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限制与环境保护

第三节　贸易限制与环境保护

贸易与环境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是否应该为了环境保护而使用贸易限制措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造成环境退化的经济活动，包括生产和消费活动。从经济理论上说，治理环境问题，最优的政策是针对污染源（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生产活动或消费活动）的环境政策，如对污染活动征税，使环境成本内在化。贸易限制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但以牺牲经济福利为代价，为次优选择。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贸易措施和环境措施的效果，我们将用经济学理论和局部均衡的静态分析方法分析贸易措施和环境措施对贸易、环境和经济福利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经济日益融合在一起，一国的环境和贸易政策的改变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贸易、环境和经济福利。因此，我们也将对一国贸易和环境政策的变动对他国贸易、环境和经济福利的影响进行分析。

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将着重考察以下几个问题：

（1）一国开放贸易后对环境和经济福利有何影响？

（2）如果这个国家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实施了适当的环境政策，对环境和经济福利有何影响？

（3）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方面，次优的贸易政策措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代最优的环境政策措施？

（4）他国贸易和环境政策的改变如何影响一经济开放国家的环境和福利？

一、基本假设

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一个群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对一种商品的生产或消费活动会产生环境外部性，对环境造成污染，从而影响到其他人。也就是说，在存在环境外部性的情况下，生产活动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消费活动的私人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一致的，存在差距。差距的产生可能是随着对环境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人们对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或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洁净环境的偏好提高了；或是随着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污染水平超过了环境所能承受的临界值。同时假设环境资产的产权不明确，而且由于交易成本太高，很难将外部成本完全内在化。

为了简化起见，假设不论是征税或是提供补贴都不存在管理成本，政策的改变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也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假设生产者、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信息完全充分，并能够正确地评估环境外部性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影响（正面或负面）。假设环境外部性来自于产品的生产或消费活动本身，而与使用某一特定的生产方法无关，这意味着对生产或消费活动征税或提供补贴的环境政策也就是对污染源征税或提供补贴，因此也是消除环境外部性的最优环境政策工具。同时假设环境外部性只产生于一种产品的生产或消费活动，在所分析经济体内没有其他影响产品市场的扭曲的政策（这两项假设在分析的过程中会逐渐放宽）。

为了便于分析和说明，我们在本部分中所指的负的外部效应仅仅是环境污染，但同样的分析方法可以应用于分析其他的外部效应。我们从分析小国模型开始，对于小国来说，国际市场价格是给定的，本国政策的变动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然后再分析大国模型。在下面的分析中，由于使用的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我们没有考虑消费者偏好的改变和技术进步，也没有考虑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二、小国模型

如图17.3.1所示，D曲线代表消费者消费一种特定商品的私人边际收益曲线，S曲线代表生产者的私人边际成本曲线。假设对所考察商品来说，造成环境污染的是生产活动而不是消费活动，S′曲线是生产活动的社会边际成本曲线。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只有生产活动超过了环境所能承受的临界点之后，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才会产生差异，而且差异也并不一定是随着生产数量的上升而上升。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从生产第一单位产品起，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存在差异，差异的大小和生产数量存在线性关系，这种分析并不失一般性。在图中，价格轴的价格指的是该种商品相对于经济体中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假设其他商品的价格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是不变的）。

图17.3.1　小国开放生产活动具有污染性的产品的贸易的效应分析

（a）进口；（b）出口

在给定以上假设的情况下，如果对生产活动不征收污染税，也不存在国际贸易，生产和消费将在e点达到均衡，生产和消费量为OQ，净社会福利为abe—ade的面积。假设这个经济体调整了贸易政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闭关自守走向自由贸易。如图17.3.1（a）所示，如果这种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为OP _o，生产量将降低到OQ _m，消费量增加到OC _m，进口Q _m C _m数量的产品，净社会福利为abfg—ahg，得自开放贸易的收益是defgh，开放贸易的利益是正的，而且比不存在生产的负环境外部性的情况下还要多degh所表示的面积（国内生产Q _m Q单位产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如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为OP₁，如图17.3.1（b）所示，开放贸易后，该国将出口C _x Q _x单位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净社会福利为abik—amk，开放贸易的福利效应为eik—demk，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正负取决于在不存在环境外部性的情况下得自贸易的利益（eik）与生产QQ _x单位产品所产生的环境外部性（demk）孰大孰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对一个经济小国来说，如果一种产品的生产活动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通过调整贸易政策，使该产品从自给自足走向自由贸易，那么，开放贸易后，如果该国进口这种产品，将会提高该国的福利水平并改善环境；如果出口这种产品，将导致环境恶化，在不对污染征税的情况下，该国的福利水平可能提高，也可能降低。这与第一章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的。

