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黄奇帆市长纵论改革

重庆市黄奇帆市长纵论改革

2010年3月25日

尊敬的国家发改委彭森副主任，全国各地发改委、中央各部委主管改革的同志们，我首先要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对全国各地改革方面的专家和领导同志到重庆商讨改革发展的大计，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民生更好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表示欢迎，也表示感谢。

借此机会，我也想跟大家谈一下重庆最近几年，在改革方面做的几项工作。通过几个案例来互相交流，推动重庆包括各地改革的深入推进。

一、为什么要改革，什么情况下要改革

实际工作中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改革，大体上70%～80%的行政工作、政府工作、包括企业运行，可能都是按常规、按制度、按原有的办法在推进。但是，遇到以下五种情况，做领导的可能就要启动改革的思路，用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措施来解决问题。

一是遇上危机，想摆脱危机。比如说企业要倒闭了，或者一个地区发生经济危机了，或者整个国家发生了危机，对这种危机的处理，一般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不了，就要通过改革，或者资源重组、体制创新。不管是经济学里的重组，还是我们精神意识上的创新，还是体制性的改革，差不多都是同义词。摆脱危机的时候要考虑改革、重组、创新，才能得到发展。

二是遇到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一个城市，或一个省广泛存在的，或者大面积存在的问题，一般都是体制机制性、政策性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那么就要从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入手。

三是遇到历史性长期存在的问题。如十年、二十年一直存在的问题，比如说上访。十年来，年年有人为这个事上访都没有解决，那你要考虑创新。如果用常规办法能解决的话，你的前任、或者前任的前任早就把它解决了。大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就要通过改革创新才能解决。

四是遇到某些你难以克服的问题。如你在工作中遇上了某个问题，这个问题别人能解决，但对你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你又想要推进，这个时候你必须考虑模式创新。也就是说解决这件事所用的模式，在某些地区可用，但你用不了，那你此时不能硬搬硬套，要创新才能把事情解决。

五是遇到了在新时代、新挑战和新环境下的新问题。这些问题用老方法、老政策解决不了，老的体制也适应不了，必须要改革，要创新。

所以，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领导，在工作中，70%～80%的工作应该是用传统的办法、惯性的思维来考虑问题，不一定老想着创新，也就是按常规办事。但是，一个领导如果没有改革意识，没有创新能力，肯定也不是好领导。关键是什么时候要启动改革和创新。如果是面临上述五种情况，我们就要去创新、去改革，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成功的改革是围绕着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打破常规。当你打破常规，把问题解决之后，实际上你就是进行了一场重大、成功的改革。

二、如何改革，用什么方法去推进改革

要解决问题，要进行改革，要重组创新，大体上也有五种方法。

一是优化配置资源。也就是说，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把整个局面改变，把问题解决，这是一种普遍、通行的方法，原来那么配置，现在这么配置，一加一大于二，蛋糕做大了，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了。

二是改变边界条件。这是毛主席说的哲学性问题，一定事物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动的，当边界条件改变后，事物运动的趋势就会发生变化。我们许多工作存在问题，是其边界条件决定了它的状态。当你对各种边界条件进行调整，就会产生解决问题的内生动力。

三是体制机制性的调整。就是把管理体制、政策及运行机制进行调整。比如国有企业重组上市，这种上市是从国有企业改为上市公司，这就是体制机制上的调整。

四是利益调整和重新组合。根据利益格局进行合理调整，这时候是需要动用一定的行政权力。某些时候，为了公平公正，需要改变原来的分配方式，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模式。

五是调整管理政策和管理方法。原来的政策带来了源头性的、大的问题，这时需要你就要调整政策，调整管理方法，这也是最简单便捷的措施。

大体上，经济工作、政府工作中改革采取的措施，寻根究源，分析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般都可以归结到这五类方法中。你如果能够适时用改革创新的思维去解决问题，适时用边界调节、利益重新分配、资源优化配置、体制机制创新及政策管理方法的调整等方法解决问题，当领导一般就会比较主动。

三、近年来重庆推进改革创新的三个案例

介绍一下重庆近年来推进改革创新的三个案例，我想通过案例来说明方法论，这也是我最希望与各位讨论的事情。最近七八年，我们在发展中有许多改革创新的举措，今天要讲的三件事是我们许多案例中的典型，有一定的借鉴或启发意义。

