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现状和基本判断

3.2.1　发展现状和基本判断

（一）发展历程

我国正处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期。有关数据^[1]显示，2008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到314 045.4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为102 539.5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制造业发展历程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2]：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制造业从洋务运动中的军事工业发展和民间资本对民用工业的探索起步，经历了三次工业浪潮的洗礼（1895—1936年）和战时工业的特殊发展阶段（1937—1948年），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业布局，但工业能力总体低下，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

1949年至1978年是制造业重点发展重工业、构建全面工业体系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业以高速发展为首要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以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外延型经济发展为主，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总体来看，“一五”期间内地经济和城市建设得到较快发展，“二五”期间的“大跃进”造成了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且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三线建设在工业基础薄弱的西南地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地区工业体系，各地地区工业的综合性和发展能力得到加强。

1979年到1996年是制造业快速繁荣的时期，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在改革开放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加快经济体制转轨，实现了经济总量翻两番，三次产业的结构由1978年的28.1∶48.2∶23.7提升到1996年的19.7∶49.0∶31.3，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在工业化道路上，实现了从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础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转变，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向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从完全立足国内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向积极利用外资和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转变，从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向“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的转变；制造业布局上，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三大重点工业区域；从行业上看，轻纺、服装、医药、食品、电子信息、汽车制造、航空航天制造等行业借助民营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飞速发展。

1997年以来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和形成阶段，标志是经济发展由外延型向内涵型逐步转变，提出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形成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告别了“短缺时代”，“买方市场”逐步形成，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时期的工业增长以投资为导向，“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在带来中国制造业快速增长的同时，加深了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依赖程度，2005年底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62.9％；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和企业的壮大，同时受到人民币升值因素影响，到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下降到44.9％，2010年底又回升并接近50％^[3]。从工业结构看，这一时期重化工业比率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内部发展不平衡，中国制造业又开始了一轮以低效率为特点的增长。同时，中国东南沿海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制造业体系，劳动力困境开始显现。

（二）基本特点

虽然世界银行《2009世界发展指数》^[4]显示，2007年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10 250亿美元，就规模而言仅次于美国的19 25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约占全球制造业总额的10.4％，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大国”，但我国尚未成为制造业强国。

从国际竞争力角度看，我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环节，高端设备依赖进口，制造业的附加价值比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例，从规模上看，据商务部统计，2002—2008年，加工贸易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的50％左右，2009年全年加工贸易出口5 869.8亿美元，下降13.1％，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为48.8％，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从产业上看，我国的加工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有很大份额，如2007年纺织业在我国中间产品进口中的比重为20％左右；从功能上看，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一般加工制造环节，如2007年中间产品进口比重最高（73％）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虽然按OECD分类属于中高技术产业，但我国在其中间产品贸易中的逆差呈扩大趋势，其中间产品进口值对行业增加值的比重上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中间产品进口；从资本来源看，外资所占比例较大，中国加工贸易主要是外资主导下的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2002—2008年，在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均在50％以上。同时，程津培（2006）研究显示，我国每年设备投资的60％从国外进口，特别是在高端设备领域，如光纤制造设备100％依赖进口，纺织品设备进口达70％，高端医疗设备进口也超过90％，说明我国制造业产品技术水平总体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国际竞争力极其有限，这种情况到目前尚未根本改观，我国2010年修订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进口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商品清单》涉及17大类50余个小类的重大技术装备，有相当一部分小类还待定，其中新型纺织机械、生物医疗装备（包括数字化医疗影像设备、生物工程和医疗生产专用设备）仍在鼓励引进之列。

从工业^[5]内部结构看，“十一五”以来，我国工业总体上呈现结构重型化趋势。行业结构上，轻纺工业比重下降，金属加工业比重上升，其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在“十一五”期间前四年的平均比重比“十五”期间分类提高了1.19和1.44个百分点，是39个工业行业中比重提高最大的，而装备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要素结构上，资本密集型行业比重下降而劳动密集型行业比重上升^[6]，其中，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值比重2009年比2005年下降了4.74个百分点，反映劳动力资源仍是我国工业发展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地区结构上，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但依然存在相当差距，虽然东部地区工业资产占全国的比重在2006—2009年逐年下降，中、西部地区的比重逐年上升，但通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两项指标对东、中、西部的工业发展水平进行粗略估算，各区域两项指标结果分别为东部22.8亿元、3 101万人，中部7.2亿元、1 161万人，西部11.4亿元、1 626万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中、西部间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

外资在中国制造业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总体来看，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占有较高比重^[7]，基本都在25％以上，在若干属于中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在我国工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中占比更高，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外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44％，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中达到49％，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更是达到了78％；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仅在个别资源直接加工行业中占比稍低，如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的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以及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均在20％以下，烟草制品业或由于行业的行政垄断特征，外资和港澳台投资比重接近0，具体如表3-1所示。同时，工业领域一直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且外资对中国工业的投资已开始向设立研发中心转变，2009年我国工业领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资494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已超过1 400家，比2005年末增长近一倍。此外，我国企业“十一五”期间的对外投资也遍布122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虽然与外商直接投资在规模上相去甚远，但表明我国与国外的直接经济往来日益密切。

从制造业集聚水平看，根据孙林岩（2009）利用艾利森和格拉瑟（Ellison ＆ Glaeser）提出的用于测量产业区域集聚程度的EG系数对中国18个制造行业^[8]从1988年到2005年集聚情况的研究结论，从产业集聚水平看，中国制造业的集聚度整体水平较高，产业的地区集聚现象十分明显；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多是自然资源依赖度高的行业，如化学纤维制造业、烟草加工业、

