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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习型城区的发展形势

时间:2022-06-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创建学习型城区的发展形势1.国外主要经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习型城市运动在国际社会特别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推进。全球各地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城区的广泛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理念和经验。以日本为例,政府对学习型城市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一、创建学习型城区的发展形势

1.国外主要经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习型城市运动在国际社会特别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推进。许多国家和城市都相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城市的目标。全球各地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城区的广泛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理念和经验。

(1)多方努力参与学习型城市的创建

包括日本、美国、法国、德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政府、民间和学术界共同努力,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以日本为例,政府对学习型城市的建设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从1971年以来,日本政府以终身学习为主题,召开了多次教育审议议会。1988年,文部省新设立了终身学习局,指导全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1996年,文部省公布了《关于充实地域终身学习机会方策的答申报告》,这份报告总结了日本国内历年来开展终身学习活动的经验,并进一步就地域性的学习型社会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新建议和新措施(如以社会人为对象的回归教育的推进;对志愿学习活动予以支持和促进;对青少年校外活动予以充实等)。在政府重视的同时,民间对学习型社会的热情始终不减。从某种程度说,日本国民对学习型社会理念的推广及终身教育体系建立的积极性甚至超过了政府。原因在于当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国民开始将目光转向自身的文化、兴趣需求,希望通过学习进一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学术界对于终身学习理念的深入研究,保障了政府决策的正确性。从近几十年来已出版的几千种有关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的文献与专著中,都可看出日本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积极参与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当然,对政府不符合民意的政策、决策,日本学术界还扮演着咨询、质问甚至批判的角色。总之,正是由于政府、民间、学术界三方的齐心协力,保证了学习型城市建设能在日本富有成效地进行。

(2)以法律保障公民的学习权

发达国家普遍重视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市民学习的权利、义务和目标。事实上,许多重视民权保障的发达国家较早就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保障公民的学习权。例如,日本1990年颁布了《终身学习振兴整备法》。法国在1971年制定的《关于在终身教育的范围内继续职业教育组织的法律》(又称职业教育法)中第一条规定:“终身职业教育应该是国家的义务。”而1984年通过的新《职业教育法》中又对公民参加学习和接受培训的假期问题做出了若干规定,创立了带薪休假制。其中明确规定:“凡工作期限在2年以上的被雇佣者,在至退休为止的期限内,均享有1 200小时(相当于一个工作年)的带薪教育休假的权利。”

德国的继续教育法也对学习权问题进行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在德国,带薪教育休假分为两类:根据州法律规定实施的教育休假和根据劳动协议实施的教育休假。柏林、汉堡、黑森州、不莱梅、尼达萨克森等五个州属于一类,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职工的学习权利,而其他各州的企业属于另一类,多是通过劳动协议的形式界定雇主与职工的教育义务与权利。由于有了法律的支持,公民的学习权得到了强有力保障,进一步强化了市民的学习意识。与此同时,国家在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的角色由倡导者转变为当仁不让的建设主体,国家的教育义务与个体的学习权利和需求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达成了默契。

(3)以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作为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核心

一是实施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学校教育改革。改革首先体现在学校教育系统内部的类型与层次教育的衔接与沟通,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德国所实施的“第二条教育道路”。“第二条道路”是指通过一系列在职教育学习的过程来达到获准进入正规大学教育之门的途径。这一改革构想自实行以来,受到了德国社会的广泛欢迎,因为它开辟了一条职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同的升学途径,从而使众多已经选择了职业生活的学生不但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回到学校,而且在经过一定的努力之后还可以升入大学的对口专业进行学习。第二条道路的实施保证了学习者较大的学习选择、转换空间。其次,学校改革体现在注重为社会服务。近年来,在法国,建立一种被称为“中等教育设施群”的制度,其主要目标和方法是:把在一定区域内业已存在的中等教育机构以技术教育为中心联合起来,共同为地区成人及社会青年提供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训练,学校在此过程中充当了一个社区教育中心的角色。第三,学校改革体现在放宽入学条件及入学途径的多样化方面。国际上知名的做法是由英国伦敦大学首创的校外学位制度。这种制度类似于我国的自学考试制度,学校机构公布各自的课程考试大纲,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举行考试,学生可以不入校学习,对通过课程结业考试的人给予学分,当各门课程的累计学分达到一定要求,即授予学位证书。

