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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课题

时间:2022-06-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三、转型升级: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课题发达的县域经济是“浙江现象”、“浙江模式”的重要特色,以“块状经济”为基础的县域经济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经济发展要实现转型升级,县域经济的调整、创新是关键。目前,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已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转型升级: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课题

发达的县域经济是“浙江现象”、“浙江模式”的重要特色,以“块状经济”为基础的县域经济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经济发展要实现转型升级,县域经济的调整、创新是关键。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县域经济有力地支撑了浙江的工业化进程,构成了“浙江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随着浙江工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县域经济某些固有局限却开始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推进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并不意味着一味去想方设法做大县域经济规模,而是要着眼于整个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着眼于中心城市与县域的经济分工,着力发挥县域经济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促进县域经济质量的提升。

浙江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县域经济,县域经济对全省经济发展的贡献长期维持在60%~70%的水平,县域内的中心城镇和小城镇构成了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的基本平台。这种在全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特色,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首先,分散化的民间自主创业热潮,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浙江国有经济比重低,大中城市的国有经济基础本身就比较弱,相反,民间却在生存条件的挤压和传统工商文化的影响下积蓄了很强的创业致富冲动。这种初始发展条件使浙江从改革伊始就自发性地形成了“老百姓经济”或者说“草根经济”的创业热潮。千家万户的创业主体为最大限度地克服创业成本,往往都采取“就地取材”、就地发展的创业模式,形成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分散式工业化浪潮。虽然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建设,生产要素集聚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县域内的中心城镇和小城镇依然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

其次,浙江各地蓬勃发展的各种专业市场有效地在千家万户的创业主体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分工合作机制,使一家一户的创业主体能够在县域本土,而不必迁移到大城市,来克服创业过程中面临的信息、技术的障碍,降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改革之初,在自身资源极为贫乏,而按计划分配的体制内资源又远远无法满足工业化需要的情况下,浙江的民间创业主体不得不想方设法以市场交换的方式获取工业资源,由此走出了一条以市场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在先发优势的作用下,浙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市场大省。2001年,全省共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278个,成交额4652亿元,基本上相当于每一万人拥有1个成交额在亿元以上的专业市场。在浙江,几乎每一个“块状经济”都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专业市场。浙江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县一品”、“一乡一品”式的“块状经济”,除了老百姓强烈的自主创业意识外,专业市场所起到的支撑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再次,浙江长期坚持的“省管县”的财政和人事体制,弱化了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带动作用,充分调动了县级政府发展县域经济的积极性和创业性。众所周知,“市管县”体制最容易产生的一个弊端,是在等级制的行政体制下,地级市政府为了在提高本级政府的政绩,往往倾向于运用行政权力,集中县(市)财力建设地级市,造成富了一个地级市,穷了诸多县的所谓“市刮县”现象,背离了“市管县”体制“以市带县”的初衷。而浙江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除了形成了省级政府可以集中更多财力,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的优势以外,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县级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在现有体制的框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县级政府推进体制改革,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著名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2008年8月在北京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提出,中国的县际竞争,造就了“中国奇迹”,甚至称“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58]应当说,浙江的“省管县”财政和人事体制,在激发县级政府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创造性参与县际竞争,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过去30年浙江发展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走出了一条专业市场、“块状产业”和小城镇建设相互支撑、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县域经济有效地支撑起了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2006年浙江县域行政区域实现生产总值8281亿元,占全省的63.1%,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80.3%,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65.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55.4%。县域财政总收入达651.13亿元,占全省的44.3%;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为305.70亿元,占全省的43.%%;全年出口总额202.62亿美元,占全省的48.7%。从经济总量来看,县域经济已占全省的三分之二,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支柱。

目前,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已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浙江县域经济平均规模达到111.5亿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2.8倍;人均GDP达到19312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2.2倍;平均财政总收入8.83亿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2.9倍;平均城乡居民存款额58.74亿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2.5倍;平均出口创汇4.01亿美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6.0倍;平均实际利用外资0.55亿美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3.2倍。[59]