如果在贸易自由化前后，该国都制定并实行了最优的环境政策措施，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呢？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的环境政策应该是使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对生产活动征收污染税，数额应等于在每个产出水平上S曲线和S′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最优的环境税应该是对每单位产品征收cn的税收，使生产量从OQ减少到OQ _o，如图17.3.1（a）所示，这样，增加的福利水平为cde，为生产Q _o Q单位产品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距。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如果国际市场价格为OP _o，最优的污染税应该是每单位产品征收qr数量的税，如图17.3.1（a）所示；如果国际市场价格为OP₁，则最优税收应为js，如图17.3.1（b）所示。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对于不对污染征税的时候，生产量不同程度地减少，环境状况得到改善，福利水平提高。例如，在出口的情况下，生产量将从OQ _x降低到OQ _x′，如图17.3.1（b）所示，社会福利提高jkm。在实行最优环境政策措施的情况下，得自开放贸易的利益在进口的情况下是qcf，在出口的情况下是cij。如果在贸易自由化之前该国没有实行最优的环境政策，而在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又实行了最优的环境政策，这种改革带来的福利增加会更大，与开展贸易前就实行了最优环境政策的情况相比，将多增加cde面积的福利。也就是说，即使在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如果引进最优的环境政策，尽管为了生产出口产品而导致环境恶化，开放贸易对一个贸易小国来说仍然能够使本国福利水平提高。

以上对于贸易政策从闭关自守走向自由贸易的效应分析方法，同样可以用来分析降低或消除非禁止性关税的效应。在存在非禁止性关税的情况下，与闭关自守相比，初始国内价格与自由贸易时的价格比较接近，国内生产与国内消费并不相等（因为存在进出口）。通过分析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对于进口来说，不管有没有最优污染税的存在，降低进口关税都会改善该国的环境并提高福利；在产品出口的情况下，降低出口关税会导致环境恶化，但只要存在接近于最优的环境政策，就可以提高福利水平。

假设由于管理成本太高，使最优环境政策——比如说对生产活动征收污染税——无法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国出口这种产品，可以通过征收出口关税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但其效率却不如对生产活动征收污染税。下面我们进行分析。如图17.3.1（b）所示，征收单位金额为js的出口税会使生产者的单位销售收入和国内消费者支付的价格降低P′₁ P₁，使出口数量从C _x Q _x减少到C′_x Q′_x，这使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低于边际社会收益（国际市场价格OP₁）。对于生产活动来说，与征收同样数额的生产税带来的福利增加是一样的，为jkm。但是征收出口税扭曲了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行为，通过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低于机会成本OP，使消费数量增加了C _x C′_x单位，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为iuv。因此，作为次优的政策工具，出口关税改善了环境，这与对生产活动征收同样税率的污染税的效果相同，但付出了更高的代价。如果iuv的面积超过了jkm的面积，尽管通过削减产量改善了环境，但从福利水平来讲，使用次优的政策工具还不如不进行干预。因此，为追求最好的政策效果，作为次优选择的出口税税率应该低于最优选择的生产税的税率。随着出口税率从P′₁ P₁逐渐下降，iuv的面积减少得比jmk多。从一般意义上讲，使用征收关税或进行补贴的贸易措施可以用来一定程度地改善环境，但其在提高国民福利水平方面却不如直接对污染源征税的政策措施，甚至有时候还会导致福利水平降低。

下面我们分析产品的消费活动具有环境外部性的情况，如烧煤或石油等，可以用上面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假设一国不对污染征税，开放贸易后，该国出口该产品，那么它的环境和福利水平都会得到改善，因为该产品国内价格的上涨导致国内消费数量的减少；另一方面，如果该国进口该产品，在缺乏最优环境政策的情况下，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会超过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但污染会加剧，因此纯福利水平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我们利用图17.3.2进行分析。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生产和消费量为Q单位，如果不征收污染税，纯社会福利为abjabg；开放贸易后，国际市场价格是OP，该国将进口Q′C′单位该产品，净社会福利为acej－ack，得自贸易的利益是deh－bckg，可能为负。但是，如果实施了最优环境政策，即使开放贸易后该国是进口国，社会福利水平肯定也会提高。最优的消费水平在闭关自守的情况下是OQ _o，在开放贸易的情况下是OC _o，进口数量为Q′C _o，纯社会福利水平提高了deh。也就是说，如果一种产品的消费活动污染环境，开放贸易后，如果该国出口这种产品，该国的环境得到改善，福利水平提高；但是，如果该国进口这种产品，而且没有实施最优税率的污染税，将会导致该国环境恶化，福利水平降低。

