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约翰·威廉姆森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当人们猜测历史正在结束的时候，笔者为一个专门研究拉丁美洲抛弃其僵硬的经济政策进展的研讨会写了一篇背景文章。一些人认为，那种政策导致拉丁美洲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遭受损失的十年。

这篇文章展示了十项政策，笔者认为，华盛顿的绝大多数人——至少那些从不考虑这些问题的人——相信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需要这些政策，如果他们要想拥有一个现代化的机会的话。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系列常见的问题，国家文件的拟定者可以对此给予关注。

但是，这一清单——笔者给《华盛顿合意》起的绰号——被广泛地解释为这一地区的一种政策宣言，实际上是整个发展中世界的一种政策宣言。这次会议得出结论，许多国家在经济政策方面早已经朝着《华盛顿合意》的方向经历了一种巨大的变化，而许多其他国家在后来几年进行了类似的政策变革。但是，这一地区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恢复显然是不明显的，这个事实导致许多经济学家对政策变化是否是一种错误提出了质疑。

最富有思想性的评论可能是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ck，2002、2003）的。他认为，为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金融机构（IFIs）在1989年前后所支持的政策可以用《华盛顿合意》加以概括，与笔者对其的描述相同。但是，这些政策在随后的几年里被一系列追加的政策补充了。他还认为，这种被扩充了的《华盛顿合意》注定是令人失望的——与最初人们所猜想的一样——因为发展所需要的不是一本烹饪菜谱，也不是关于发达国家貌似何物的描述，而是一种加速启动增长的战略和使一国或地区保持发展的一系列制度改革。

笔者对罗德里克的观点持一致意见。笔者不再比他更热衷于细目清单和烹饪菜谱，笔者不相信，如果我们给人留下增长只是一系列规则背后的事情的印象，我们就为发展中国家效力了。政策制定者们必须知道，人们雇他们来思考，而不是雇他们来生搬硬套地采取行动。但是，笔者也相信，我们将会使发展中国家失望，如果我们没有讨论他们通常应采取何种政策，并在我们确认其可能性时展示其一般原则。出于这个理由，几个同事和我写了一本书（Kuczynski和Williamson，2003），该书在许多方面表现为《华盛顿合意》的一个续篇。这种思想的主旨正是笔者试图在本文中所要言表的。

如果我们要评价《华盛顿合意》中所展示的政策是否理想的话，我们就必须首先明确那些政策会是什么。这是必要的，因为对这一说法至少存在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使用一种模糊的说法无益于所讨论问题的明确性，除非某人具体说明其附着于这种说法上的含意。笔者并不打算要固守经常被描述为《华盛顿合意》的构成部分的某些观点，但我仍旧对构成我的合意见解基础的三个基本观点深信不疑，即宏观经济秩序、市场自由化和全球化。笔者仍希望这些观点支配一个合意，尽管现在笔者对其是否如此持怀疑态度。当然，说这些观点有用并不是要求由其构成一个完整的议程，而本文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计划的详细信息。

《华盛顿合意》的含意

按照笔者自己的用法，其指的是以下10种改革:

（1）财政秩序: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存在导致支付平衡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的大规模赤字的地区，穷国损失最大，而富国可以保护它们的资金——例如通过将其寄放在国外。

（2）重新安排公共支出:这需要将支出转用于促进增长和保护穷人，从非有益的补助转向基本健康与教育、基础设施。这并不是说，财政秩序的挑战应该完全通过削减支出来应对。正相反，有关公共部门的合理规模的意图将是严格中性的，因为像我自己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合意寻求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斗争的变形不意味着在国家的理想规模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

（3）税收改革:其目标是将范围较宽的税基与适度的边缘税率相结合的一个税务体制。

（4）自由利率:笔者后来重新用公式表述了这一思想，以使其意味着金融的自由化，并强调了在如何迅速实现这种自由化的问题上各不相同的观点。笔者希望，自己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强调以下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是金融自由化必须相伴有审慎的监督；另一方面则是笔者已经表明的，所展望的只是国内的金融自由化，而不是所有资本控制措施的废除。

