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致富之道的对策思考

新农村致富之道的对策思考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这不仅是广大农民的心愿，也是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追求。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内涵来看，关键是要发展生产，让农民致富。只有生产发展了，农民富有了，其他的建设也就容易得多。而农民致富的关键是要千方百计让农民在农村致富，为此提出以下对策思考。

一、框架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增加农户年剩余产品量

在经济学原理中，人们收入的多少来源于年剩余价值量的高低，而剩余价值的高低又取决于年剩余产品量的多少。一般来讲，年剩余产品量越多，剩余价值量就越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就可能越高，反之则少。制约年剩余产品量高低的因素很多，但起关键作用的是对生产方式的选择。

1．中国三农问题的总根源在于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中国农村几千年存在2个恶性循环：一是生产力方面的恶性循环，小农不依赖集约生产规模的扩大，不祈求生产工具的革新，只依靠劳动的投入。于是出现了劳力的增加——多生儿子——扩大垦殖——破坏生态——迁徙——在新的地方再重复以往的恶性循环；二是生产关系方面的恶性循环：小农循着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的阶梯向上爬。中农垂涎三尺向往富农。富农已经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代表，但可怜可悲的富农却一心想当地主，不愿向前跨出一步变为农场主、农业资本家，中国又陷入地主——小农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多次与新的生产关系失之交臂，使中国农村被一种最腐朽、最寄生、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统治了几千年。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脱离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的“一大二公”的模式，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小农的生产力，调动了个体农户的积极性，这是中国20年来农业发展的主动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核心是：农用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用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处分权、收益权以致实际上的继承权归农户，这是一个实际上近乎完整的产权。是这一制度，这一生产方式矫正了人民公社生产方式的根本缺陷，这一制度激发的效率解救了当时濒于破产的中国经济，支撑了20年中国新一轮的工业化、城市化、非农化浪潮，它的成功的体制制度性启蒙、示范作用还可以科学地延伸到其他领域，只是不要简单化，不要以为“一包就灵”。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不同程度地破坏了集体生产力，但当解放的生产力大于被破坏的生产力时，人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家庭制生产方式。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历史性功绩将永载史册。

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小农农业生产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注重劳动的有效性，有了劳动的自主性，生产成本明显节约。但小农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使交易成本、社会成本迅速扩大，当后者的增加值大于前者的节约值时，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方式的先进性，人们开始怀念公社化时代的社会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节约，出现了“恋旧情结”。

人们不愿简单地重复历史回到过去，也不应简单地否定现在。家庭制应该向农业现代生产方式演进，家庭制也完全可以和农业现代生产方式对接。人们正寻求新的选择，超越农户，又依托农户，让农户这一小农生产力演化为社会化的、专业化的、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力。双层经营、社会化服务是这一思路上的起点，“经营”、“服务”是浅层次的思考，应明确上升到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重建上。

3．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应具有4种规范性：①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既是农业现代生产力水平的要求，又是农业生产力现代化的标志。它不是传统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所能代表的，它是高科技向农业的全面渗透，是适用技术对农业的全面改造。②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既依托农户，又超越小农，通过规范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与产权清晰、职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接轨，既不是走回头路，又不超越现实生产力水平，不脱离农业生产特点，选择一种适应农民习惯，符合农民意识的农用土地制度和农业耕地制度。③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多元化、服务社会化、农村经济产业化的现代经济，是运行机制社会化、城乡一体化与市场经济全面接轨，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的现代经济。④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现代农业生产物质条件和现代农业生产人身条件结合的方式。中国农民不能超越现实自由地选择农业生产方式，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应该是中国现代农业生产力和中国现代农民共同选择的结果。

历史已经证明，生产力的大发展往往是在变革了生产方式之后，人们在总结对比不同生产方式给生产力带来的影响时，应当注重与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对接。现在许多地方正在寻求超越农户，又依托农户，让农户这一小农生产力渐化为社会化的、专业化的、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力。新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最大特点应该变更农用土地使用权制度，让其商品化、货币化，从而有利于实现规模经营，增加农户年剩余产品量，提高农民收入。

二、转变农民身份，降低农户销售剩余产品的交易成本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身份双重化，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承担了市场经济的全部责任。作为生产者，农民降低生产成本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作为经营者，农民为了应付市场承担的交易成本太大。概括起来主要有信息获取成本、谈判与契约签订成本、流通成本等。为了减轻农民承担的市场责任，必须要努力转变农民身份，降低农户销售剩余产品的交易成本。