图17.3.2　小国开放生产活动具有污染性的产品的贸易的效应分析

现在我们来分析另外一种情况：对于同一种产品，在消费时，国产品比进口品更污染环境。我们以煤为例，假设与进口煤相比，当地的煤含有更多的硫，燃烧时对空气造成更大的污染（欧洲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我们假设一种极端的情况，世界其他国家不关心酸雨问题，因此在烧煤时不关心煤中的硫含量。但是对于我们所考察的小国来说，偏好消费进口煤（为了便于分析，假设进口煤不含硫，也不会对环境产生其他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没有适当的环境政策的情况下，进口贸易自由化也有可能在改善该国环境的同时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因为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如图17.3.1所示，该国所需的煤将按照OP的价格全部从国外进口，同样以OP的价格将本国产的煤全部出口（假设国外消费者不关心他们所烧煤的硫含量）。消费者剩余为acf，生产者剩余为jfe，社会净福利为acej。我们可以看出，开放贸易既改善了环境又带来了社会福利的增加，福利增加为aceh＋hgb。如果进口煤也含硫，但硫含量比国产煤低（燃烧时对环境的损害小），或开放贸易前存在对硫的排放征税的环境政策，开放贸易也会带来净福利的增加，增加量会小于ache＋jpb。我们用这个例子是要说明，如果一种商品的消费活动污染环境，放开该种商品的进口并不一定会使进口国的环境状况恶化。换一种说法就是，相对于国内替代品来说，如果进口品消费时带来的环境污染更少，对该国来说，实施进口壁垒比不考虑环境效应的情况下付出的代价更多。

三、大国模型

现在我们来分析大国的情况。贸易大国（或多个小国组成的集团）的生产与消费活动能够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生产、消费和环境状况。贸易大国（或小国集团）的政策变化可能会导致其他国家的政策发生变化。

首先，我们来考察这样一种产品，该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不具有环境外溢性，即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环境外部性局限在本国，不会跨境转移，影响其他国家的环境状况。在本国，该产品的生产活动会导致环境污染，而在国外，该产品的生产活动产生的污染较小，至少不比生产其他产品造成的污染多。因此，在本国，该产品的社会边际成本曲线和私人边际成本曲线是两条不同的曲线，而在国外，它们是重合的。

假设不存在运输成本，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国内价格（P _h）高于国外价格（P _f），开放贸易后，本国将进口这种产品。我们用图17.3.3来分析本国开放贸易的效应。如果本国实施了最优的环境政策措施，在国际均衡价格为OP时，本国将进口Q _m C _m单位该产品。用与小国模型类似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开放贸易将提高该国的福利水平。开放贸易的利益为defh，比小国模型的贸易利益小fkmh，因为进口引起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如果开放贸易不会引起外国环境恶化，外国同样可以从贸易中得益，即使外国因为扩大产品生产而给当地和全球环境造成了更大的污染，如果本国减少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两国仍可以从贸易中得益。

图17.3.3　大国进口生产活动具有污染性的产品的效应分析

现在，我们考察一个开放贸易后出口产品的例子，而且生产和消费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具有外溢性，能够跨境转移。图17.3.4描述了这样一种产品的市场情况，这种产品（如钢铁）在进口国和出口国进行生产会产生同样的环境外部性，在一个国家生产排放的污染物会部分地外溢到另一个国家，本国将这些排放视为污染，而较穷的外国并不将之视为污染。如果本国开放贸易，对生产活动征税将刺激外国增加生产，从而使边际社会成本曲线降低为S′。我们考察一下开放贸易的影响。开放贸易后，本国出口这种产品，如果本国实施了最优的环境政策措施，本国得自贸易的利益是def，与小国情况下的贸易利益abc相比，孰大孰小并不清楚。另外，开放贸易是否能使大国的环境改善也不清楚，因为与小国相比，产出增加量可能多，也可能少，即使产出增加很小，也就是说国内的污染排放增加很少，来自国外的污染也许会抵消这个影响。

图17.3.4　大国出口生产活动具有污染性的产品的效应分析

在不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外国能够从贸易中获益：在本国不对污染征税的情况下外国的贸易利益大于本国征收最优税率的污染税的情况下的贸易利益，也就是说，本国征收污染税降低了外国的福利水平。