（5）一种竞争性的汇率:^①当笔者坚持认为存在有利于确保一种竞争性汇率，或多或少意味着一种中间性体制的合意时，笔者担心自己沉溺于充满希望的思考之中:事实上，华盛顿早就开始朝着“双犄角主义”缓缓移动了，这种主义坚持一国必须坚持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二者只能居其一。

（6）贸易自由化:笔者认识到，有关贸易应该如何迅速地自由化的问题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赞成这是正确的前进方向。

（7）国内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笔者特别将综合资本性账户自由化排除在外，因为笔者不相信其的确支配了或应该支配华盛顿的一个合意。

（8）私有化:我们以前就敏锐地注意到，更为重要的是私有化是如何进行的:它可能是一个高度腐败的过程，导致资产以其真实价值的微小代价向享有特权的精英阶层转移。但显而易见的是，当恰当地实施，并且当私有化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经营，或如果这种经营行不通，都受到适度管制，此时，私有化带来的是利益——尤其是在为公用事业提高效率和拓宽服务覆盖面方面。

（9）管制放松:这尤其集中于减轻进入和退出的障碍，而不是集中于废除旨在提高安全性或保护环境，或统治一个非竞争性产业的价格的管制措施。

（10）财产权利:这方面的改革受启发于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分析，主要关注以可接受的成本确保非正式部门的财产权利的问题。

将《华盛顿合意》广泛使用的一个选择性含意是指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应用于其成员国的政策或可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与美国政府联合方面的态度。^②对于笔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用法，而丹尼·罗德里克试图对此加以解释（见表9-1）。在1989年后早些时期，笔者的概念与这种用法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一些巨大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了。例如，就汇率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日益形成了对所谓两极主义的支持——至少是直至出现作为使用人们所设想的免受危机影响的体制之一的一个直接结果，即阿根廷经济在2001年“内爆”，根据这种观点，各国应该“清白地”浮动汇率，不然就通过采用诸如货币委员会之类的制度机制而坚实地将其固定。正如上边所指出的，这就直接与笔者对华盛顿合意的见解相对立了，笔者所主张的是一种竞争性的汇率，也就是一种中间体制，因为不论是固定的还是浮动的汇率都可以容易地变成估价过高的汇率。

表9-1　罗德里克扩充了的华盛顿合意

资料来源:罗德里克，2002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至少是IMF——再度要求各国将其资本性账户自由化，而笔者的见解已经谨慎地限制于对FDI的资本流量的自由化要求。在笔者看来，偏离原始见解的这两种见解都是灾难性的，第二种见解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祸首。

但是，也存在一些相当积极的差异，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考虑在1989年的拉丁美洲是比较重要的制度问题，以证明将其纳入考虑是正确的，而笔者对这些问题未给予充分判断。这里笔者所指的是管理与腐败（世界银行的情形）和如标准与规则中所反映的金融部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情形）。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两机构都已经用一种共识，即谁获得或失去收入的问题意义深远，替代了它们早期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冷漠。

华盛顿合意的第三种解释是将其用做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同义词。^③笔者将这种用法视做是对自己的原始意图更加严重的一种偏离，并且是一种对原始含意彻底的曲解。或许华盛顿合意这一术语还有其他含意，但其的确应指的是能支配或已经支配了华盛顿的一些重要部门——或是美国政府，或是IFIs，或是两者，或可能是连同两者一起的一些其他组织——的一系列政策。甚至是在里根政府的较早时期，或是在乔治·W.布什执政期间，要主张诸如供应经济学、货币主义或小政府之类的新自由政策对任意类型的合意——当然不是IFIs的合意——给予支配，这是比较困难的。而要将这些政策与克林顿政府相联系，则是荒谬的。还有，绝大多数对华盛顿合意的抨击已经直接指向了第三种概念，因为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一术语的那些人，他们显然不关心对于是否存在一种有利于他们乐于憎恨的政策的合意加以确认的必要性。^④