1．发展非农产业，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民收入。历史经验证明，农业的大发展往往在工业的大发展之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达，意味着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多。浙江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是得益于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例如温州的家电、海宁的皮革、永康的小五金、绍兴的轻纺、义乌的工艺品等等，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浙江第二、第三产业体系。2001年，浙江66万家各类工业企业中，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占99．9%以上。2002年，全国工商联公布的全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占170家，总量高居全国第一；中国十大民营企业排行榜上，浙江占据半壁江山，而且有4家跻身前5位。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为浙江国有企业的改革搞活创造了更大的腾挪空间。2001年全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资产猛增到2　390亿元，比1978年的58．5亿元增长了39．9倍，年均增长17．5%，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3位上升到了第16位；国有企业净资产总额达1 150亿元，居全国第12位，销售收入居第11位，资产净利润率居第7位。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比农业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农民实现非农就业，意味着农民的收入来源不再依靠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是财富之母”的神话在一定范围内打破。浙江绍兴县柯桥镇新风村有296户农户，水田面积23．52公顷，全村891位农业人口，478个男女劳动力已有461个劳动力转向第二、第三产业，从事农业的只有17人。农民人均收入中，来自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已达76%。浙江省农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国之首，绝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非农产业的发展，必然减少农民数量，客观上非常有利于加快土地流转步伐，为建立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创造条件。

2．把农户组织起来，使农民由生产经营者转换成生产者。经营者是要承担市场交易责任的。在现行制度条件下，农民出售产品以个体现货的交易方式为主，往往缺乏对市场需求的信息而导致产品结构不合理或产品积压导致的无谓损失，现在农户也知道信息获取的重要性，但是信息获取的成本却是无法承担的或则代价太大；在农户与中间商或者零售商和终端买方交易过程中缺乏谈判技巧和签订契约的商业知识容易被欺骗不说更是一种繁琐的又不得不作的劳动，带来较高的成本；由于交易方式的落后及农产品交易市场的不成熟而产生的流通成本是最主要的交易成本。但是目前绝大部分农户都是独立承担市场经济责任，降低交易成本的可操作性不强。

把农户组织起来首先要建立一种企业性质的组织，形成规模经营。在经济学理论中，马克思曾经强调时代的划分，不在于能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方式。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我国农村实际情况仍然是“种大米或者小麦自己吃，顺便养两头猪、几只鸡”式的小农经济，农副产品的商品率极低，农户基本没有竞争力，在不可避免进入市场的情况下，成为绝对的劣势。因此，要想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必须把农户组织起来，用集约的理念组织农业生产，从而增强竞争力。其次要求创新农业规模经营的组织形式。历史不能重演，我们不能简单重新回到原来集体经济的道路上去，但我们必须创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规模经营之路。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应该是既依托农户，又超越小农的新型组织，又是它们两者之间的最佳选择。例如可以以股份制、合作制、家庭农场制的形式去扩大生产规模。从现实的中国农村情况来看，农村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则是农村怎样组织生产的最好方式。合作社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约定共营的企业法人。它是劳动者在市场竞争中为了解决自己的生产生活需求，按照合作社的原则、章程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联合组建共同经营的具有法人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正是在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通过各个农户的单独生产与合作，既解决了单个农户生产的局限性也具有规模经营的特点。从而可实现农业产业化，这样农民增收的目标自然就得以实现，农民自身素质和生产技能也会逐渐提高，从而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3．当前应当切实抓好以下工作：①政府加大信息设施投入，畅通信息渠道；②完善相关管理与法律制度降低谈判与契约签订的风险与成本；③把国家让利的各种税费的好处让给农民。例如国家对绿色产品过路费的减免等政策，实际是让中间商或运输商得到了，农民并未得到好处。以土豆为例，全国土豆市场价大多是每千克2～3元，但甘肃定西是产土豆的大县，中间商联合压价每千克仅付0．32元给农民，其市场价格与收购价格的空间较大，加之国家又减免过路费，这一部分好处农民显然是得不到的；④建立农民自己掌握的合作化组织，就是对农民群体进行分工，实现单个农户与市场的脱离，大部分农户只作为生产主体，成为领取工资的农业生产工人，把市场交易职能让给组织去做，以增强谈判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减少个体的成本分摊。山东省胶南市黄山经济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区通过发展各类经合组织把单个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变盲目生产为有计划地生产，变分散经营为规模经营，通过互助合作，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相连接，有效地解决了生产成本高、科技含量低、流通渠道不畅、中介力量薄弱等问题，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徐村芋头生产经营合作社2004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111个农民合作组织典型示范点，今年，合作社引导组织全区农民种植芋头面积1．2万亩，实现收入3 000多万元，人均增收1 400多元。岳家蜜桃协会引导农民优化品种布局，引进早、中、晚熟新品种十几个，使该区的桃子自6月上旬早熟品种上市直到10月份晚熟品种收获结束，销售供应期延长40多天，带动全区种植桃树面积5 000多亩，年收入达2 000万元以上。

三、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激活潜在生产能力

中国的历史证明，靠农业、农村、农民自身的要素重组很难突破小农的局限，靠自身素质提高，这种渐进太漫长太缓慢了。要想尽快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下大力气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激活潜在的生产能力。