(一)第一个案例，是重庆的国有企业改革

重庆国有企业在2000年前后还十分落后，整个国有企业是全面的亏损。那时候的资产总量是1 600多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80%多，银行坏账率高达40%，也就是说80%多负债的一半是坏账，意味着这些国企20%不到的净资产全部冲销，还要负债20%。而同期，整个国家国企改革攻坚战初步取得胜利，从总的净亏到有1 000多亿元利润，国企改革初步取得战略性、全局性的胜利。经过最近六七年的改革重组，重庆的国企总资产从1 600亿元增长到现在的10 500亿元，增长了6倍。我也问了国资委，全国31个省，没有哪个省同期国有资产能够增长6倍的。我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的国有资产是5 500亿元。这六七年下来，国资翻番是很好的了，一般保值增值，但重庆增长了6倍。国家国资委2003年初成立，排了一下2002年各省市的国资总量，重庆排在20位;到2009年，地区的经营性国资，重庆排在31个省的第4位，是非常大幅度的增长。另外一方面，负债率降到了60%以内，坏账率只有20%，净资产已从200亿元、300亿元增长到了2 900亿元，增长10倍。原来是6个集团，每个集团下有十几个公司，处级二级公司几百个，还有三级四级企业，共有2 000多个，占有全部1 600多亿元资产。现在是30多个企业集团，但二级、三级企业减少了3/4，所以现在全市1万亿的资产，实际控制在大小500个法人中，资源向优秀企业家集中，资产向优势企业集中。

为什么会取得这个成绩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推进了专业投资公司建设。西部原来有一批工商企业，但恰恰在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里面没有专门企业。政府靠财政拿点钱搞基础设施，该一年做的事情拖了十年还做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推动了八大投资公司的建设，2002年开始推动，那一年是200亿元资产，到2009年底，八大投资公司是4 300亿元的资产，负债率在65%，负责了八个领域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是八个呢?是因为我们计算了一下，在5～10年内，如果一个方面要投资500亿～1 000亿元，那我们就搞一个集团。因为把3 000亿元、4 000亿元的公共投资放在一个公司的话，它太大，会有官僚主义，也会出问题。如果100亿元～200亿元就去搞一个集团，那搞出几十个集团，太分散了，也不好。一个平台，一般500亿元～1 000亿元是比较合理的，于是我们选择了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水务、土地储备管理、城市建设管理等八个领域。

这八大集团的资产从哪儿来?大体有五部分，一是税费返还的注入。就是基建过程中应该交的税，交来再返回去注入。二是土地资产注入。三是相关规费的注入。比如说高速公路收费，那是可以注入的。四是有关的国债资金注入。国家发改委2000年以后，为了启动经济，朱镕基总理给大家发了差不多1万亿元国债，其中几千亿元是各地方政府投资，当时是戴帽下来，一个萝卜一个坑。西部拿了300多亿元国债，搞了几百个项目，到2002年、2003年，一大堆半拉子工程，国家的钱用完了，各地区配套的钱没有。穷地方，项目又不收费，公共设施搞了以后，没有钱还贷。我们当时把300多亿元钱索性统统注入八大投资集团。如果企业有了300多亿元国家资本，自然银行对企业至少有300亿元的融资，区县配套的钱也统统兑配了，保证了对基础设施大干快干。如重庆修50个污水处理厂，一个集团搞，质量什么都能保障。我把这个情况向曾培炎副总理报告过，他高度称赞这个办法。五是政府的一些存量资产注入。几十年来，我们的一些存量基础设施，也是资产，可盘活注入。通过这样五个注入形成了1 800亿元，银行当然也愿意融资了，差不多融资了2 000多亿元，我们实际上就形成了3 800亿元。当然，这些企业这些年也有增值，所以形成了4 000多亿元资产。它们每年要从事300亿元～400亿元的政府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所以重庆这六七年，八大投资公司至少完成了2 000亿元路沟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市1万亿元国资中，它们的资产占了40%。我们大体是“433”的比例，就是40%是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资产，30%是工业、商业、贸易类和竞争类的企业资产，还有30%是金融类的资产。这样的比例，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性、引领性起了较好的调控作用。