这一术语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使用方式呢？笔者发现，要了解第二种用法出现的原因是相当简单的。它原本提供了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政策的一种合理描述，其明细清单一直被解释为描绘这些政策所鼓吹的实质内容的尝试。而当这些政策演进时，它指代的就是其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实际内容。

第三种用法如何变得如此流行，这是笔者迷惑不解的问题。一种可能的假设是，这是一种欲使经济改革蒙羞的企图，其将大量注定要湮灭的思想与构成笔者的原始明细清单的常识性先于改革的建议清单草草汇集在一起。无疑，笔者在自己的明细清单上所使用的名字给了任何不喜欢美国政府或IFIs政策或态度的人一种刺激，促使其加入曲解与其相关的政策的活动。但可以选择的一个假设是，一些人确实相信IFIs——或至少是IMF（可能还有美国财政部）——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小政府。斯蒂格利茨对此做了著述（Stiglitz，2002），好像其相信这种观点，并因此将第二、第三种解释处理为意义等同的东西。笔者必须要讲，这是荒谬的:笔者常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比自己的观点更加保守，但笔者从来不相信其政策立场是牵强的解释，即市场在完美地运转。只有学究式的人物——且只有少数——相信这样的事情。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有一种神学上的信仰，是纯粹的断言，没有一个简单的例证会对其给予支持。

值得采纳的三大思想

正如笔者一贯的观点，支撑自己对华盛顿合意的见解的三个历史性变化是对宏观经济秩序的承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社会机制的选择、将经济向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现在通常称为全球化。在这三个方面，拉丁美洲——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稍弱的程度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经做出了基本的政策调整。

政策稳定化

这些领域的首要问题是政策稳定。在战后的早些时候，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将通货膨胀的措施视作是有益的，因为其产生了可以增加投资的强制性储蓄。甚至是那些厌恶通货膨胀的国家都相信，通货膨胀是由结构性的力量导致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这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变化，此时通货膨胀已经加速——与结构通货膨胀学派的货币主义者批评家所做的预言一样——而一直为国外筹资所支持的财政赤字部分产生了债务危机。响应债务危机而对支付平衡进行调整的努力，其中就涉及了实现具有恶化通货膨胀作用的真正的货币贬值。当笔者草拟出《华盛顿合意》时，压倒性的需求——至少是在拉丁美洲——就要战胜通货膨胀了，因而那就是笔者所强调的宏观经济目标。

如果笔者的明细清单是可以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政策的一种宣言，就像其经常被拙劣地模仿的，笔者将主题以这种方式加以限制，那就是一种令人悲哀的疏忽。很多情况下需要抵御经济周期的政策。政府可以为降低资本性账户危机的风险做很多工作。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未使用此类政策后失败，是爆发于1994年并导致灾难性的五年经济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佩德罗·帕布罗·库兹恩斯基和笔者（2003）编辑的旨在为该地区制定发展议程的册子中，我们及时地强调了对保持经济平稳性的更具前瞻性的政策的需要。但是，要想每个人都能预见在未来需要一种政策响应的所有环境，这是办不到的。世界是复杂的，而决策制定者将继续需要思考，而不只是使用来自某种政策“烹饪菜谱”的配方。

这并非要排除这样的认识，即20世纪80年代末追求约束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决定，标志着对该地区经济思考的一个重要转折。这也并不意味着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就不重要，就不存在争论的问题。一个新近的例子与巴西的利率政策有关。在2004年后期和2005年年初，为了抗击通货膨胀的爆升，巴西的隔夜利率（SELIC）从原本较高的15.75%（实际利率约为9%）提高到了19.5%。无疑，有这样的人，他们将这一政策谴责为新自由主张的另一个例子，认为它妨碍了经济增长并以牺牲生产阶层（企业家和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使食利者获益。但是，政策职权范围在于控制通货膨胀的中央银行如果对正在加速的通货膨胀持默许态度，其可信性将被破坏，这也有可能的。人们可以坚持这样的观点，正是此类可信性的建立，才会为随后的利率的显著下调创造最充满希望的环境。

