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扩散因素的提出

第一节　技术扩散因素的提出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发展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经济“起飞”时期，按照2005年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04年，GDP现阶段总量为16万亿元，按当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8．277元／美元）换算，GDP总量为1．9万亿美元，那么2004年我国人均GDP在1500美元以上；2005年的GDP增长率为9．9％；2006年的GDP总量增长率为10．5％以上，预计GDP总量可以达到20万亿元；再考虑人民币的近期升值因素，就全国平均水平来说，那么人均GDP到2006年则接近2000美元。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基本判断时，有必要结合国际经验进行说明。1991—200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2]。如果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统计，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门槛是人均1000美元。自1995年以来，我国按人口平均产值表现出相当大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在9．0％以上，2002年后则呈现10％以上的高增长局面。在工业化过程中，必定经历一个经济增长显著加速的阶段。“对经济增长进行多国比较，可以间接地证明，在中等收入诸水平上，存在着经济增长的加速。”^[3]发展经济学家所总结的中等收入水平是指以1975年美元计算的521—107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在进入中等收入至到达高收入阶段之前，制造业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可以清楚地总结出两个基本观点。

（1）当一国经济发展进入“起飞”时期，不仅经济高增长是一个普遍特点，而且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加速，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就是完全正常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P·罗默考察了11个工业化国家每10年的平均增长率，他发现在观察样本中，一国每十年平均增长率比其上10年平均增长率高0．58（瑞典）—0．81（挪威）不等^[4]。由此看来，将中国经济增长率恒定为7％或8％的判断违背了经济增长的加速规律。至于经济增长究竟是8％还是10％，则要取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运行状况，而不能机械地采用以8％左右作为判定经济增长的正常指标，更不能以8％增长率的“标尺”去裁定经济增长的“过热”或“过冷”。

表1—1的数据清楚地显示了这些国家的不同经济增长率，而相同的特点则是在20年的时间内人均GDP可以增长若干倍。韩国从1980年的1770美元上升到9010美元，增长了4倍；新加坡从5130美元上升到23350美元，增长了3．6倍；日本从10390美元提高到35420美元，增长了2．4倍；美国增长了1．7倍；法国增长了0．8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含义，就是在工业化时期从比较低的人均GDP开始进入高增长阶段，其很高的增长率完全是正常的。韩国和新加坡人均GDP增长倍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事实。

表1—1　若干国家人均GDP（美元）的历史数据对比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89—92页；2003年版，第51—54页，作者整理汇编。

（2）因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率一定是制造业推动的，也就是说，经济的高增长率和是否实现持续的高增长率完全要看制造业这个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动力有多大，一方面是经济的“起飞”时期制造业增长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则是制造业内部结构中的技术部门比重出现稳定上升的可能性。如果对制造业部门进行分解的话，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消费品、轻工业中间产品、重工业中间产品和资本品。以资本和技术投入来分析，重工业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可以归入到广义的技术类产业，在这些技术类产业中，资本品所包含的技术因素更多。究竟哪一类制造业增长率更高，就可以由此判断出一国和区域经济高增长是否由技术类产业推动的。当制造业结构中的技术因素不断趋于增强，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度也就越来越大。

在我们考虑区域经济起飞的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如何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时，应当对下述两个观点进行思考，经济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一般说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作用与要求的影响：一是在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后，人们消费需求构成发生变化，从而要求物质生产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有相应的变化。二是在什么样的生产技术下进行物质生产和进行各种服务活动所要求的物质生产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当这两方面因素同时起作用时，使一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就可能完全或者大大有别于典型的历史上其他国家工业结构的变动特征。如果仍然采用昨天的经济理论来判断已经发生变化的今天经济结构的趋势，则是不合时宜的。

对过去数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是要解决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规律及其有别于以往的特征和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特征。一方面，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消费需求提升的基本趋势是人们对资本品的需求迅速增加，而对包括食品、衣服、一般日用消费品等基本生活的需求弹性就较小。因此，对制造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形成了来自于需求而变动的压力，其中传统消费品工业的市场需求上升是相对缓慢的，这将迫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动。另一方面，新的技术涌现不光是使原有生产技术的改进成为可能，而且对制造业结构调整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产生了新的技术产业。这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制造业结构在过去15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使中国的制造业结构既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同于工业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制造业结构^[5]。究其本质来看，这就是技术因素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可以说，过去15年间，技术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率差异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经济增长率高的区域正是在建立和发展新技术产业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技术因素变得日益重要，新的技术产业不断建立起来，并且迅速使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高增长区域的主导性制造业。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已经表明，这两者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对一国或者区域来说，新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新的技术产业呢？与工业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时期相比较，是现代技术的国际流动为经济发展后起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的路径。如发展经济学家所阐述的基本看法一样，工业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新技术具有全球的可得性。相对说来，人力资本充足的地区，并不一定自己居于研究的前沿，而是通过模仿国外开发出来的产品就能够跟上国际贸易的产品周期。利用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准，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转移，填补着工业国家留下的制造业的空缺^[6]。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可以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工业化的加速增长。显而易见的一个基于中国的经验事实是：依靠国际技术引进和扩散因素，区域制造业结构调整得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人均收入增长也就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