高，达22.78%，比甘肃高9.7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内蒙古工业增加值绝对量的位次也由第6位上升为第2位。

（三）甘肃地方财政收入总量小，人均水平明显偏低

近十年来，甘肃财政收入有长足的发展，但与西部其它省市相比，不仅总量少，而且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居西部末位。2001～2010年，甘肃一般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9.16%，增速仅高于广西和云南，居西部第10位；总量居西部第9位，仅高于宁夏、青海和西藏；占西部的比重由2000年地5.44%下降到2010年的4.49%，下降0.95个百分点。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由2000年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75.90%下降到2010年的63.26%，差距由78元扩大为802元，在西部的位次由第10位后移到第11位。

表3　西部各省地方财政收入对比表

甘肃财政收入占西部的比重比生产总值占西部的比重低0.57个百分点，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占西部平均水平的比例比人均生产总值占西部平均水平的比例低8.43个百分点。一方面说明甘肃经济运行质量低，自我积累与发展能力弱；另一方面反映了甘肃财政综合调控、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较弱。

2001～2010年，西部12省中内蒙古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最高，达27.39%，重庆次之，为27.0%，内蒙古与重庆的增速分别比甘肃高出8.23和7.84百分点；与此同时，内蒙古地方财政收入在西部的位次由第5位上升为第2位，重庆则由第6位提升到第4位。

（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小，在西部的位次前移，但是比重下降

2001～2010年，剔除跨省项目，甘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3.10%，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总额在西部的位次由第9位上升到第8位。但是，甘肃固定资产投资占西部的比重却由2000年的6.47%下降为2010年的5.10%，主要是因为近十年来，西部的投资逐年向四川、内蒙古、陕西、广西和重庆5省市聚集，2010年这5省市投资占西部的比重高达70.69%，比2000年提高10.94个百分点。

表4　西部各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比表

注：各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均不含跨省项目。

2001～2010年，西部12省中内蒙古的投资增速遥遥领先，高达35.63%，比增速第2位的陕西高7.23个百分点，比甘肃更是高12.5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内蒙古投资总额由第7位跃升为第2位。可见，大规模的投资是支撑内蒙古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长期以来，甘肃一直以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为战略产业，近年来，纵向看甘肃投资快速扩张，但是横向比则呈现出“规模小、增长慢、比重持续下降”的态势，这给甘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埋下伏笔。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缓慢，人均消费水平低下

2001～2010年，甘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4.42%，仅高于新疆，排在第11位；绝对量仅高于贵州、宁夏、青海和西藏，在西部居第8位；总量占西部的比重由2000年的6.05%下降到2010年的5.10%。2010年甘肃人均消费额仅高于云南和贵州，居西部第10位，与2000年相比，位次后移1位；人均消费额由2000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84.44%下降为2010年的71.88%，下降12.56个百分点；与西部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62元扩大到2133元。

表5　西部各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对比表

2001～2010年，西部12省中内蒙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最高，达21.47%，比甘肃高7.0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内蒙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位次也由第6位上升为第2位。

（六）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双双降至西部末位

2001～2010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37%，增速居西部第7位；绝对量在西部的位次由2000年的第11位降至2010年的第12位；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0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87.14%下降到2010年的83.44%，下降2.70个百分点；与西部平均水平的差距由726元扩大到261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为9.14%，居西部第12位；绝对量在西部的位次由第10位降至第12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84.79%下降到2010年的77.52%，下降7.27个百分点；与西部平均水平的差距由256元扩大到993元。

表6　西部各省城乡居民收入对比表

2001～2010年，甘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高1.2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3.44﹕1扩大到2010年的3.85﹕1。2010年，甘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仅略低于贵州和云南。

2001～2010年，西部12省中内蒙古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速最高，为13.18%，其绝对量的位次由第8跃升为第1位；西藏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最高，为12.02%，其绝对量的位次由第12位提升至第7位。与2000年相比，2010年，西部12省中除西藏、云南和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外，其它各省都呈扩大趋势。