自由化

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反映在《华盛顿合意》中的第二个历史性发展，是将市场用做资源配置的基础性社会机制的决定因素。当然，这一地区从未以一种主流方式对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进行试验。然而，其态度中存在被乔赛·安东尼奥·奥坎伯的“国家主导的发展”所充分反映的模糊成分。虽然一些产业为私人所有，但国家提供了鼓励进口替代的保护措施，将信用导向了享受优惠待遇的部门，对私人企业没有进入的产业中的国有企业给予了资助，而国家认为该产业是必需的，并有意使建立与国家计划不相适合的私人企业较为困难。

对于启动拉丁美洲从传统的出口导向性农村经济向工业化转移而言，这并不是很糟糕的体制。当这一体制建立时，除了阿根廷之外，这一地区在1950～1980年期间出现了从未有过——此后也没有过——的繁荣。在各种要素都是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ECLAC）于20世纪50年代左右创造的时候，这种体制是否是一种重大的历史错误并不是问题，但问题是这种体制的社会有效性到80年代末是否已经过时了。出口替代的“简单阶段”早就已经完成了。金融系统在成熟性方面已经发展到了有指导的信用不如竞争性银行业系统的借贷有效的程度。虽然还存在一些有效率的国家经营的企业，但其中一些已经屈服于一个非竞争性环境所固有的安逸生活的诱惑。一个新产业的进入相当困难。当增长继债务危机的攻击之后而崩溃时，那些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向成熟的工业经济过渡的国家的风格，转向更具竞争性的体制，这似乎已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华盛顿合意》中，笔者认识到了转向市场经济的决定的五个方面: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下一个部分所讨论的）、私有化、货币贬值和财产权利。正是这些改革措施的采用，为评论家嘲弄为新自由主义，而我们许多人宁愿将其简单地称为自由化。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国家从一种经济角色的撤退:相反，国家的角色必须转变为支持市场而不是试图代替市场。

设想以金融自由化为例。在我们曾经写过的金融自由化概述中，摩里·玛哈尔和笔者⑤区别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让私人贷方而不是政府做出谁得到信用的决定。

·取消利率控制。

·提高金融产业的进入门槛。

·消除政府对诸如雇用谁和给多少工资之类的商业决策的控制。

·将金融企业私有化。

·消除外汇市场的资本控制。

在对《华盛顿合意》的最早陈述中，笔者只关注所列举的那些方面的第二个，很快笔者就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当笔者因此而拓宽该议程，并将目标描述为“金融自由化”时，笔者忘记指出当时思考只是国内的自由化，并不包括资本性账户的自由化。那也是一个错误，因为在笔者看来，资本性账户的自由化是相当不同的，且相当危险。

当政府放弃其决定谁将以何种价格得到信用的权利，并允许那些决策由比如一个私人银行的机构做出时，就应该有一种恰当的监督机制，确保银行家尽力将信用分配在风险/回报权衡最佳的地方，而不是将信用分配给他们的友人，或是那些付给他们最高贿赂的人。换句话讲，金融自由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停止发挥其在金融部门作用；它意味着一种不同的作用:一种政府而不是其自身决定谁将获得信用的机构在其中尽力确保特定的章程或准则得以遵守的作用。

由于金融自由化这一思想最先提出于1973年，其在拉丁美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部分已经走过了很长的旅程。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国家现在都有了混合的体制，活跃的金融市场和营利的银行与国家银行的剩余部分在其中共处。相应的，有关金融自由化的影响的许多研究已经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⑥

·其对储蓄水平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尽管其倾向于增加受金融体制调节的储蓄比例。