2.推进了金融机构的改革重组。重庆作为西部城市，原来总部在地方的金融企业基本没有。我们有五个地方性的金融企业，如果报出账来，银监会、人民银行就要你关闭，要政府整顿。比如说我们的重庆商业银行，2004年、2005年没有重组以前，70亿元的贷款，36亿元的坏账、死账，只有2.7亿元的资本金;当时银监会还没有成立，人民银行行长到重庆就讲这个企业的问题。第二个西南证券，16亿元的资本金，坏账15亿元，只剩1亿元的资本金，还挪用了客户保证金10多亿元，负资产，实际上这个企业就该倒闭了。三峡库区的万州商业银行，1亿元资本金，22亿元贷款，16亿元坏账。还有农信社，当时是2亿元资本金，300亿元贷款，1%的资本充足率都没有，但它有300亿元贷款，150亿元坏账，一盘散沙。重庆这些金融机构，几乎都不是国有的。重庆商业银行，除了几个国有企业在里面是小股东，所有大股东都是民营企业;西南证券大股东都是民营企业;万州商业银行也是民营银行;农信社当然是民间的，农民和各种私人股东在投资操作。这些民营金融机构都有三大问题，一是现金不能流转，二是坏账多多，三是股东和法人实际上没有领导地位，跟美国金融危机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下，2004年、2005年对这五个金融机构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剥离不良资产。十年前，朱镕基总理推动中国金融改革、企业改革就用了这个办法。在政府主导下，把重庆商业银行的36亿元坏账，剥离了24亿元，他们自己消化了12亿元，重商行目前的不良资产率0.5%;农信社的150亿元坏账剥离了100亿元，他们消化了50亿元，现在他们的不良资产率从原来的50%降到现在的3%，这是全国农信社体系最棒最优质资产的一个例子;西南证券的不良资产全部剥离，现在是一个要上市的证券公司;三峡银行的不良资产，16亿元坏账全部处置完毕，现在的不良率是0.7%。

二是改变股东层，注入现金流。这些银行当时倒闭的话，将带给各种储蓄户无边灾难。为了社会稳定，政府这时候注入国有资金是可以的。我们给五大金融机构注入了30多亿元，但这30多亿元的股权，目前在市场上，要变现的话，三个月内可以全部变现300多亿元，增长10倍。政府绝不是趁火打劫，而是出手相救。所以这些金融企业现在都是重庆市政府控股的、国有的。这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在危难时刻，政府为了社会稳定和宏观大局进行必要干预。当然也要算账，股东的重组、现金流的调整，政府的股权增长10倍，所有民间股东的资产当然也会增长10倍，皆大欢喜。现在，这五个金融机构，几乎国内外各种私募基金包括投资集团都想来买股权，我们当然也想考虑局部的退出。其实任何金融机构的改革重组，无非就是这些招。美国在金融危机当中也采取了这些办法，把所有国内要倒闭的银行重新进行重组。

3.增强国企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我刚才说的“433”构架，如果构架不合理，不关注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控制力、影响力，那这个国有企业就失去了整体的竞争力。国有企业有特殊身份，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方针政策中有标杆作用和调控作用，也就是说国企不仅自身要带头执行中央政策，还要为整个社会贯彻落实中央政策作出示范。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中小企业融资难，这是民营企业最头疼的问题，大银行不敢给它过多贷款，所以需要成立担保公司，而一般民间的资本不怎么愿意搞担保。重庆到2004年，整个社会担保公司只有2亿元资本金，这对一个几千亿元、上万亿元的经济系统，2亿元资本金只是摆摆样子，不起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就推动国有企业来组建担保公司，在这几年里面组建了6个担保公司，拥有60亿元资本金。后来在国有资本带动下，现共有107个担保公司，有120亿元的资本金。按国家有关规定，1∶6或1∶8担保，我们大体能担保700亿元、800亿元资金。而真正要担保的企业普遍不是国有企业，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担保，让大银行的资金进小企业，国企起了强有力的带动作用。重庆民营经济每年以20%速度增长，所以这六七年，民营经济从30%多增长到2009年的60%。国企“八大投”搞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把城市环境改善了，又促进了民间投资的活跃。从这个意义上，重庆绝没有搞国进民退。有时候出现的国企进入，那是在危机当中，国企挺身而出，奉献自己。奉献自己，结果又壮大自己，这是该得的，在人家危机的时候，你在拯救。