二是建立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互相沟通机制。从横向的角度看,终身教育体系涵盖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故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必然要求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互沟通,资源共享。美国建立了高校教育与企业教育的学分互认机制,美国的各州,往往会在自己辖区内制订一些制度,用以推进企业的职业训练,该制度被称为“非大学教育计划”。这一制度规定,企业内所进行的各种教育及训练活动,如果属于大学水平的,可由州有关机构加以认定,被认定的这部分企业内教育,如学习者学习期满,可向有关大学(州属)申请,将学习成绩作为入学的正规学分而给予承认。新加坡政府规定:国家三级公务员证书、三级技工证书、一年或两年的职业训练证书、汇智课程(新加坡政府为鼓励工人学文化,通过工职局开办的相当于初中程度的在职培训)毕业证书都相当于初中毕业证书;国家二级技工证书、工人技师证书相当于高中毕业证书,各种证书之间可以相互衔接。例如,只要取得任何一种相当于高中毕业水平的证书,就可以参加大学水平的学习,可以继续学习本专业,也可以转学其他专业,取得更高层次的文凭。这种制度打破了互不承认的门户封锁,为在职职工的进修和深造打开了通道。

三是注重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开辟终身学习新途径。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网络学习平台,是发达国家拓展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途径,如美国的“放送大学”和英国的“开放大学”就是较早利用现代传媒开展终身学习的例子。近些年来,网络技术的普及,众多国家将网络作为传递知识的重要途径。例如,截至1998年,英国已有伯明翰等20多个城市加入了“学习型城镇网”,这样可以为不同城市的学习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学习资料。在网络教育平台上,各学习小组之间可以随时进行互动学习,在学习者需要的时候,教师可以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互动式教学。

四是利用中介组织加强对教育信息的收集、整理,对教育质量的评判。随着终身学习机会的多样化,学习者如何获得适合自己的学习信息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使国民自主选择学习机会,日本文部省对提供终身学习情报的系统和终身学习机会推进事业进行了资助,以便向国民提供合适的、最有利的学习情报。到1992年有21个都道府建立了终身学习情报系统。英国目前设有10多个区域咨询委员会,分别对各地方教育当局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及成人教育提供咨询和协调。在美国也出现了一些学习中介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对学习信息的收集、整理,向希望参加学习者有偿提供服务。其典型的机构就是“中央纽约学习服务中心”,只要付15美金,即可利用该机构的资料与信息,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机会。在美国还有一类中介组织(行业组织),这种组织把实施同一类型、同一水平的教育活动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协会,然后对其教育质量的基准进行设定。协会内的各教育实施者必须为保持这一质量标准而努力,同时由协会定期对各所属成员的教育基准进行检查、评定,如“基准判定机构”(Accrediting Agency)。这一制度对学习机构、学习内容多如牛毛的教育市场而言,无疑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多种的评估系统。而有了这样一种系统的运作,即可起到保证和维持教育质量的作用。

五是运用市场机制,增加学习机会的供给。市场机制首先体现在教育机构资本运作的市场化,其次体现在各类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与为学习者提供的学习指导服务上的有序竞争。发达国家的各类教育机构以各类经济法规为依托,通过调查了解客户需求,发布热门专业课程信息,运用企业营销的手段和现代传媒技术,优化配置学习资源,充分开发学习市场,使信息和服务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在美国,教育内容的多样性和实用性是在完全市场自由竞争的前提下,围绕着终身学习这一“市场机制”及按照“商品经济”的供需原则而运作的。比如,有许多美国公司积极致力于顾客和消费者的教育,如公用事业开办节能短训班,银行和经纪人公司开办投资培训班,保险公司开办卫生与健康班等。