表3-1　按行业分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比重（2009年）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成。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也包括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OECD分类中属于中高和高技术行业的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区域集聚现象，特别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EG系数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金属制品业。从产业集聚度的变动态势看，1988—2005年，我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度增长呈现出“U”型特征，即先快后放缓再恢复较高增长水平。从产业集聚度的空间分布看，绝大多数制造行业的集聚地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苏、浙江、上海及广东、山东这五个沿海经济发达省市（也是我国三大重点工业区域的核心），并有越来越向这五个省市集聚的趋势，而制造业在其他省份的分布相当零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制造业集聚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也反映了我国制造业发展在地区间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从制造业的区域专业化程度看，孙林岩（2009）运用樊福卓构造的地区专业化系数对中国制造业区域专业化程度的研究显示，在上述18个制造业行业中，2006年只有化学纤维制造和烟草加工业具有高度区域专业化特征，中度区域专业化的行业中，属高技术和中高技术行业的包括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机械制造业，以及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五个行业，其他多为原料加工型行业；比较1988年和2006年省份中最高和最低专业化系数值之差可以发现，各省份间制造业结构的差异性增强，反映了省份间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加强。与上述产业集聚度较高行业对比可以发现，中国18个制造行业中，化学纤维制造业、烟草加工业和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产业集聚水平和行业的区域专业化程度上均处于较高水平。

从区域产业发展的动态看^[9]，产业转移逐步形成趋势。首先是产业转移路径动态化。目前世界加工制造中心正在向中国转移；国内长江三角洲产业转移主要是由上海向区内其他地区扩散与转移，区内的一些传统产业逐步向区外转移，区内的纺织、服装、造纸文体、食品饮料和木材家具制造业等从上海经苏锡地区主要向浙东北的二级城市转移并集聚，冶金、化学、医药、电子信息、机械及其他制造业则还主要集中在沪宁杭甬与苏锡常等长江三角洲“之”型轴线上，并在区域内基本形成了既分工又相互竞争的局面（何奕、童牧，2006）；伴随中国区域发展战略重心从南到北（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从东到西（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的转移，中国的产业转移也有类似的顺序。其次是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发达国家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工序的同时，也已开始有选择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或高技术产业的生产与部分R＆D活动（周振华，2010）。另外，产业转移方式有多样化趋势。包括长江三角洲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承接世界制造业转移从垂直型产业间分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加工）起步，发展到承担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如笔记本电脑组装），又出现了以构建全球新兴产业链为目标、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优秀大型开发区为载体，对研发、生产和服务等产业链的主要环节进行联动转移的方式。

由此可见，中国制造业经过多年积累已经具备了相当实力，产业集聚整体水平较高，区域专业化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产业的跨区域转移正在进行。其中，长江三角洲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区域之一，其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有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和行业的区域专业化程度，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的区内转移和跨区域转移已经形成趋势。但是，中国制造业依然具有区域发展水平非常不平衡，对外资依赖程度高、能力主要集中在一般加工制造环节、产业国际竞争力较低的特点。

（三）基本判断

从外部环境看，中国制造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机遇方面：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国际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短期看，发达国家企业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转移地；长期看，通过金融创新发展经济模式的失败导致世界范围内对制造业的重新重视和新的投资导向，“再工业化”的提出是一个例证。二是金融海啸带来的全球性资源重新配置，中国制造业因其已经具有的一定实力，有机遇取得国际资源分配的主导权。三是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科技引领对后发国家来说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创新风险，通过减少我国自主研发的盲目性得以实现，但有赖于中国在创新中的自主努力。四是金融海啸带来的全球范围资产价格下降，为已积累巨大外汇储备和一定技术准备的中国带来机遇。五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造就的国内市场，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挑战方面：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世界范围的需求下降，直接导致中国制造业面临需求不足、利润减少、资金周转等困难，可能沿产业链形成系统性的产业损害。二是世界经济的服务化趋势对制造业全方位构造产品服务系统提出要求，对以低成本代工为主的中国制造业提出严重挑战。三是其他国家的迅速崛起，“金砖四国”中的印度、俄罗斯经济增长强劲，巴西由于拥有良好的地缘政治优势、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好的社会发展基础而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发展潜能，这些国家的高速发展使之成为发达国家产业投资和转移的对象，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强有力的竞争。此外，金融风险和经济虚拟化带来制造业被分化和转移的风险。

从内在要求看，中国制造业已形成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首先是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长江三角洲等东部沿海地区近年频现“用工荒”，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潜在劳动力供给不足；中国制造业的资源、能源消耗迅速增长，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升，而重化工业的粗放发展方式更加剧了这一矛盾；沿海工业用地紧张的局面已十分明显，中西部土地也逐步稀缺，这些都呼唤新的比较优势尽快形成。

二是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呈扩大趋势。许多重化工业行业的生产能力中伴随相当部分的落后产能，统计显示，在炼铁等18个行业中落后产能比重达到15％—25％，太阳能电池等新兴产业领域的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凸显，这一方面体现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林毅夫，2007），另一方面与地方政府短期行为造成的不合理政策有关。

三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进展缓慢，本土出口型企业技术提升速度缓慢。研究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产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呈下降趋势，并且中国企业主要以低要素成本特别是廉价劳动力为依托、以代工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我国出口企业对国外订单、投资和进口装备、核心元器件等的依赖较强。

四是中国制造业并未得到自主创新的有效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在基础研究、知识传播系统、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信息化发展在制造业领域的应用还局限在较低层次，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远未实现。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区域，其制造业无论从集聚程度、技术水平还是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看都处在中国制造业的前沿，相对中西部地区也面临更严峻的土地、能源、劳动力等瓶颈制约，必然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