（七）综合经济实力将至西部末位，与其他省市的差距逐年拉大

为了更加直观、科学、客观、准确地判断出甘肃综合经济实力在西部所处的位次，本文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和统一性原则，从经济发展规模、增长质量、人均水平、经济增长质量等方面选取了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7个指标，采用Delph法（赋权）、模糊隶属度函数（无量纲化处理）和线性加权（计算综合指数）等办法构造综合经济实力指数，对2000年和2010年西部各省经济实力做一综合衡量（见表7）。

表7　西部各省市综合经济实力指数对比表

总体来说，甘肃综合经济实力居西部末位，而且与其他各省的差距逐步拉大。2000年甘肃综合经济实力指数排在第11位，比居第1位的四川低55.33个百分点；到2010年，甘肃综合经济实力指数后移至第12位，与居第1位的内蒙古相比低了75.05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甘肃人均指标特别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位次不断后移，与其他省市的差距逐年拉大。

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个十年，甘肃不仅与全国的差距日益拉大，而且在西部的位次不断后移，与兄弟省市的差距也在逐年扩大。与甘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在这十年间紧握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经济快速腾飞。

三、社会发展评价

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概念，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全过程。基于目前我国统计制度和统计数据基础，本文从人口发展、劳动就业、城市建设、公共服务和水资源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人口素质大幅提高，结构明显优化

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紧密。人口发展包括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方面。

表8　西部各省人口发展状况对比表

注：五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简称，下同；六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简称，下同。

人口过快增长状况不断改善。2010年，甘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03‰，比2000年下降1.94个千分点，仅高于四川、重庆、陕西和内蒙古。

人口素质大幅提高。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按现行教育体制计算，2010年，甘肃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9年，比2000年提高1.51年，位次与2000年相同，居西部第8位；文盲率由2000年的14.34%下降到2010年的8.68%，仍仅低于西藏、青海和贵州，居倒数第4位。

结构明显优化。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甘肃性别比（女性=100）由2000年的107.59下降到2010年的104.42，位次由第7位上升到第3位。

（二）高就业，低工资

就业率高。整体来看，与2000年相比，2010年西部12省市城镇登记失业率呈上升态势。甘肃城镇登记失业率由2.7%上升到3.2%，2010年甘肃城镇登记失业率是西部12省市中最低的，也就是说甘肃的就业形势最好，居西部第1位，比2000年前移了4位。

表9　西部各省劳动就业状况对比表

工资水平低。2001～2010年，甘肃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3.20%，增速居西部第11位；绝对量在西部的位次由第6位降至第12位。

甘肃高就业率的背后是工资低、待遇差的无奈，从侧面反映出甘肃经济实力弱，企业改制滞后。这一时期，内蒙古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速最高，达17.67%，比甘肃高4.47个百分点，绝对量由比甘肃低1586元上升到高于甘肃5919元，在西部的位次由第12位跃升到第4位。

结构层次低。近年来，甘肃就业结构不断优化，2010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比为51.09﹕15.10﹕33.81，与2000年的59.64﹕18.95﹕21.41相比，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分别下降8.55和3.8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上升12.40个百分点。但是与其它省市相比，甘肃就业结构调整力度小，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2010年，甘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低于云南、广西、西藏和新疆4省，居西部第8位，与2000年相比，位次后移了1位（2000年居第7位）。

（三）城市人口比重低，设施建设滞后

城镇人口比重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甘肃城镇人口比重为36.12%，比2000年提高12.1个百分点，居西部第9位。内蒙城镇人口比重最高，2010年达55.5%，高出甘肃19.38个百分点。

表10　2010年西部各省城市水平对比表

城市设施建设滞后。总体来看，甘肃各项城市设施建设指标在西部的位次都比较靠后（见表10）。与2000年相比，2010年甘肃城市用水普及率下降3.04个百分点，居西部第10位，位次后移1位；城市燃气普及率提高21.02个百分点，居西部第11位；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增加1.08标台，居西部第9位；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增加4.40平方米，居西部第7位；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加4.12平方米，居西部第10位；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减少0.75座，居西部第10位。