(4)发展社区教育创建学习型社区

以大力发展学习型社区为重要手段发展社区教育,建立学习型社区,是许多发达国家建设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城区的重要手段。国外的社区教育倡导以人为本,表现为:满足人的基本学习需要;注重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促进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其创建目标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人人可以快乐地去学习,有自我表现的机会;增强其公民意识与社区的认同感,从而使人的生存意义和发展能够与社区的生存与发展结合起来。

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形式灵活多样,教育服务快捷周到,既采用正规的教育形式,也采用非正规甚至是非正式的教育形式。其主要途径是:

一是建立和完善社区学习网络。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形成社区学习网络。学习网络的建立大都以社区学校(院)、社区教育中心、图书馆等为依托,如英国的社区学习网络,在社区内部的各级各类成人学校、非成人学校及具有各种教育功能的机构,尽管各自独立,性质任务亦不尽相同,但通过社区学习网络可以形成相互联系,既有各自特色,又有密切合作的共同体,使教育资源得以真正的共享。美国的社区学院是创建学习型社区的主要依托,其突出特点是办学的广泛开放性和教育功能的综合性。它向整个社区开放,以服务社区为目的。教育服务的内容除了学位课程之外,还包括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短期培训等多种形式;除了职业课程之外,还有休闲娱乐、艺术、家政等内容;除了正规的课程之外,更有研讨会、讲习会、实地考察、信息服务等。此外,美国为了通过社区教育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先后投资30多亿美元,建立起200多个由联邦政府资助,城市、社区、学校和民间组织共同承担建设的“社区教育中心”。它的使命是把这些中心建成儿童放学后活动的安全场所,社区居民学习和参与教育的场所,青年人工作转换和再就业的“回归学习和训练”的场所,年长者学习、休闲、娱乐的场所。日本的公民馆是社区教育的主要载体。公民馆除了将学习室、集会室等提供给居民学习、集会外,还举办各种讲座、学习班和文化娱乐、信息交流活动。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终身学习中心等,历来是日本各城市开展终身教育和学习的场所。近年来出现的文化会馆、音乐馆、体育训练中心等文化体育设施,以及由民间经营的文化中心,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是建立学习咨询体系。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的城市闹市区的活动中心、教育商店或资源中心都是以社区为基地的咨询服务机构。另外,教育经纪也是为个人学习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重要模式之一。经纪所是教育机构或资源与个体学习者之间的中介,通过向学习者提供信息和咨询,实现学习者和教育机会的匹配。它通过提供信息、咨询、推荐、评估等一系列程序帮助个体学习者实现目标。除了经纪所,社区还建有学习交流站,为学习者提供学习交流服务。学习交流是教育信息服务的延伸,目的是使那些想教和想学知识的人取得联系。

三是重视社区教育工作者的培养。社区教育人才的专业化建设,是保证学习型社区的重要保障。目前一些发达国家通过依托大学、学院开设成人教育、社区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等专业课程来培养社区教育所需的专业人员。北美国家除对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授予证书、学位外,对正在从事社区教育的人员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积极与国外大学合作,开展社区教育专业人员的培养工作。对专业人员的培训,各国都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英国在培训社区教育工作者方面就十分强调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5)以创建各类学习型组织为基本途径

学习型组织是学习型城区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学习型组织包括学习型政府、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单位(学习型机关、企业)、学习型社团等。

重视学习型家庭的建设。1991年,布什总统签发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强调了四个方面的改革内容。其中第四个方面强调:教育改革要超越课堂,把眼光放到社区和家庭上,使每个社区和家庭都成为进行学习的地方。家庭学习的形成可以密切家族关系,改善家庭氛围,提升家庭生活品质。

