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尽管许多委托人或代理人对职业经理人制度仍然颇有微词，但就宁波地区调研来看，引进职业经理人来家族企业担任重要管理职位的需求却越来越大，聘请职业经理人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一方面是由于作为浙东发达地区的宁波家族企业大多数起源于“草根经济”，企业大多数是传统制造产业，随着创业者年纪越来越大，企业必须代际传承，但由于存在创始人无子女，或子女不堪大任，或传子不传女的陋习，或子女不愿从事父辈一样的传统产业等各种原因，从而使企业出现后继无人而必须依托委托代理关系来解决的状况。另一方面是许多宁波企业都脱胎于家族管理模式，老总往往是白手起家、独闯天下的，经过多年发展后，大都会面临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管理精细化的压力，通过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实施，职业经理人能够带来新的管理理念，规范经营管理，完善制度，提高企业绩效。然而，对代理人来说，与委托人的信任博弈是避不开的。职业经理人想缩短与老板之间的磨合时间，赢得更多的信赖，必须建立信任机制。而职业经理人时不时出现的“背信事件”，犹如“定时炸弹”，使得业主“投鼠忌器”[3]，稍微不注意，就可能遭受重大损失[4]。目前看来，职业经理人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为什么会引起企业家“爱恨交加”呢？关键是制度生存的社会环境出了严重问题，“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5]”。诚信问题已经不是个体问题，而是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具有普遍现象的社会问题，“郭美美事件”使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严重的信任危机，慈善公信力大大下降；“瘦肉精”、“毒奶粉”、“染色馒头”、“学历造假门”、“论文抄袭门”层出不穷，诚信危机如“传染性病毒”一样，波及各个领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职业经理人自然也深受影响，在上文针对社会诚信缺失的实证调查中，87. 1％的职业经理人认为社会诚信基础存在问题（见表4-1）。
表4-1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社会诚信缺失”的统计分析
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诚信，一旦缺失，不仅会使职业经理人不敢轻易对别人诚信，甚至道德沦丧，曲解是非标准，破坏人际关系，损失诚实守信者利益，导致“劣币驱逐良币”[6]现象，社会成本大大增加，而且还会阻碍“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影响国家形象，降低公信力，使老百姓变成“老不信”，影响人们在信任博弈中的策略选择。而社会倡导、政府推动的诚信建设会使得人们相互信任成为常态，对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建设都有积极推动作用。
［案例4-1］
宁波的三张“新名片”：文明、爱心、诚信
家族企业和商品经济发达的宁波，也是一个文明之城、爱心之城和诚信之城。宁波于2005年、2009年两次蝉联“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宁波早在2005年就被媒体称作爱心城市。[7]在2010年一年中就涌现出见义勇为者22名，这一年宁波市两级慈善机构募集善款达5.03亿元（不包括大量的民间慈善捐助款），与上年同比增长40. 1％。志愿服务组织是宁波市最大、参与最广泛的社会公益组织，据宁波市志愿者协会统计数字，目前宁波共有志愿者80万人，全市11个县（市）区都建立了志愿者协会，全市有基层志愿服务队伍2223支。依照“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道德模范标准，先后评选出“造桥女孩”严意娜、“铁骨柔情”女民警何利彩、“助学老人”黄斌、“救人英雄”张瑜、“诚信经理”黄炎水、“反扒能手”李悦文、“守信商户”胡庆丰、“信访公仆”张素华、“公正法官”冯鑫海、“孝顺女儿”冯乐、“敬老模范”陈玉兰等许多诚信道德的楷模。可以从“顺其自然”的善款捐助中体验宁波的爱心，“顺其自然”是宁波市知名的隐名捐款人士，从1999年宁波市慈善总会发起首次“慈善一日捐”活动开始至2010年，已连续12次捐赠善款共382万元。2011年11月29日，又从宁波市江北区桃渡路邮政银行营业部寄出捐款72万元，累计13次捐款共计454万元。宁波市慈善总会按照其意愿，前12次累计资助大学生1025名、中小学生185名，为宁波四明山区两所学校增添了教学设备。2011年，又从“顺其自然”的捐款中拿出了69万元，用于资助宁波地区的慈溪、鄞州、江东、江北等区、市（县）140名学生。“顺其自然”已经成了宁波奉献爱心的代名词，激发了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采取匿名方式捐款，奉献爱心蔚然成风。
宁波市委、市政府从2002年就开始采取“制度保障、措施有力”的方针，积极推动“信用宁波”建设，到2005年，宁波就成为“企业诚信”全国第一的城市。[8]诚信企业争先恐后履行社会责任，率先开展“民企阳光助学”、“万家民企责任工程”、“民企读书”、建设“流动图书馆”等民心工程，用诚信引领家族企业发展，积极倡导“诚信是人道，也是商道”，“没有诚信就没有企业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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