·其使金融体制更具发生危机的倾向。

·其带来了一种更好的储蓄分配，这种分配提高了投资的生产力，并减少了递增的资本输出比率（ICOR）。

由此得出结论，自由化涉及加深的危机和与之相对的在避免危机时增强的增长潜力之间的权衡。显而易见的政策含意是，许多重点应该放在减少危机可能性的监督和其他措施的改善方面。在华盛顿合意的较早陈述中笔者没有强调这一要求，笔者对此的确有点负罪感；但是，自己并未想要提供一本经济政策的“烹饪菜谱”。

关于资本性账户自由化的怀疑论，笔者的理由是其增加了危机的危险性，继而是出于在更快的增长方面最小的——可能是零——利益的考虑。大量举债的国家面对突发性障碍明显地更加脆弱，如果其举借以外币单位计算的短期债务则尤其如此。如果确实存在胜过储蓄的国内投资的真实利益，资本控制并不阻止一国在国外举债。经验记录并未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增长更为迅速（有证据表明，国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的组合证券投资会促进增长，但并不是开放——包括对短期贷款的自由流入和流出——会加快增长）。那时，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以至继续控制将是非效率的；但是，那时一国甚至是在困难时期都能够举借外债的情形就是可能的——眼下对新兴国家而言则是不现实的——这样，突发性障碍将会成为历史。当那幸福的一天破晓时，资本性账户的自由化将是明智之举。问题在于，加快这一进程会是危险的。

私有化可能是一个比金融自由化更有争议的建议。无疑它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策，正如拉丁美洲人Latinobarómetre已经发现的一样。倘若绝大多数研究都已经显示私有化的效果是相当良好的，为何其如此不受欢迎呢。例如，经验研究大部分都发现，私有化已经提高了效率和收益性，而当公益事业被私有化时，可以使用的服务已经得到了增加，虽然其对价格、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反复无常地发生了变化。^⑦对其不受欢迎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私有化过程经常被理解为腐败，而腐败似乎为公众所鄙视，甚至在人们不理解他们自己要为此受到折磨时，都是如此。在俄罗斯灾难性的“为股份而贷款”的私有化计划的经验中，这好像是清楚的。如果那种体验是正确的，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未来的私有化要非常透明。

拉丁美洲的私有化计划的主要失败是，在许多情况下，允许未在竞争性市场上出售私有化企业逃避一个连贯的管制系统。一些经济学家会怀疑，将一家政府垄断企业私有化而保持其垄断地位未受挑战，这样一个过程是否有望提高消费者的福利:但其会增强效率，由于更集中的资本目标，所有者既有涨价的能力，又有涨价的动机。这仍是过去较显著的另一个例子:使政府放弃其所有权地位并不必然会涉及其对政策角色的完全放弃。在此情况下，并非是通过政府的完全缺位，而是通过制定合适的政策，使那种角色必须与一种市场经济相适应。

在今天的拉丁美洲，私有化已经变得相当罕见，尽管这一过程没有完全搁浅到中断的程度。这部分是因为易到手的“果实”——电信、可买卖部门的企业和矿山——已经耗尽。还因为公益设施的投资者已经被其在阿根廷所遇到的事情削弱了勇气。甚至是那些将在那个功能失调的国家所发生的事情和该洲其他国家的事情之间加以严格区别的投资者，他们都注定要忧虑传染的可能性。最后，因为私有化已经不受欢迎，其需要有胆量的政治家来推动。但是，在绝大多数国家仍存在相当庞大的国有部门——通常是银行系统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一些能源产业、绝大多数公益事业。在今天的环境条件下，有人可能会怀疑将大量政治资本投入私有化——尤其是国家冠军的情形——的智慧，尽管巴西的民众有一天可能会认识到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即Embraer自被私有化以来所做的更好。但谁都不知道，因为未来的环境是会变的。