（四）公共服务支出增长较快，但是成效不显著

2001～2010年，甘肃财政用于科教文卫及社会保障等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均支出额（以下简称公益事业人均财政支出）年均增长26.10%，增速居西部第6位，绝对量在西部的位次由第9位上升到第7位。甘肃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由2000年的2.33张增加到2010年的3.33张，但位次由第7位后移到第8位；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由2000年的1.47个下降到2010年的1.45个，居西部第9位。

表11　西部各省城市建设状况对比表

（五）水资源人均拥有量不足西部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2010年，甘肃水资源总量为209亿立方米，总量居西部第11位，总量占西部的比重仅为1.40%，这与其6.6%的国土面积比重和7.1%的人口比重极不相符。2010年甘肃人均水资源量为814.7立方米，比2003年减少136.9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占西部平均水平的比例由2003年的22.84%下降为19.89%，居西部第11位。可以说，从长远来看，水资源的有效供给不足是制约甘肃经济增长、民生改善、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瓶颈因素。

表12　西部各省水资源占有量对比表

（六）社会发展水平低，但是在西部所处的位次相对上升

为了更加直观、地判断出甘肃社会发展综合水平在西部所处的位次，综合上述五个方面共19项指标，采用Delph法（赋权）、模糊隶属度函数（无量纲化处理）和线性加权（计算综合指数）等办法构造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见表13）。

表13　西部各省市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总体来说，甘肃社会发展水平在西部的位次也比较靠后，但是要略好于经济实力的提升。甘肃社会发展综合指数由2000年的第11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9位，而经济实力则由第11位下降至第12位。

四、原因剖析

纵向对比，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横向对比则是全方位的落后，与西部各省市的差距逐年扩大，与全国及先进省市差距更加悬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与问题非常突出、复杂，解决的难度很大。

（一）工业发展缓慢，产业结构失调

从生产角度看，经济增长是三次产业共同作用的结果，按照产业结构转换的演进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提升，第一产业比重越来越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小；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日益提高。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将是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导力量。

对比分析西部各省三次产业对其生产总值增长的累计平均贡献率（下文简称贡献率）可以看出：综合经济实力提升比较快的内蒙古、陕西、重庆和宁夏等省市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贡献率明显偏高（见表14）；相反，经济实力相对低下的省市第二产业的贡献率则较低。2001～2010年，甘肃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为12.76%，仅低于广西、新疆、云南和四川，居西部第5位；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为49.35%，仅高于广西、云南、贵州和西藏，居西部第8位；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为37.89%，居西部第6位。说明这一时期甘肃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发展明显慢于兄弟省份，直接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表14　2001～2010年三次产业对生产总值增长的累计平均贡献率

追寻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甘肃工业是计划经济时期政策强制嵌入的产物，各“单株移植”的重化工业企业间彼此缺乏有机协作，自我服务与自我循环的特点没能带动轻工业及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造成甘肃重工业超前发展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和轻工业严重滞后相互并存的畸形结构。改革开放后，国家宏观政策倾向沿海、东部省市，甘肃由于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内外资金、人才与技术的吸引度低，使甘肃经济结构转型缺乏支撑条件，工业化水平低、产业结构失调成为长期影响甘肃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一大难题。

（二）投资不足

从最终使用的角度看，经济的增长决定于总需求的增长。总需求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三部分构成。总体来说，甘肃消费需求占主导地位，而且净进口所占份额日益下降（见表15）。

表15　2001～2010年三大需求对生产总值增长的累计平均贡献率

表15显示，从需求角度看，2001～2010年，西部12省均属于“投资、消费带动增长与净进口拖滞型”的发展模式。其中：内蒙古、宁夏、陕西、重庆和新疆属于“投资绝对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广西、四川、云南、西藏和青海属于“投资、消费带动型”的发展模式，而甘肃与贵州则属于“消费、投资带动型”的发展模式。甘肃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总体有效购买能力差，这种以低收入水平为前提条件的“消费主导”是缺乏动力与潜力的。相反，大规模的投资为内蒙古等省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投资的绝对主导下，经济实力突飞猛进，与发达省份的差距逐步缩小。内蒙古经济的快速发展再次验证了大规模的投资是经济起飞的基础，同时说明甘肃由于投资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低，促使其经济实力与兄弟省市的差距逐年拉大。