4.充分发挥国企创造的财富在公共建设中的作用。国企创造的财富，不能随意挥霍。国企的利润一部分交给国资委，成为国企进一步投资发展的资金来源;一部分应交给财政，成为公共服务资金的必要补充。国企的利润跟私人企业、上市公司的利润一样，也要分红。私人企业分到家里了，上市公司分到股东那儿，国企的利润应上交给财政局。从这个意义上，国企1万亿元的利润，应交3 000亿元给财政部门。实际上，重庆的国企在这六七年里，每年至少为重庆公共服务、公共支出提供100多亿元。所以，我们一直说重庆财政的三个口袋，一是预算内税收性的财政，管吃饭和运行;二是预算外的基金，一般占预算内的50%左右，这一笔钱用来搞建设;三是国企上缴的100多亿元红利，市委、市政府用作战略性的大事使用。比如说铁道部在重庆搞1 500公里铁路，要花1 000多亿元投资，铁道部出70%，地方要配套30%。对地方来说，当然要支付，出30%就30%，出300多亿元。这些钱如果在预算内拿，吃饭成问题;预算外基金拿，正常的建设也没办法干;那就把国有企业资金拿出一部分，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另外我们也投入民生项目，2009年财政性的税收，就是预算内资金，51%用在民生上;全国一般预算内的资金用于民生是30%。为什么重庆会这么高?因为重庆有一块必须要支出的公共支出由国企给予了，这样财政的硬支出少了，民生支出就会增加一点。

以上是我介绍重庆市国企改革中的一些措施，我想对大家可能有互动和启发的意义。

(二)第二个案例，讲一件开放中的事例

我想，开放对在座的沿海各个省非常熟悉，但我们用沿海模式干不了，我们只能转型，动改革，调模式，用改革促开放。

首先是加工贸易。中国的加工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20年形成了12 000亿美元规模，占整个中国进出口贸易的20%，且99%都是在沿海。为什么内陆地区就那么不开放，引不到外资搞加工贸易?很简单，整个沿海的加工贸易基本上是两头在外、水平分工的加工贸易。所谓“两头在外”就是零部件在外，成品销售在外，在沿海地区搞组装、来料加工。这种两头在外，国外公司搞研究开发和销售，台湾很多企业搞代加工，然后第三城市都是搞零部件，零部件再通过物流，空运到中国组装。沿海因为交通方便，“两头在外”的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但到内陆，重庆到沿海就有2 000多公里，零部件运来运去，物流成本高昂，内陆地区成本再怎么低，加工贸易是做不了的。所以“两头在外”的模式，就一定是沿海加工贸易模式。

金融危机发生前，由于沿海加工贸易成本逐年上升，西部想成为沿海加工贸易的承接基地，让沿海加工贸易往西部中部转移。当然，加工成本内陆有竞争力，想承接，沿海也想把传统产业换到内陆来，但物流成本高，所以近20年没能做成。如仍用这个模式，今后20年也一样做不成。那怎样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呢?我们研究发现，既然过去20年反复出现在沿海，不出现在内陆，就有它内在的规律;如果要改变，必须调整思路和方法。后来我们用了一个模式，叫做垂直整合、水平分工。让它使零部件和整机一体化，我们把加工贸易改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零部件不从东南亚、沿海过来，就在重庆，把一个要加工贸易的整机80%本地化。做不到80%本地化的项目，就不去引，招商过来意义也不大。这个概念，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提出来，就去找企业，找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搞体制改革，才能抉择;下面的人，就算有这个思考，层层汇报，几年都落实不了。我们选定笔记本电脑里面的王牌——惠普作为加工贸易的主要产品。

2008年，我亲自到惠普洛杉矶总部，跟他们常务副总裁讨论了一天。我不仅从重庆的角度，我说整个世界，水平分工是不对的，因为世界是平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为某一种生产出力，然后用物流把它一体化。现在汽油从20美元一桶变成80美元，有可能再变成160美元，即使从省油出发，也应该零部件一体化，哪个地方零部件一体化，哪个地方就是加工贸易的高地。他们赞同这个概念，就给我们策划在重庆搞4 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全部出口欧美。他们当时基于这样判断:世界金融危机中，各种电子产品市场都在萎缩，唯独笔记本电脑每年要增长25%～30%; 2008年销售了1.6亿台，4年后全球笔记本电脑销售会超过3亿台，2015年后会到5亿台。因此，目前在中国沿海布局的1亿台，东南亚布局的6 000万台生产能力是不够的。哪个企业早着手布局新的生产基地，就将在未来的笔记本电脑市场上大有作为。所以，一出手就考虑今后新增的4 000万台在重庆生产。我们签订协议以后，立马去找台湾的代工厂，大老板就是郭台铭，还有广达、英业达。以前郭台铭只做零部件，到重庆既做零部件，又做整机。广达原来做4 000万台整机、不做零部件;到重庆又做整机，也带动零部件一起生产。所以，重庆成了三大代工厂商又做整机、又做零部件一体化。惠普下单，他们代工，变成了一体化的生产基地。项目实施之后，戴尔、宏基都认为一体化的基地比“两头在外”的水平分工基地更有竞争力。沿海也可以搞一体化，但制造成本会比内陆高得多。所以中国内陆的一体化加工贸易一定会取代“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因为它把内陆加工成本低的优势彰显出来。至于整机做出来以后运到世界任何地方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从上海运美国和重庆运到美国基本是一样的成本，都是一个飞机起降，出项物流打平进项物流，一体化就能更省钱，这是我们在加工贸易上取得的重大成绩。