培育学习型企业。学习型企业的发展是城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影响城区竞争力变化的诸要素中,企业竞争力处于核心地位。城市物质财富创造和资本集聚源自于企业,城市价值大小、城市竞争力强弱最终决定于企业的实力。发达国家很多成功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十分重视职工的学习,努力使企业成为学习型企业。例如,IBM每年为内部员工在培训方面的投入多达20亿美元以上,不仅创建了各类培训学院,还建立了网上大学,采取“自助餐式培训”的方式,为员工的自选培训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由此造就了众多优秀人才。西门子公司把培训看作是竞争的要素之一,它在国内外共拥有600多个培训中心,开设了50余种专业培训,每年参加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培训的员工多达15万人。有资料表明,在全球500强企业中,50%以上都是学习型企业。美国排名前25位的企业,80%是学习型企业。全世界排名前10位的企业,100%是学习型企业。

自发形成学习型社团。民众自愿组织起来的学习型社团也是一些西方国家推进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城区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有效渠道。其中瑞典的“学习小组”(也叫学习圈或读书会)堪称其代表。这些学习小组通常是由一群朋友、同事、邻居、专业人员等组成的团体,人数通常在5人以上、20人以下。他们为共同的目标而组织在一起,并且根据预先确定的题目进行有计划的学习和开展定期研讨,交流学习体会与经验。学习活动的计划和开展完全由小组成员决定,小组长(领导者)负责协调和管理小组的学习活动。学习小组的学习内容非常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语言、公民教育、科学、经济、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爱好等无所不包。

2.国内主要经验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国内学习型城区创建工作点线面结合,依次展开,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组织、发展社区教育为主要内容,并通过明确创建模式、加强制度和机构建设、完善运行体系、完善社区教育体系、健全组织框架、丰富活动载体等具体工作把创建活动推向深入。以下以创建工作中的具体内容为分析框架,简要介绍部分城区在创建工作中的做法、成果和经验。

(1)形成创建模式的典型经验

立足于城区历史、传统和现实区情,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和不断丰富、发展创建学习型城区的模式已成为众多城区的共识。

大连市西岗区在学习型城区创建工作中,形成了“三力六化”的工作模式,即以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为牵动,形成创建工作的领导力;以干部创新、市民创业为基础,形成深化创建的学习力;以发展学习型产业为支撑,形成创新城区的发展力;学习组织网格化、学习内容人本化、学习手段数字化、学习阵地标准化、学习资源社会化、学习体系终身化。

杭州市滨江区以创业文化、创意文化、创新文化为引领,通过最优化的教育制度设计、最优质的教育资源配置、最优良的教育服务供给和最优质的学习机制构建,形成市民诗意学习、快乐学习的学习型城区建设发展模式和社区教育模式。滨江区注重整合优化各类教育资源,积极调动各方参与,突出形式生动化,根据不同的学习主体,探索创新学习平台和载体形式,构建了多形式、多层次、开放式和社会化的教育体系。

上海市杨浦区早在学习型城区创建工作伊始便提出了“三区联动”的理念,经过几年的实践,已逐步形成了这一模式的基本框架:大学校区(包括高校、中小学等各级各类学校)、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三者紧密结合、互动发展。以校区为依托,以企业园区为平台,以资源在公共社区的集聚、共享、融合为抓手,形成强有力的区域创新集聚氛围的区域创新网络。需要指出的是:“三区联动”中的“三区”在实践中又涵盖了部队营区和副中心商业区,实际上已拓展为“五区”,只不过在称谓上依旧沿用了这一模式在起始阶段的名称而已。“三区联动”模式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可简要概括为:通过推动校区发展,发挥溢出效应,实施科教兴市与构建和谐社区有机融合。其战略意图在于学校集聚区所在地打破行政区域和隶属界限,通过校区、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的功能融合与联动发展,更为有效地动员各种要素,推动校区发展,激发区域的全系统创新。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区和发展学习型组织等学习型城区的主要工作内容上取得了全面突破和进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成绩包括2010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成功推动了杨浦这一百年老工业区向知识创新区的转型。