1．必须引进城市、工业、工人以至境外先进的生产要素，为先进的生产要素的介入提供良机，重组农业系统，实行跨域的规模化大生产格局。例如，江苏淮阴在乡镇工业发达的地方，实现了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经营，逐步创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又如，三九集团进军新疆。大产业集团进入农业，它带来的是全新的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全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手段，是全新的农业经营观念。它的功能和土生土长的乡镇企业不同，完全依赖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办乡镇企业，成长过程太缓慢了。它是城乡生产要素的大流动，是工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重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初的民工潮，它是缩小三大差别的新途径。江苏淮阴和三九集团的经验证明：从一个县一个市做起，从具备了以工补农、工业进军农业的地方做起，在中国是可行之路。中国人多地少，应通过先进生产要素的引进来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2．加快农业内部要素重组。尽管依靠农业内部的要素重组发展农业的速度较慢，但并不等于说农业只有完全依赖外来要素发展自身，有条件的先进农业要素依然可以进行重组。例如，郭凤莲开发北大荒。郭凤莲是一个具有市场经济意识和开拓精神的现代农民，她将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大寨的信誉、知名度以及北大荒的资源组合在一起，谱写出战天斗地的新篇章。这说明，中国太大了，中国农村的差异性也太大了，只要激活农村的生产要素，让它活跃和流动，让它在全国范围和世界范围流动，激活非农生产要素，都会推进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进程。流动的农民从事的是企业化生产，从事的是雇工经营和适度的规模经营，从事的是商品经济，把流动后果往后推移20年，将发现它酝酿的是农村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

3．必须下大力气提高农业科技利用效率以激活农业潜在的生产能力。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已经证明，科学技术一旦和原生态系统相结合，就可以取得一种倍加的乘数效应。关注科技的利用效率就是要考虑利用科技的成本达到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边际收益的目的，让农民看到使用科技带来的好处，从而使他们愿意甚至主动寻找技术投入，这样的结果就是进一步推进了农业科技利用的广度，让广大的地区和农民都积极地使用农业科技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2005年以来，汉阴县涧池镇为了让农民增收，投资120余万元打机井、修堰渠、建抽水站、引进优良品种、搞温室育秧、科技培训、水稻旱育技术的推广等。在特色经济上大做文章促农民增产增收，仅稻田养鱼一项，今年全镇可产稻谷3 200余吨，比去年净增1 000吨，可产鱼近30吨，实现经济收入25万余元，切实达到了让农民增产又增收的目的。该镇通过各种措施实现了农户的年剩余产品量的增加，也带来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四、用新的观念转变农民思维定式及生活方式

1．中国农民思维定式的现状。中国农村几千年来，从井田制、屯田制、废井田到实现地租、货币地租的变革，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深刻革命，每一次变革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从几千年的历史跨度看，中国农村从总体上并未改变小农农业生产方式。小农生产方式表现在人们的思维观念上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上不过是“一亩地、三分田，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富则安”。即使是在今天，许多农村地区尽管收入不高，生活困难，但是传统世俗礼仪却不舍得抛弃，在他们本来不宽裕的收入中他们的首选是盖房子、人情世故的送礼花销，比如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北方及沿海一些地方结婚没有一大笔定金是不可能的，哪怕为此债台高筑也在所不惜。又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农民的劳动自由化，有了大量能够自我支配的时间。但是这些时间不是用来聊天，就是用来打麻将，连屋前屋后的卫生都懒得打扫。

2．用新的观念转变农民思维定式及生活方式。首先应该大力宣传新思想、新风尚去除陋习，引导农民把可支配的有限的资金用到生产投入上，让他们形成致力于投资增产的思维。例如海南省龙泉镇美玉村是个典型的羊山小乡村，由于这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比较落后，村民们闲来无事便会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进行赌博。每逢节假日，村民们总是要大操大办，有的村民还互相攀比，看谁家请的客人多，看谁家办的酒席好，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为了改变美玉村落后的面貌，美玉村被定为文明生态村建设试点，并组织村民代表到先进村庄参观学习。参观完后群众大为惊叹：原来农村也可以建得这样好！村民们决定要革除陈规陋习，改掉不良习惯，把精力放到创建文明生态村活动上来。近年来，美玉村的村民自觉倡议要过文明节假日，不再大张旗鼓。大家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发展生产，使村庄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其次，有了积极投资生产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得要转变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多安排一些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培训，培养农民自觉运用科技知识到实际生产当中的良好习惯。例如，山东省栖霞市自2000年以来，引导农民利用苹果树修枝剪下的废弃枝条作为食用菌生产的培养基生产香菇获得成功，年产菌棒30多万个，年产香菇4 800万千克。又如，河北廊坊市东肖镇十分注重用科技知识培训农民，使东肖镇成为远近闻名的“花生之乡”，全镇六成以上农民从事花生加工，年加工花生800万千克以上，仅此项年可增收1 500多万元。再次，培养农民自己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在举国思考新农村问题、为农民增收提供条件和出谋划策的时候，要预防出现农民强烈的依赖症。小孩子始终是要断奶之后才能真正地成长起来，同样道理，当各级政府和相关专家学者都在思考农村问题的时候，要帮助农民朋友们主动思考自己的问题。培养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当水到渠成的时候就可以自己造血，不再过分依赖政府来解决所谓的“三农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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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