（三）财政调控能力弱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血液，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但是，2010年甘肃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口占西部的比重分别为4.49%、7.10%，如果说西部地区的财政是“吃饭型”的，那甘肃的财政则处于“饥饿”状态，地方政府调控经济与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较弱。同时，从财政支付力度看，甘肃人均财政支出居西北5省末位，人均财政转移支付仅略高于陕西居西北第4位，均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与甘肃生态脆弱，地域狭长，行政成本相对较高的现实极不相符，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健康、快速发展急需解决的矛盾之一。

（四）居民收入水平低

2010年，甘肃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双双后移至西部（全国）末位，与全国乃至西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但是，近年来甘肃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一直排在全国前列，在高物价的带动下，甘肃居民消费额占西部的比重由2000年的5.45%上升到2010年的5.53%，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西部平均水平的比例却由2000的84.44%下降为2010年的71.88%，下降12.56个百分点。看似矛盾的数据说明：在低收入和高物价的双重制约下，甘肃居民是被动的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提高生活质量与发展型消费不足，缺乏资本积累能力。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居高不下，而且持续扩大，使本就较为突出的民生问题更加复杂。甘肃的城乡居民不能从全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得到同等的实惠，抑制了其经济健康发展。

（五）水资源匮乏

2010年，甘肃单位国土面积水资源量相当于西部平均水平的22.36%，人均水资源量仅相当于西部人均水平的19.89%，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是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瓶颈因素。由于水资源的短缺，甘肃城市用水普及率由2000年的94.61%下降到91.57%。同时，甘肃农业比重偏高，工业又以“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重化工业为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其两难的选择。

五、对策与思考

为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跨越式发展”目标，甘肃必须把握重大战略机遇，提高自身发展能力，综合上述研究结果，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要树立科学赶超、跨越发展的理念和信心

2001～2010年，甘肃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96%，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好、最快的时期，但是，甘肃经济总量在西部的比重不断缩小，位次继续后移，人均水平与兄弟省市的差距逐年扩大，与发达省份的差距则更加悬殊。综观西部各省“十二五”发展目标，除新疆、云南和广西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以上外，其他各省市的目标均在12%以上，预计“十二五”时期西部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将在12%左右。假设西部人口增长速度保持不变，2015年，甘肃人均生产总值要达到西部平均水平，则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必须达到19.7%以上；甘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西部平均水平的90%，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必须达到17.2%以上；甘肃人均生产总值达到西部平均水平的80%，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速必须达到14.5%以上。可见，“十二五”时期，甘肃经济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完成生产总值年均12%以上的增速目标，根本不能缩小与西部平均水平的差距。因此，甘肃人需要更大程度的解放思想，树立科学跨越、后发赶超的信心和理念，以最大的胆识和魄力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重大战略机遇，推动甘肃跨越式发展，力争“十二五”末从根本上扭转局面。

第一，各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要深入分析研究本行业加快发展的优劣势，组织调研小组到本行业发展的先进省市考察学习，以便实地看差距、学先进、寻思路，结合甘肃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第二，发改委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据行业发展规划，结合甘肃经济发展现状，提出明晰稳定的开发思路。第三，深入研究西部大开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将优惠政策用活、用到位，形成目标明确，重点突出，政策支撑到位，配套资金充足，发展项目明晰的中长期发展报告。第四，要根据西部各省的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发展目标，确保跨越式发展达到预期效果。

（二）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力度

产业结构转型与优化，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也是牵动甘肃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

一要借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国家支持新疆、藏族群众聚居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和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机遇，积极争取能够享受最大限度的优惠政策，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产业结构转型。

二要整合、集成、发挥兰州、白银、天水、金昌市、嘉峪关等老城市、大型企业的技术、人才、信息、市场优势，进一步壮大石油化工、有色、黑色和机电等加工制造业，加快产业配套服务，推动下游产业成长壮大，形成完整的石化、有色、钢铁和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充分发挥主导产业的带动与支撑作用；加大对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生物制药等产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培育后继主导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切实推进工业化、城市化步伐。