(2)制度和机构建设的典型经验

不同省市、不同地区在学习型城区的制度、机构建设方面各具特色,取得了大量经验。例如,在机构建设方面,上海成立了市一级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市教委终身教育处等机构统领学习型城市建设和各区的学习型城区建设。制度建设方面,上海出台了《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经上海市统计局批准,市教育委员会建立了社区教育统计制度,标志着上海市社区教育正式列入教育事业统计范畴。

江苏省坚持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分区域发展的总体策略,推进苏南发达地区全面开展,苏中地区大面积拓展,苏北地区重点在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农村开展实验,呈现出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区域共同发展的态势。

安徽省2010年首次把社区教育工作纳入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年度工作目标管理的考核内容,纳入市、县(区)教育工作督导考核指标体系,定期召开全省社区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安徽省社区教育实验区评估标准》、《安徽省社区教育示范街道评估标准》等。

北京西城区在创建北京市学习型城区示范区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管理工作体系”、“学习型组织系统推进工作体系”、“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学习成果认证工作体系”和“学习型城区建设保障工作体系”五大体系架构,使之在学习型城区建设中切实发挥有力的支撑作用,有效地促进了西城区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3)社区教育体系建设的典型经验

社区教育体系建设包括体系构建等宏观层面工作,也包括课程建设等微观层面的工作。社区教育体系构建是学习型城区创建的重要内容,各地出现了许多好的经验。例如,新疆克拉玛依区已构建了完善的社区教育网络,有社区学院1所、分院5所,社区学校54所,社区服务活动中心6个,老年大学1所,老年教育网点58个;还有15个基层“党员电教工作站”,200多个基层播放点,6所“新市民”学校,以及各类培训机构,基本覆盖到各个居民点。江苏省积极实施社区教育基础建设行动计划,推进1 000余所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向乡镇社区教育中心功能转型。南京市玄武区实施了社区教育“1878”工程,即1个区级社区进修学院,8个街道社区学校,7大类教育学习基地,8大类创建活动,搭建社区教育实体平台,形成了三级社区教育培训网络,先后建立了100多个社区教育基地和60多个社区学习中心,做到一校多点、一校多地。北京西城区充分发挥地域特色和优势,实施“服务立区、金融强区、文化兴区”的“三区”战略和建设“活力、魅力、和谐”新西城总目标,把发展社区教育作为加强学习型城区建设的重要基础,努力构建发达、灵活、开放的区域终身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服务体系,促进党政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力、创新力的提升,促进社区居民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很多城区在创建工作中也很重视微观层面上社区教育的课程建设。北京市借2008年奥运会举办的机会,各区为社区居民普遍开设《市民英语》,尤其是北京西城区、海淀区开设了具有北京特色的《手工工艺制作》、《泥塑》、《面塑》、《剪纸》等课程,制作京剧脸谱,风筝和一些工艺品。上海市浦东新区编制了《浦东新区社区教育大纲》,使课程开发和建设规范化,迄今已组织过三轮课程开发,开设的课程有3大类、15小类、94子类。杭州上城区的《市民文化休闲》等课程因其生活味浓郁而深受居民欢迎。成都部分城区开发了民俗特色课程。例如,温江区从传统武术文化入手,开发了《武术简易教程》、《练武学国学》、《从练武中学做人》、《练武与养生》等课程;青羊区开发了《寻幽访胜游青羊》、《说街聊巷识青羊》等课程。宁波市江北区外来人口较多,为了使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生活,江北区社区教育学院开发了《十万新市民素质提升工程系列课程》,经过培训,广大新市民深感受益。新疆克拉玛依区针对民族区域特点,在社区开设了《克拉玛依我的家》、《民族团结教育》、《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等课程,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团结社区居民热爱社区,促进社区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大连市甘井子区的课程建设,注重规范性、多元性、特色性。一是完善课程体系,2005年,社区教育领导小组召开了由全区社区教育工作者参加的“甘井子区社区教育课程研讨会”,推出了十门精品课程进行展示,自此,全区课程进入规范发展阶段。二是课程覆盖全区各类群体,有针对农转居的“三新课程”(新市民、新社区、新生活),有借助大连市“普惠制”政策,针对下岗失业人员开设的面点、手工纺织、电焊、制冷等技能性课程,有针对中老年人的休闲课程。目前,在14所社区分院和155所社区学校当中,根据不同季节开设不同内容的“四季课程”,全区社区教育课程总数610门。三是培育“特色课程”,甘井子区确定了“高起点、特色化、品牌化”的特色课程发展目标,在丰富课程内容的基础上,挖掘培育特色课程。2009年12月,在全国评选出的234门社区教育特色课程中,有18门入选,特色课程的数量位列全国各县区首位。