这个结果揭示了一个相反的可能性，即对一个大国（或小国集团）来说，如果本国出口产品的生产具有环境外部性，而且本国不考虑这种外部性的话，对生产活动征收污染税能够提高本国的福利，同时也可能提高对全球环境比较关注的贸易伙伴的福利水平。当“绿色”国家或国家集团得自全球环境改善的福利增加多于由于消费减少而导致的全球福利的降低，而且全球净福利的增加（以上两种效应的差额）在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进行分配时，这种可能性就会发生。例如，在生产环节对石油的碳含量征税，或对伐木活动征税以补偿所减少森林的已知的碳吸收能力等，就属于这种情况。

为了简便起见，我们考察一个极端的例子，即出口国光生产不消费，进口国光消费不生产，图17.3.5描述了这种产品的市场情况。MD和XS分别代表进口国的需求曲线和出口国的供给曲线，XS和XS′之间的垂直距离是多生产一单位该产品产生的环境外部性（从进口国的角度）。如果进口国成功地游说出口国对该产品征收每单位bd的污染税，价格将从OP上升到OP′。进口国的消费者福利损失是bcgh，但得自环境改善的福利是bdcj，有可能超过bcgh，这样进口国的整体福利水平提高。对出口国来说，只要污染税收bdfh超过生产者剩余的损失cdfg，其整体福利水平也会得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对污染活动征税带来的总收益为bcj，将在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进行分配。

图17.3.5　为了改善全球环境而对生产或消费活动征税的效应分析

很明显，征税和将税收在生产国之间进行分配存在管理上的问题。OPEC采取的方法是各国协商一致，同意达成某一生产配额。但是因为存在生产量超过配额量的搭便车的动机，政策执行也需要成本，而且进口国也有可能征收消费税，有可能以出口国的损失为代价提高本国和全球的福利水平。

我们只考虑了两个国家的情况，当考虑三个或更多的国家时，情况更为复杂。以象牙贸易为例，不同国家对象牙贸易的看法是不同的。我们还是用图17.3.4来说明。非洲的象牙生产纯粹是为了出口，东亚国家是象牙的主要需求者，而且国内没有供给。图17.3.5中的XS和MD分别代表象牙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但是还存在第三方，主要是西欧和北美的一些国家。他们认为象牙贸易导致大象数量减少，减少到低于他们认为合适的水平。图17.3.5中的XS与XS′之间的距离代表为了供应象牙而屠杀大象给第三方带来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非洲供给者得自象牙贸易的利益是ceg，东亚消费者得到的利益是cag，但环保团体利益受损，为cej，cej与cea相比，孰大孰小不明确。环保团体成功地禁止了象牙贸易，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度看是一个次优的选择。如果征税和将税收进行分配的成本为0，最优的解决方法应该对象牙贸易征收bd的进口或出口税，使象牙贸易的整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对贸易征税使东亚消费者剩余减少bcgh，非洲生产者剩余减少cdfg，但是同时带来bdfg的税收。如果非洲征收出口税，税收将归非洲；如果东亚征收进口税，税收将由东亚获得；如果双方各征一定比例的关税，税收将在两国之间进行分配。环保团体的福利提高了cdbj，征税的整体收益为cbj，OQ′为最优的生产和消费量。但是环保团体坚持应该禁止象牙贸易，因为他们不必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所受的损失进行补偿。如果要求他们作出补偿的话，他们需要支付cea，即使禁止贸易给他们带来的收益（cej）超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损失（cea），也许不足以抵消对环保支持者征税和将税收分配给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管理成本，同时也无法解决搭便车现象。

四、小结

从以上对贸易和环境措施对贸易、环境和福利影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对小国来说，当一种产品的生产会带来污染时，如果开放贸易后，该国进口这种产品，则开放贸易能够使环境改善，福利水平提高；但是如果该国出口这种产品，贸易的扩大会导致该国环境恶化，如果不对生产活动征收污染税，该国的福利水平可能增加，也可能降低。如果污染来自产品的消费活动，则结论相反。如果在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实施了接近于最优的环境政策，即使是小国，进口（或出口）生产（或消费）活动污染环境的产品也肯定能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如果该国实施了最优的环境政策措施，尽管在自由贸易体制下环境有可能恶化，但是福利水平也会提高。