其次也是在加工贸易上取得的进步，就是加工贸易的结算。加工贸易结算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代工厂，就是整机加工厂与工厂职工工资结算，与当地政府税务上的结算，这是个结算是属地化的。沿海12 000亿美元加工贸易，这个账单都结清了，因为税收都搞了很多优惠政策，拿得不多;劳动力又是低成本的，血汗工厂，我们赚的是辛苦钱。另一个层面结算是网络上的，跨国公司从东南亚、全世界的零部件厂，把各种零部件做成组件，零部件和组件之间有结算;组件和总装厂又有结算;代工厂商把整机做出来给大公司销售，又有一个结算;这里面有很多专利，研发出来提供给总装厂，这又有专利费的结算。这其中是几百个企业的网络结账，这种结账变成了离岸金融的账户，可以在中国代工厂的总部所在地结算，也可以在世界各地结算。我想说的是，中国12 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网络结算。12 000亿美元都在海外，其中5 000多亿美元在新加坡，3 000多亿美元在香港。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国家外汇局有一个规定:直到2009年底，任何中国境内的法人和自然人都不能在中国境内开设离岸金融账户。而刚才说的网络账、大公司贸易的结算，都不能在中国开，只能开到国外去。这明明是我们加工1万多亿美元产生的结算，其中惠普在中国有1 000多亿美元，都是在新加坡结算。这1 000多亿美元放在新加坡银行里，银行做服务几十万亿美元，还有白领会计工资几十万亿美元，加起来就有上百万亿美元。所以，我们加工贸易很重要一块流到外面去了。

重庆2008年考虑做加工贸易后，问结算在哪儿，说是在新加坡。我们说，不行，到重庆生产，就该在重庆结算。在重庆、在印度、在新加坡结算都是一样的，现在是电脑通信，无非用网络通信加高级写字楼。我们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讨论、谈判，终把这件事办成。现在美国惠普亚太结算中心放到了重庆，2009年9月签约，11月运行，每个月给我们带来几千万元的税收。我们现在一台电脑都没做，重庆的惠普电脑还在造厂、准备生产线，税收是从沿海地区那些进进出出的账产生的。但这不是我们从沿海抢来的，是从新加坡抢来的，因为沿海这十几年来的加工贸易结算都是在新加坡。我2010年发誓再搬1 000亿美元，三年、五年把1万亿美元搬回来，就是中国人的胜利。所以，改革很重要，制度安排很重要。加工贸易、扩大开放，沿海地区的模式移植到内陆来，要进行改革、调整和创新;不调整、原汁原味的照抄照搬，内陆就行不通。与时俱进的制度安排，使我们收获了改革开放的果实。

(三)第三个案例，是住房保障问题

最近几年全国各地遇上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房价不断上涨，相当一部分人买不起房。尽管国家每年有几百亿元搞廉租房，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廉租房服务对象是低保人口，而低保人口只占城市人群的3%左右，但城市里至少有30%的人群买不起房，哪怕房价从1万元/平方米降到3 000元/平方米。对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热烈，政府也拼命打压房地产市场和控制房地产商，但供求矛盾仍然解决不了，各种理论学派，各种观点纷纭繁杂。问题的关键，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广泛存在的、普遍存在的，一定有制度上的问题。不是简单的道德讨论，批判某个方面就行，是个制度问题。

中国的住房制度，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实行公房分配，造成的问题是资源不足。这20年，市场化、商品化，原来的公房低价转给个人，成为产权房，100%的走商品化道路。美国现在是65%的商品房，次贷危机的时候增加到68%，增加了3%。次贷危机爆发，让买不起房的人能够买得起房，坏账发生，上万亿美元的包袱到了证券市场，变成证券市场的危机。新加坡是双轨制，政府保障再加社会的商品房。重庆市借鉴了这个方式，2009年底市委市政府作了一个决策，推出双轨制的住房体系，大体上65%左右的商品房，30%多的安置房(公租房)由政府保障。最终形成低端有公租房、保障房来保障，中端有市场化的商品房来支撑，对百分之几的特别高端房，政策上也有一定的限制。