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不少地方已经出现县(市)的经济实力,超过管辖它们的地级市(城区)的经济现象,相当一部分经济强县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中等城市的发展水平。例如,2006年嘉兴市区的人均GDP为42090元,而其辖下的平湖市则达到42330元,海盐达到43570元,都超过了嘉兴市区。此外,海宁市和嘉善县的人均GDP也分别达到39732元、39757元,均有赶超嘉兴市区之势。同样,金华市区2006年的GDP总量为240.11亿元,人均GDP为26046元,地方财政收入为20.27亿元,而其所管辖的义乌市上述三项指标却分别高达GDP总量352.86亿元、人均GDP为50262元、地方财政收入为24亿元,义乌的人均GDP几乎超过金华市区的一倍。除义乌之外,永康市的人均GDP也达到了32430,大大超过了金华市区。

党的十六大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提出了“壮大县域经济”的要求,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浙江经验的重要肯定。2003年浙江农调队依据国家统计局与中央政策研究室联合课题组制定的《全国农村小康标准》统计显示,浙江省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为51.2%,过半数的农民过上了小康生活,比全国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16.9%高出34.3个百分点,居各省区之首。正是由于县域经济在支撑全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90年代以来,浙江连续推行了四轮强县扩权改革,并于2008年开始全面实施“扩权强县”改革,其目的就是在中国现有行政体制框架内,最大限度地赋予县级政府统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权。

无论从县域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占全省的比重还看,还是各地积累的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经验和体制机制优势来看,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都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现实课题。客观地讲,浙江县域经济尽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目前县域经济发展还普遍存在产业水平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过大、要素集聚程度不高等种种弊端。毫无疑问,如果浙江的县域经济不能成功地实现转型升级,那么全省经济的转型升级,充其量也只完成了一半的任务,甚至可能会陷入难为为继的境地;相反,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如果比较顺利,就可以为全省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撑。

从适应浙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特别是转型升级要求的角度来审视,县域经济所隐含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如前所述,就创业主体而言,浙江经济是典型的老百姓经济。在浙江的各个县(市),投资创业的主体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既没有权力的背景,又没有什么资本、技术、文化优势可言,只能从资本、技术门槛较低的小商品起步,从小作坊、小企业起步,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轻加工产品。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企业规模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从企业规模来看,2007年浙江规模以上企业户均资产5926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10483万元)的56.5%,只有上海、江苏、广东、山东的43.3%、65.2%、62.9%和67.1%;户均增加值1467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3476万元)的42.2%,只有上海、江苏、广东、山东的40.3%、47.5%、44%和35.9%。企业规模的过小,直接制约了企业的自主创业能力,制约了环境污染集中控制的可能性。

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格局相对分散,众多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平台,是浙江县域经济长期存在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同这种经济发展格局相对应,浙江的城镇化的基本路径表现为: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这种发展路径的确相当有效地提高了浙江的城镇化水平。从1998年到2004年,浙江的城市化率从35%迅速上升到54%,年均增长3.2个百分点。但浙江大中城市数量偏少,小城镇数量众多,分布密集。据统计,浙江省市区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小城镇的人口比例却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每镇平均人口不足8000人,面积不足0.9平方公里。2003年全国1000个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小城镇中,浙江有268个,位居全国第一。[60]集中在县域城镇的“块状经济”的优势在于规模生产、分工协作,但众多相同的产品在同一市场集聚,也很容易形成企业长期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格局。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不仅要着眼于自身长期积累的弊端,着力化解结构性、素质性的问题,而且还需要着眼于全省经济的转型升级,服从和服务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总体战略。

一是县域承载着支撑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职责。县域广阔的腹地,及其拥有的森林、河流、湖泊等等,为全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生态屏障,提供了接纳和消化全省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环境污染的空间。随着区域的进一步发展,全省面临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其中绝大部分最终都将由县域空间来接纳、消化。这也就意味着,下一步的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会对县域提出越来越大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需要县域从全省经济转型升级的全局高度考虑经济发展的成本与收益。一些对全省具有生态屏障意义的县(市),将需要在工业化进程上,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为保证全省的可持续发展而作出必要的牺牲。一些县(市)尽管就自身而言,可能还有维持粗放型增长的余地,但就全省经济的转型升级而言,这种增长方式已经没有多大的扩张空间。

二是县域承担着建设新农村,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职责。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增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既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全体公民的国民待遇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培育有效社会需求的必然选择。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人口,消费规模大约只占消费总量的30%,培育农村市场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主战场。要培育农村市场,既需要通过进一步发展县域经济,切实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又需要加快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国家会逐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力度,但大量的资源投入必然还是要县级政府去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双重任务,给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施加了更大的压力。