（2）关税和贸易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但在提高福利方面却不如直接对污染源（生产和消费活动）征税，有时候关税和贸易补贴甚至会使福利条件恶化。

（3）如果因为国外实施了对污染活动征税（或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使一种生产过程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对出口这种产品的贸易小国来说，只要对生产者征收接近最优水平的污染税，尽管由于扩大生产会导致环境恶化，但可以提高该国的福利水平。但是，如果该国是这种产品的进口国，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也许不一定使该国情况恶化。如果价格上升后该国从进口国变成出口国，并实施了接近最优水平的污染税政策，该国的情况会变好。即使价格上升后该国仍然是进口国，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仍可以从价格上涨中获益：①由于政策资助其他产业的发展，国内该种产品的生产减少；②其他产业产品生产过程的污染程度超过该产品，因此将资源吸引到该行业部门能够改善该国的环境。对于消费过程具有污染性的产品来说，情况正好相反。

（4）国家越大，它的经济活动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就越大，从而对其他国家的生产、消费和环境的影响也就越大。但是因为以下因素的存在，结论具有不确定性：①各种污染问题是否会跨境转移以及程度如何；②各国对污染的负效用评价不同；③由于消费所导致的污染程度的不同，本国产品与进口品之间不能完全替代；④所考察国家的政策变化后，其他国家有可能相应地改变本国的环境和贸易政策。即便如此，基本结论是：相对于直接针对污染源的环境政措施策，通过贸易限制达到环境目的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在存在最优环境政策措施的情况下，有贸易比没有贸易要好。

以上的结论是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推理出来的，因此存在一些限制条件。但是，放宽某些假设条件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后我们发现，一些主要的结论并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强化了。例如，我们放宽造成环境污染的是生产或消费活动本身而与特定的生产过程无关的假设后，在实施最优环境环境政策措施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将带来更大的利益。这是因为针对所用资源的最优政策工具比生产或消费税的成本更低。放宽上述假设还会提高使用贸易措施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成本（相对于最优环境政策而言），因此各国将倾向于减少使用贸易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趋于更加开放。更加开放后，一方面进口或开发环境友好技术的成本降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根据各国环境政策的变化进出口生产要素，这样，开放贸易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环境保护。当多个小国同时对它们出口品的生产活动实施征收污染税的环境政策时，由于以下原因，它们各自改善国内环境的成本降低：①采取共同的多边行动改善了它们的贸易条件；②由于别的国家也实施了污染税政策，来自别国的污染减少。它们的环境得不到改善的唯一可能性是：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污染税政策）由于某种原因造成了更大的环境污染且污染具有外溢性，对征税国家的影响超过了由于征税而减少的污染排放量。

我们可以利用以上的结论分析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担心，如果提高环境标准，会影响它们的经济发展。如果发达国家进口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相对污染环境的产品，这种担心就没有必要；但是如果继续进口生产活动相对污染环境的产品的是发展中国家，这种担心就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提高污染税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同时由于进口替代行业的扩张，国内的污染排放也会增加。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反应是实施或提高自己的污染税，它们的贸易条件会更加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实施污染税对社会福利的正面影响。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对洁净环境的需求和扭曲的激励机制的关系。在一个经济政策扭曲的国家，对决策者来说，为了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对洁净环境的需求，成本最低的方法不是实施对污染征税的环境政策，而是减少政府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如果污染密集型产业是政府扶持最多的产业，这种办法足以解决问题；但如果污染密集型产业是受到政府扶持最少的产业，在减少政策扭曲的同时还需实施或提高污染税，这样才能保证改革能够提高国民福利水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解决环境问题，最优政策是针对污染源的环境政策措施，贸易限制措施是次优选择；贸易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环境，但其成本高于环境政策措施，以牺牲经济福利为代价。环境问题非常重要，但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在环境措施可行的情况下，不应该为了达到环境保护目的使用贸易限制措施。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具有国际性，如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等，同时一国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环境。一方面，在治理具有国际性的环境污染问题时，各国存在“搭便车”的动机；另外，根据博弈理论，最终的均衡将是各个国家都不采取治理环境（此处指具有全球性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措施，出现类似于“囚徒的困境”的问题。所以，为了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有效的方法是走国际合作的道路。

在一定时期内，贸易限制措施由于具有影响他国的政策制定和经济活动的性质，在一定范围内，特别是在一些多边环境协议中还会使用，但要防止滥用。如何区分为了环保而使用贸易措施和以环保为借口的保护主义，防止新的贸易壁垒的产生，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贸易与环境议题要解决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