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种种压迫下的中国农民个体经济

7．在种种压迫下的中国农民个体经济

“三位一体”公式对中国个体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在外国资本入侵后，因有商品经济，尤其是洋货对地主消费欲望的刺激，比在纯粹地主经济条件下，更加深重了。此外，各种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中国的条件下，最终也是落到个体农民身上。因为要降低工人的货币工资，以增加资本的利润，最重要的就是压低生活资料，尤其是食品的价格；而个体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又使这种欺压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怎样的呢？为了生存，他们只好用减缩生产资料和恶化劳动条件的办法来艰难地过活。为了生存而减缩生产资料：王亚南将其称为生活资料压迫生产资料，是最贫困的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规律。他卖掉耕牛，以自己瘦弱的身体所能发出的体力代替畜力；他不买肥料，只用家肥，或不用肥料，只掠夺土地。尽管多种土地多受剥削，但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尽量多租种土地，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如果说平时还可以应付，农忙时就不行了。这时，他还是不愿租用耕牛，宁可雇佣日工，因为人工比牛工便宜。所以中国的贫农，有时有人也要雇工。最重要的，他必须经营副业，以资弥补。从这一点看，经营副业，是中国农民贫困的结果。

王亚南的挚友郭大力对中国农民的副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2]他说：一个农民除了耕作，还做一些别的工作；当这种工作成为农民的辅助职业时，它就有理由被称为农村副业。在耕作之外，农民可能从事其他的工作，那是因为一切农业劳动都有一种季节性，真正的农业劳动，是会被强迫停止下来的。但在耕作之外，农民必须从事其他的工作，却是因为在一定的情形下，单纯的农业劳动，已经不能够维持农民家庭的生活。就一方面说，当农民缺少粮食、种子、肥料和耕牛时，他是必须告贷于人的。从而，收获的农产品必须有一部分当作利息付给贷者。就另一方面说，当农民的土地不能为农民自己所有时，收获的产品又必须有一部分当作地租付给土地所有者。因此，比方说，一个农民家庭耕作10亩地本来刚好维持他们自己，纳租付息后，他们就必须耕作20亩地了。但当中有这样的问题会发生：第一，土地的存在量是有限的，农民不能随意把耕地面积扩大；第二，在农业技术不改进的限度内，耕地面积的单纯扩大，还包含着这样的困难：一个农民家庭的劳动供给，会在农忙时，显得不足，从而就假设土地的存在量是可以随意增加的，一个属于中等条件的农民家庭，在不借助于雇佣工人的条件下，也不能随意扩大自己的耕地。因此，农民为维持生存而要增加其劳动支出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农业以外的工作。当农业的劳动有季节性时，这些工作是没有季节性的。从发展生产的观点看，这种农村副业，应当怎样评价呢？

郭大力辩证地指出：从一方面看，一个人兼做许多种事情的结果，是减少劳动的熟练性，从而，降低劳动的生产力。所以，工业发展的趋势，不是增加农业副业，而是农村副业从农民的手中被剥夺。比如，纺织工业要发展，当作农村副业的纺织业就应衰落。并且，当农村副业的收入不过是农民的一种补助的收入时，我们宁可说，这种副业的存在，不过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一重壁障，是工业发展的一种阻力，因为工业品必须包含利润时，这种农村副业的产品是不计利润的。但从另一方面说，农村副业又无疑是今日农村经济一个重要的支柱。在种种负担下，农民的生活与生产仍能勉强维持下去，明显是由于有这种副业存在。此外，因为有这种副业存在，在农村，人口过剩现象，只能在某种自然的原因或人为的原因造成大饥馑时，才发生。在大困厄后农村容易复苏，也就因为农民有这一条唯一的出路。所以，农村副业的破灭，虽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社会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时，还是应该奖励农村副业，而不是相反。

张闻天对中国个体农民遭受封建主义的剥削，也有分析。他说：关于中国农村中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只要稍为知道一点政治经济常识的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是封建式的剥削，因为这里对立的不是投下资本取得平均利润的资本家和得到工资的工人，而是将土地出租给农民，从农民那里收到地租的地主和农民。这种地租不管是生产品的还是货币的，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租有完全不相同的意义。这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作用，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在性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