（三）多渠道筹措资金，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保障

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没有投资，不但外延扩大不可能实现，内涵扩大再生产也无从谈起。从全国和先进省市的经济发展进程来看，大规模的投资是经济起飞的基础。2001～2010年，甘肃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但是占西部的比重仍在逐年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偏低。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区位劣势、基础设施落后、当前主导产业的资本密集型与投资乏力的多重制约，使甘肃产业缺乏竞争力，结构升级换代与转型难度大，经济整体效益低下。因此，“十二五”时期甘肃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投资规模必须成倍扩张。

一是积极争取国家政策与资金对甘肃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运输领域的投资力度，为甘肃经济发展提供便捷、有效地交通通讯体系。交通运营能力弱与信息不畅，是长期制约甘肃经济发展的“瓶颈”。甘肃东西长1655公里、南北宽530公里（最窄处仅25公里）的狭长地带使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讯体系的建设成本相对较高，生产运输成本较大，地处边远无形中又提高了行政成本与发展成本。建设便捷、有效地交通、通讯体系，不仅能有效改善甘肃地区位劣势，而且还能提升甘肃经济发展的竞争力。但是甘肃经济基础薄弱，靠自身积累根本无力完成规模庞大的基础实施建设投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国家对甘肃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是甘肃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要多渠道筹措资金。既要努力争取中央对甘肃的支持，还应广泛吸收社会资金。为此，就要切实从甘肃的实际出发，一方面要借鉴和吸收先进省市多渠道筹资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和资金，吸纳国内外资金；另一方面又要转变观念，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在保证国家利益和资本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真正把国内外的大公司、大财团、大商社请得来，留得住。

（四）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政府只有“所为”才能提升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对甘肃这个财政弱省来说，加大政府“作为”的力度必须提高其财政支付能力。从长远看，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是财政收支能力快速提升的不二法门。而结合甘肃省情，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则是当前提高财政支付能力最有效地途径。长期以来，甘肃以原材料加工为主的重化工业对全国石油化工、有色金属冶炼及航天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使其自身生态环境严重受损。同时，上世纪七十年代，甘肃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83%，但财政支出占全国的比重为1.22%，从而为全国提供的财政净贡献（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达到51.65亿元，为支援全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甘肃有理由也有必要争取更多的中央转移支付。

一是积极争取甘肃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与新疆执行同一标准，实行税率5%从价计征；提高甘肃地方政府在煤、镍等资源税分成中的比例；二是对甘肃重点生态保护地区等不适宜开发的地区，力争由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将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部分予以补齐；三是积极争取由国家出资建立人才就业扶持基金，引导人才回流甘肃等，防止甘肃“人才空洞化”现象进一步加剧。

（五）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收入水平既是有效需求的直接决定因素，也民间资本积累和参与经济结构转型间接因素，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甘肃要强化“自我发展能力”必须着力解决好民生问题。

一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富民强省”发展观，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切实提升全省人民的福利水平，从而提高居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和全省经济开发的潜力。适当出台地方补贴政策，如：恢复通讯补贴，增加交通补贴、生活补贴、污染补贴等，遏止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同时，要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二要做好农产品流通工作，确保农民增产增收，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切实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三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素质，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开辟增收途径。

（六）节水与调水要双管齐下

直面、正视甘肃缺水的实际，用足现有水资源配额，并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争取更多的用水量配额，尽力缓解水资源对工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

第一，要多措节水。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号召全民节水；二是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技术与资金的支持，科学谋划制定重大节水项目；三是不断加大节水技术改造，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生态农业与循环经济，力争将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

第二，要调水。从全省经济社会长远发展战略层次出发，通过人大、政协、政府、学术界等多部门呼吁，客观、科学地反映甘肃水资源短缺的实际，恳请国家尽快论证上马南水北调大西线工程，以便争取更多的水资源，使人均水资源量尽早达到西部平均水平，从根本上破除水资源短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性制约难题。

（甘肃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处　刘雅杰　董　平　陈雪霞　郑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