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的计划的另一基本内容是放松管制。正如早已提到的，这指的是取消阻止进入与退出的管制，而不是那些维护安全或质量所必需的管制。许多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绝大多数劳动力市场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已经得出结论，解雇限制措施的效果之一是阻碍雇用，并因此限制了受雇的人数，至少在正式部门是如此。而且，正式的劳动契约赋予劳动者包括较长假期在内的各种利益，而很多劳动者对此似乎不如其对更高的工资那样的欣赏。但是，履行这些法律要求的成本很高，妨碍了一些雇主的运营。结果是许多劳动者获得了很多额外社会工资，而另一些则放弃了甚至是最基本的诸如健康保险、年金权利和失业保护等的社会保障。在库兹恩斯基和威廉姆森（2003）的研究中，我们主张的更好方法是将各种社会要求进行拆分，只保留最基本的要求，并使其可以广泛地为人们拥有，这样所有的劳动者就会获得真正重要的利益。

笔者对《华盛顿合意》的见解的最后一个要素，即支持构建一种市场经济——按照赫尔南多·德·索托（1989，2000）的分析——涉及使财产权利简单而廉价地适用于非正式部门。确保财产权利是市场经济运营的基础，因为确保投资者拥有他或她的努力成果，是投资意愿的基本条件。在拉丁美洲，很少有必要担心特权阶层的财产权利:这些权利受到了安全保护。问题在于，直至现在都在非正式部门运营的具有企业家倾向的人们，其在正式财产权利方面所拥有的东西很少，或者就没有。这种情况减少了他们实际上所拥有的价值。没有合法的财产所有权，要保护财产就是相当昂贵的；财产不能用做获得贷款的担保物；不能为其买保险等等。因此，就有了赋予所有权计划的重要性。

全球化

在《华盛顿合意》被提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笔者将其第三个主题视为经济的开放。现在被称为全球化。应将这一词语与有关各国是如何被嵌入世界经济的拉丁语意思相区别。在现代观念中，政府没有将其国家嵌入世界经济；它们置身一旁，而其国民获得了将自己嵌入世界经济的利益。

在原始的《华盛顿合意》中，笔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使贸易和国内的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的必要性方面，这两者都很吸引人。那并不意味着它们将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地，更自由的贸易无助于解决一种集中性的收入分配问题。按照世界标准，南美洲劳动力并非特别丰富，而构成其主要的全球比较优势的魅力产业并不是劳动力特别密集的产业。类似地，我们已经看到有问题的政策是如何妨碍贸易自由化的。由于放任过多的资本流入，汇率已经估价过高，结果，劳动者从出口替代型产业中被解雇，并被迫进入非贸易部门。更糟糕的是，许多劳动者彻底地失业了。

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要避免这样的过高估价，前提条件就是贸易自由化将是有益的。类似地，如果过多的保护没有为外国资本流入不经济的进口竞争性产业创造一种激励，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就可能带来净利润。

笔者自己的观点是，各国不仅能从允许自由使用外国间接投资的政策中获益，而且还可能从允许其自己的年金基金进行多样化的国际性投资的政策中获益。虽然来自国外的长期贷款也可能是有益的，但还从未听说过任何间接性令人信服的论据，说是允许短期资本自由进出会有利益。而且，将一国的金融市场和汇率市场转变为投资银行的博弈场，这明显存在着危险。或许某一天，一旦各市场都相信，一个新兴的市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以至资本流入的突发性终止已经不可避免了，而由于放任这些力量自由支配，要失去的东西将所剩无几。在那一时点，各种限制措施的维持将是无用的，其毕竟有导致腐败滥用的危险，并可能诱使政策制定者去尝试不可能的事情。但有人怀疑，对于绝大多数新兴市场而言，离那一时点还有一段较长的路程，而在那之前，某种限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愿望似乎是明智的。

其他与合意有益的观点

所以，笔者相信对《华盛顿合意》的原始陈述中的观点继续与现实相共鸣，但这些观点并未构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在国际经济学研究所的新近出版物中，一些经济学家——主要是拉丁美洲人——试着描述了我们认为（Kuczynski和Williamson，2003）将指导该地区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观点。我们明确了那种政策应该寻求的四个主要切入点。

