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生活品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以人为本”思想是历经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逐步发展而来的。近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迷信、崇尚科学，反对专制、崇尚自由，反对神性、张扬人性，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推进人的解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人本主义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在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地位服务的。西方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的“以人为本”，从某种程度上说亦是由于宗教神学的束缚和物质生产的压抑，从而迸发出的针对以神为本和以物为本的人本主义呐喊。

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中亦不乏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民本思想。战国时期管仲就曾提出“夫王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至后来黄宗羲等思想家发展出系统的民本思想，其立足点虽然更多的是作为封建统治者借以维护统治、保障稳定的工具和手段，但仍然指出人民群众的生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具备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思主义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第一次把“以人为本”的思想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项重要思想原则。以生活品质作为人本理念的重要尺度，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经济社会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

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此有过非常经典的论述：“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这清楚地表明，人的具体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以及人的需要、能力和思想，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性，都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因此，“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同样受诸如物质条件、生产力水平、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等等现存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这在我国总体小康社会的实现方式和当前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模式中有着清晰的体现。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次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小康状态。至于小康社会的具体内涵，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4]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指出，“所谓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对于小康社会，不仅要从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理解，还应把小康社会作为一个更加具有理论内涵的新概念，是一个体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概念，其发展目标包括人民生活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由于长期受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以及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我国社会生产力所带来的巨大阻碍作用，到20个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工业、农业以及第三产业等都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之一，就是作出了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我国的根本任务，并提出了到20世纪末基本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随后，藉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释放的巨大动力，经过改革开放20余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已基本建成总体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1亿元增长到1999年的81910.9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79元增长到1999年的6534元。^[5]可以说，正是总体小康社会的建设成就，为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实践“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总体小康社会建设在发展战略选择上，出于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全面考虑，改革开放后我国仍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建国后所长期实践的赶超战略，并将经济发展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为此，在技术和资金等因素的制约下，以资源消耗为主要增长动力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我国总体小康社会建设的主要选择。一些地区、部门和行业在“政绩冲动”的主导下，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忽视由此带来的资源紧张和环境污染。

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以单纯追求增长速度为主，即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而带来的增长，其中主要增长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资源、规模经济等。这种增长方式最大的优势是对技术的要求较低，但对资源的耗费较大，整体效率明显较低。例如，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也就是说日本的煤能利用效率是我国的15.5倍。^[6]因此，在我国总体小康社会建设中，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尚未根本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经济结构不够优化和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的表现较为明显。同时，粗放式增长的另一结果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较为缓慢，即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低，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福利状况并没有因此而相应地得到快速提高。粗放程度越高，要素投入增加就越快，资本积累速度也越快，过度积累必然会影响居民的消费，相应地减少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人民生活品质构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作用。

粗放式发展模式的另一重要代价是资源的日渐枯竭与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由于人口基数庞大，我国的人均可耕种面积、人均淡水量等自然资源指标均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而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更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自然资源的负担。特别是在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受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企业大多采取了传统的粗犷性生产方式，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很大，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致使环境不断恶化，形势空前严峻。例如，迄今为止，全国745个地表水国控断面中，28%的断面劣于水环境V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III类；我国已有90%以上的城市河段、湖泊受到严重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大部分江河湖海都出现了富营养化，水华和赤潮发生频次亦在持续增加。我国的环境污染已严重制约着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环境污染的最直接后果是使人类环境的质量下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例如城市的空气污染造成空气污浊，人们的发病率上升等等；水污染使水环境质量恶化，饮用水源的质量普遍下降，威胁人的身体健康，引起胎儿早产或畸形等等。研究表明，在中国引起慢性障碍性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大气污染。环境污染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严重的污染事件不仅带来健康问题，也造成社会问题，环境污染严重的状况成为人们对社会不满的因素之一，甚至诱发各种群体性冲突事件，影响了一些地区的社会安定。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一大瓶颈。

如前所述，到20个世纪末，我国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这个总体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主要表现为人均水平还比较低，基本上还处于生存性消费的满足，而发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有效满足，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环境质量还有待提高等等，而其最核心的问题亦在于对人本价值的忽视和损害。为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作出具体的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所谓全面的小康社会，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满足城乡发展需要。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我国走向全面繁荣与和谐的社会发展阶段。具体说来，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可以看出，从总体小康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其实质在于从经济的发展向人的发展的过渡，是追求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因此，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是“以人为本”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大政治家管仲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物质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使人们能够去追求生活的品位和质量，追求更高的文化和精神需求。总体小康社会的实现是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的结果，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追求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日趋强烈。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立足中国的国情，找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取得持续的最优的发展成果，来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提高生活品质要求经济社会在更高的层次上运行，以满足人们全方位、高质量生活的需求。特别是率先发展的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靠简单的量的增加、粗放式发展的路子将难以为继，必将转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上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谐发展，具体表现为：提高生活品质引领经济生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走自主创新之路，更加注重以科技、文化等软实力来提升经济生活的效益、质量；提高生活品质引领政治生活，发展健全民主法制，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和权益；提高生活品质引领文化生活，既让人民群众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又让人民群众在弘扬民族文化、创新时代精神的舞台上唱主角；提高生活品质引领社会生活，协调好各方利益，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提高生活品质引领环境生活，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寻求发展，做到发展与保护环境共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总的说来，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所要应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在长期制度转轨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调整，出现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重物轻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不协调等矛盾和问题。^[7]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意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以生活品质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标准最终还在于人民群众是否真正享受到了现代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是否拥有相应的幸福观和满意度。生活品质，体现了作为人的共同体在发展思路上的这种变化，是“以人为本”理念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所引发深刻变革的现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