(4)教育与学习载体建设的典型经验

上海市把建设“一个网络体系、一个资源库和一个学习管理与服务平台”列入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工程,2009年4月14日正式开通上海终身学习网,至今访问人次已超过3 700万人次,注册人数超过126万,整合社区教育课程471门,并且这些数字在逐年递增。武汉市2010年明确提出建立市、区两级终身学习网络台——武汉终身学习网和数字化学习社区,推进数字化教育,提升社区教育信息化水平。江苏昆山市所有乡镇社区教育中心都达到江苏省社区教育中心标准,居(村)社区市民学校基本做到“六有”,即有一个多媒体教室、一个图书阅览室、一个文体活动室、一个数字化学习教室、一个宣传画廊、一个以上兼职教师。

(5)开发学习资源的典型经验

与校区合作已经成为众多学习型城区创建工作中激活和优化社区教育资源配置的一个明显趋势。例如,宁波江东区早在2002年即率先在全市推行学校教育资源向社区居民开放,并专门成立了由学校领导、社区居民干部和辖区派出所同志组成的资源开放管理小组,协调解决在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且出台了相关政策予以进一步完善。济南市历下区出台政策,选择全区社会信誉好、教学质量高、专业适用性强的民办学校,有针对性地推出“公益培训进社区”活动,面向困难群体、社区义工、志愿者等提供再就业培训,面向社区居民提供公民道德教育、文体活动、科普读书读报活动和各类讲座等,每年为社区特困居民提供6大类数10个专业2万余个免费(或减半收费)的学习机会。大连市沙河口区与大连理工大学、海事大学、交通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大连其他区还和高校合作开展社区教育课题研究,有组织有计划地聘请兼职教师开设讲座,或请志愿者为社区青少年辅导等。上海市杨浦区发挥区域内复旦、同济等十多所全日制高校,百多所科研院所、科技园区教育资源的优势,区政府分别与这些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园区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坚持人才共用、资源共享、发展共赢,共同推进学习型城区的创建。太原市杏花岭区由14个职能部门牵头组建了涉及各类人群多方面教育内容的14个社区教育工作指导组,分别开展与其职能相应的教育活动。

3.问题与挑战

学习型城区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瓶颈问题和诸多挑战。例如,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尤其是有关学习型城区的本质特征、结构要素、组织形态、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思想认识水平有待提高,尤其是对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对于市民素质提升、市民幸福指数增长、城区文明和谐和创新发展等的基础性作用认识不足;机构和制度建设有待推进,尤其是城区中负责统筹推进社区教育、学习型组织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以及区域内的协同推进制度、财政预算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资源整合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是区域内各类教育组织之间、教育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项目合作、衔接接口等方面的问题;各类教育和学习活动的品质有待提升,尤其是市民学习的主体性地位、市民参与社区教育的参与率、满意度及其相应的统计制度、评价制度等问题还需要着重研究和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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