三是中心城市的加速发展,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生产要素的集聚化进程,同样给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提出了新挑战。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看,都市经济圈、中心城市、高水平开发区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竞争主要载体,全球大量的高端生产要素加速向国际化城市集聚。长期以来,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是县域经济和工业园区,都市经济圈培育才刚刚起步,中心城市功能薄弱,在以集聚科技人才、企业家、高科技产业、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为实质的城市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整合已成为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浙江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必然要从战略上逐步调整产业的空间布局,改变以中心镇、县域经济、工业园区等为主要发展平台的空间发展策略,把加快中心城市的发展,加快高端要素的集聚作为重要的战略选择。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浙江33个设市城市的经济占省域经济的比重已高达80%以上,2005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以占全省6.7%的面积,集聚了全省16.4%的人口,创造了全省34.1%的生产总值,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45%,浙江过去以县域为主体的经济正在快速向以城市为主的经济转型。这种趋势今后必然还将进一步强化,这就意味着县域稀缺的中高端要素资源今后还会继续向中心城市集聚。为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快县城和中小城镇的建设,促进县域范围内的要素集聚。

综合上述因素,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必然成为县域经济转型的中心任务。城乡一体化既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契合点,又是保证社会关系发展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发展可持续性的契合点。只有加快城乡一体进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才能切实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战略意图,有效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样,也只有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中心城镇的品位,促进县域生产要素的集聚,才能以空间换时间,有效地保护县域生态环境,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注释】

[1]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 gov. cn 2008年10月27日。

[2]段培君:《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发展的新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3]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7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4]张维庆、孙文盛、解振华:《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干部读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4页。

[5]潘岳:《环境友好型城市》,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6]何传启:《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5期。

[7]段培君:《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发展的新模式》,《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

[8]汝信等:《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9]《“典型群体性事件”的警号》,《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第36期。

[1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1]《中国最富的150万个家庭占有70%的财富》,《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18日。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7—10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8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5页。

[20][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1页。

[21]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6-927页。

[23]肖枫等:《西方发展学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24][美]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25][澳]海因茨•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

[26]联合国新闻处:《联合国手册》,商务印书馆1972版,第96页。

[27][法]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28][法]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29][法]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30][美]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31]钟晓敏:《市场化改革中的地方财政竞争》,《财经研究》2004年第1期。

[32]方栓喜、何冬妮:《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重点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简报》,总第653期,2007年6月。

[33]参见《中国将成世界制造业中心之一,浙江受关注》,《中华工商时报》2004年5月11日。

[34]参见方民生等:《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第58页。

[35]赵伟:《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36]卓勇良:《区域市场化途径比较及浙江模式的典型意义》,《商业经济与管理》2004第4期。

[37]参见国务院农研中心:《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的区域问题》,《管理世界》1987年第4期。

[38]方民生等:《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4—155页。

[39]赵伟:《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40]参见何显明:《政府与市场:互动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变迁》,《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41]参见卓勇良:《挑战沼泽——浙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

[42]国家统计局:《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特点、作用与困难分析》,中国统计信息网2004年12月14日。

[43]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块状经济”发展报告》,新华网浙江频道,2006年7月4日。

[44]赵伟:《温州模式:作为区域工业化范式的一种理解》,《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

[45]赵伟:《温州力量》,《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11月26日。

[46]参见冯兴元:《市场化——地方模式的演进道路》,《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1期;《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整和力量——苏、浙模式的比较之二》,《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2月15日第2版。

[47]杜润生:《解读温州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

[48]卓勇良:《浙江经济何以持续回落》,新华网浙江频道,2009年5月7日。

[49]史晋川:《浙江经济转型刻不容缓》,《浙江日报》2008年9月22日

[50]陆云航:《加快政府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浙江经济》2008年第16期。

[51]浙江省统计局:《浙江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走科学发展之路》,国研网,2009年1月4日。

[52]陆云航:《加快政府改革 转变发展方式》,《浙江经济》2008年第16期。

[53]卓勇良:《浙江经济何以持续回落》,新华网浙江频道,2009年5月7日。

[54]陆云航:《加快政府改革 转变发展方式》,《浙江经济》2008年第16期。

[55]《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第467页。

[56]Syrquin,M. and H. B. Chenery(1989),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1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 IC REVIEWS,Vo1. 3

[57]朱李鸣:《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取向》,新华网浙江频道,2008年11月7日。

[58]亚夫:《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中国商界》2008年第11期。

[59]均见《浙江经济统计年鉴》200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60]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2005年2月6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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