具体操作是:我们在主城区拿出20平方公里，本来是批给商品房、可以拿600亿元出让金(扣掉成本，可净得400亿元财政收入)的土地，划拨去造公租房。准备这几年造2 000万平方米，一个人20平方米，解决100多万人的住房问题。把公租房与商品房小区规划在一起，公租房的造价、档次基本上与重庆平均商品房档次、类型一致;不造贫民窟，但户型可以小一点，30、50、70、80平方米都有，最多不超过90平方米的小户型。现在有21个基地，每个基地建100万平方米，就形成2 000万平方米，2009～2010年两年各启动500万平方米。这样的公租房，一不收出让金，二不收配套费，也不算利润，比同类型的商品房成本至少降低40%～50%，租金跟商品房相比自然也比较低，这对低收入群体就提供了实惠。廉租房我们以后也造，中央交给我们造10万、20万户的任务，但我们不单独造廉租小区，就在公租房区内，公租房有几十万户，里面有几万户是廉租房。公租房每月每平方米10元，廉租房只要1元钱，专对低保对象。公租房住了五年，家庭有需要，想买下来长期住下去，可以。买了以后，有一天你想离开，想住商品房，想把房子卖了，对不起，你不能卖到市场上。哪儿买的，就还给谁，还给公租管理局。

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制度为什么一直被批评?经济适用房的五个环节，问题出在第四环节上。第一个环节是造在哪儿，即城市规划;第二环节是谁来造，搞招投标，找个房产商把它造起来，不准赚钱，只能微利;第三个环节是谁来住，低收入群体，大家出证明，证明他是低收入群体;第四个环节是对房子的处置;为什么大家都要去买经济适用房，不是真想去住，而是想三五年后涨几倍再卖出去。如果第四环节控制了，卖出的时候，不准当商品房卖，只准卖给当时的低收入群体;经济适用房什么价买，你就什么价格卖，这时候就消减了赚资本差价的人，经济适用房也将回归原来的初衷。美国也有房产局，也搞低收入房，这个概念就是他们介绍的。他们一是规划，二是控制造价，三是控制进入的人群，四是特别控制出口的人群，五是整个房子产生的税费全部留在低收入住房体系作为投入资金的补充来源。这是五年前在纽约，他们房管局长跟我介绍的。现在重庆的低收入房、公租房里面也可以有产权的经济适用房，只要把出口把住了，有钱人也不愿住小房子。另外，我们的公租房服务对象:一是农民工，二是外来大学生，三是本地原居住民中的低收入群体。全国各地到重庆来打工、经商的人，不管你有没有户口，只要有工作，落地安稳，就可以租住。

当然，大家有时候说，你搞了那么多的公租房，是不是影响了商品房?既有影响，也不会有影响，在价格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住公租房这部分群体，即使商品房价格再低一点，他们也买不起。从这个意义上，这对商品房市场有健康的引导作用，而且建公租房与建商品房一样，都是拉动内需很重要的一方面。对高端的商品房，比如说几百平方米一套的别墅，及比正常商品房均价高五倍、十倍的高价房，是否应该遏制一下?我认为中国如果要收物业税，先对高端房收物业税，对老百姓的普通商品房没必要现在去收，要收也等三十年、五十年、七十年批租时间到了，以后不要再交批租费，收一些低的物业税就行了。但这是以后几十年的事，眼下对高端房应该收物业税。如果收3%～5%的物业税，我可以肯定100万元的房子炒作成200万元、300万元的情况就会消失。美国是普遍收物业税的国家，美国商品房2008年金融危机的价格，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中国这样一个月翻倍的涨法。所以，对高端房进行遏制，征收特别物业税，或者特别的住房消费税是应该的。重庆政府在这方面，也跟中央财政部等有关方面提出了改革试点的申请，现在正在审理之中。

我今天就讲这些，讲这三个案例，表示在社会民生领域、开放领域和企业改革主体领域，改革都十分重要和必要。改革是我们过去30年发展的动力，也是我们今后30年、100年发展的动力。谢谢大家。

(《云南改革报告》2010年第3期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