第一，我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比以前更注意回避经济危机的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讲，正是20世纪90年代后爆发的数次危机，导致了该地区如此萧条的五年。我们草拟出了有助于避免危机，或至少在其发生时能够缓和危机的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包括抵御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即在出口周期性地增强时积累稳定基金，在资本丰裕时避免过多的资本流入，并且要避免通货失配。

第二，我们认为微观经济自由化的继续更胜于延迟——或颠倒方向。正如前面所提出的，我们坚持认为绝大多数国家的重点应该是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

第三，由于表明了加强制度而不仅仅依靠好的政策的重要性，我们已经融入了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潮流之中。这方面实际上是相当明显的:例如，如果税务当局是令人绝望的腐败机构，一个好的税则并不保证一种令人满意的税务体制。较好的收入既取决于拥有明智的政策，又要拥有执行这一政策的有效的制度机制。我们并不想走向一个极端，说我们认为哪些制度需要增强，因为这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很大差异。

第四，我们认为应该关注改善收入分配，以及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传统上是借助于财政政策来进行的如提高由相对富裕阶层所缴付的税收，为非比例地惠及穷人的支出提供资金。由于提高税收的范围在拉丁美洲相当有限——其原因之一是将钱转移到海外的便利性——我们认为，一个较好的主意是对可以使穷人增加其获得财产的技能的支出给予特别重视，尤其是在改善教育体制方面的支出。这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改善只可以逐步地进行，但在传统的平民主义政策下，这种改善在长期都可能发生。

结　论

笔者希望以上内容没有给人们留下一种明细清单的印象，或为人们传递一种只要采取这些措施，即时繁荣就会出现的虚假允诺。处于某个特定历史时点的某个特定国家，必须要找出其重点，并确定其在特定环境中所需要的适应性。其功能如此正常，以至能够从某一清单推导出行动计划，而不需要决策者不得不思考针对本国环境进行调整，这种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其如此的特殊，以至于不能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有所习得，这种国家是不存在的，这同样也是真实的。笔者已经表明，用经验确定那些将会促进繁荣的政策的一般切入点，这是有意义的。如果罗德里克认为一些经济危机的问题——诸如如何启动一个正遭受发展失败的国家的增长——在此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他可能有独特的见解。但是，要想否认致力于汲取经验教训所具有的价值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注　释

①有人断言，竞争性的汇率与过低估价的汇率是相同的。事情并非如此。竞争性的汇率是没有过高估价的汇率，也就是或过低估价，或正确估价的那种汇率。这其中的第五点反映了一种信念，即过高估价的汇率比过低估价的汇率更糟糕；更好的是既没有过高估价也没有过低估价的汇率。

②我多年都未在意这一显而易见的解释，我要感谢世界银行的姚安苏。2004年在哈瓦那的一个研讨会上使我认识到其广为流传的事实，我在会上提交了一篇文章，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对三个概念进行区别:我的原始变量和本文前述的两个变量。在其对我的介绍概述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告诉人们，他在两个方面对华盛顿合意有异议:汇率政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即将IFIs对《华盛顿合意》的见解视为不如我的那两个方面。

③例如，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2，p74）写道:“华盛顿合意政策……的基础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朴素认识，即竞争均衡模型，亚当·斯密的‘看得见的手’在其中发挥作用而且是完美地发挥作用的那种。因为在此模型中不存在对政府的需求——即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完美地运转——华盛顿合意有时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其基础在于‘市场原教旨主义’……”

④我发现，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应该已经采用了这种用法，这很有讽刺性，因为就其担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或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所严重反对的一种观点来讲，合意一词的解说的确对华盛顿合意构成了妨碍。

⑤威廉姆森与玛哈尔，1998年。

⑥特别参见卡普里奥与霍诺汉（2001）、拉加恩与津格勒斯（2003）和威廉姆森与玛哈尔（1998）。

⑦例如，可参见伯德萨尔与内维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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