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几乎完全封闭的状况下，按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模式进行经济建设的。要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恢复和坚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的改革，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高速度地、稳定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显然是不够的。粉碎“四人帮”后，很多干部到外国进行了一些考察，但所了解的是相当有限的，缺乏系统性。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吸取国际上的帮助”、“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等一系列指示，为健康、顺利地推进我国的对外开放，谷牧副总理在前往广州研究制订广东、福建两省对外开放政策前，于1979年春节，特地邀请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期担任过企划厅长官的著名经济专家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及其助手日本兴业银行调查部部长小林实先生访华，介绍日本经济起飞时的经验，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咨询。
日本专家被邀请来华时间比较仓促，来不及作充分准备，他们介绍得比较简练。
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准备制订十年发展规划的初步方案，关于实施这一方案对资金的需求，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当时中国相关项目的投资成本，算出一个数字，精确到百万元人民币。当时讨论的规划提出要再建“十个大庆”、多少个像鞍钢那样的钢铁项目及石化、机械制造、农业机械化项目等，规模相当大，投资能算得这样精细，是我国的有关专家没有想到的。资金缺口那么大，如何解决？他们提出：
一方面要考虑中国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建设，应力求综合平衡发展。为了积累资金，扩大出口，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发展轻工业是必要的，重工业的发展可推迟一下。这也是日本当年的做法。另一方面，国际资本比较充足，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450美元，可以考虑向世界银行借一些优惠贷款、发达国家提供的政府间贷款。日本属于这种类型的是协力基金贷款。国际游资比较多，但借商业性贷款要极为慎重。国际上衡量一国的外债是否安全，一般是本年的还本付息额应低于当年出口收汇的20%。考虑到中国的出口和还债能力，应控制得更低一些。
第二个问题是介绍了他们的振兴出口计划。日本当时为了引进急需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线，需要大量外汇；日本市场又比较小，需要为其产品找到更广的销路，也需推动出口。当时对出口企业采取退税、减所得税、加速折旧，对需进口的材料、设备免税等，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应选准在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中的地位，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按人均资源比较，还是一个资源较缺乏的国家。但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又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这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应重视研究如何发挥好。
来访虽仅三天，所谈内容有限，但大家在议论中都感到所讲的一些问题比较新颖，建议比较中肯。这次座谈会的综合简报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李先念同志批示：印发国务院各部门研究参考。
实践证明，邀请日本专家来讲学，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日本是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不仅他们持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了世界注目，确实有可借鉴的经验；而且许多专家很重视了解中国的信息，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且思考的角度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容易听得懂，用得上。谷牧同志在与专家们话别时，邀请他们于当年10月份，携夫人再次访华，详细介绍、交流日本的做法和经验。他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79年10月12~26日，日本专家再次来华，除座谈、报告会，还安排参观了北京、上海的一些工厂。谷牧同志会见时，问夫人们来中国访问有什么感受，大来佐武郎的夫人伸开双臂，一边比划、一边说：“中国大、大、大！”引起哄堂大笑。
大来和向坂在座谈和讲演中，主要讲了这样几方面的问题：
1.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选型问题
日本专家介绍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构类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可以分为国内自给自足型、国际分工型和中间型。一般地说，国家越大，自给程度也就越高；生产越发展，工业水平越提高，依靠外贸的程度也就越高。从计划和市场的角度，可以分为市场经济型、计划经济型和混合经济型。从集权和分权的角度，可以分为中央集权型和分权型。分权型又包括地方分权和企业自治两种。从积累和消费的角度，可以分为重视消费型和重视积累型。总之，合理的经济结构应当符合五个要求，这就是：有利于增加收入，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合理分配和充分就业。其中，根本的是增加生产。
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采取哪种类型呢？日本专家认为：第一，中国应建立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与有计划的国际分工相结合的经济类型。第二，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发挥市场经济的优点。可以对企业只从资金上控制，这样企业就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和计划自己的生产和流通。如果这种改变过于突然，也可以考虑从价格上过渡，即在价格上搞得活一点，用价格来调节供求。第三，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应当采取地方分权型。但有些产业如全国性的运输、通信和一部分基础产业，应由中央集中管理。第四，从整个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应当采取积累型，以积累为前提，同时又不要过分。重视积累并不是轻视消费，从长远看，积累型国家（一般积累率大于25%即可看做积累型）的消费要超过消费型国家，实际上是一种忍受暂时的低消费来换取将来高消费的一种政策。至于消费结构，各国情况不同，从中国来说，在今后一个时期，小汽车生产可以不考虑；彩色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应该有计划地加以发展。消费资料生产要适应需求多样化和变化无常的市场，对易耗品和耐用品的生产要统一考虑，合理安排，还要通过创名牌来扩大消费品的出口。
2.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问题
专家介绍，日本经济的高速度增长是通过大量投资实现的。所需资金绝大部分依靠国内积累，外国投资只占总投资的1%，占设备投资总额的2%～3%。这主要因为：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日本信誉低下；日本企业怕被外资吃掉；国内积累率较高。他们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要筹集足够的资金，一靠提高国内的劳动生产率，增加积累；二靠提高资金利用率；三靠有效地利用外资。中国的情况同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国内外条件都不同。现在国际上游资多，中国的信誉高，设备成本大大提高，进口设备光靠国内资金是不够的；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还在继续着，可相应地减轻还债负担，所以可以更多地利用外资。
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外资，应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
（1）控制债务偿还率（即当年的还本付息额与当年的外汇收入之比）。这一比率的界限一般为20%。如果超过这一比率，就可能出现靠继续借债偿付贷款本息的现象。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会受到国际金融组织和债权国的干涉，重新讨论借款条件，实行有损国家主权的种种监督。
（2）借款一定要同国内自备资金结合起来使用。自备资金一般不应小于引进项目总投资的30%。全部用国外贷款建设的项目，在国际上还没有先例。如果不能解决引进项目所需的自备资金，应该调整计划。
（3）应该把外贸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设法增加外汇收入。从长远发展看，中国按人口平均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所以要发展创汇率高的加工工业。另外，中国发展旅游很有前途，搞得好，每年收入几十亿美元是不困难的。
（4）中国的外汇管理权也应由国家集中控制，如分散给地方和企业直接搞引进，搞得很乱，有的偿还不起，将影响国际信誉。
（5）政府贷款与民间贷款掌握在1∶1的比例较好。前者利率低，期限长，但手续较复杂，后者则相反。
（6）关于汇价的确定，一般采用四种办法：浮动汇价制；与世界某种主要货币汇价联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单位联动；以及根据本国同外国贸易量的构成情况加权平均计算本国货币同各国货币的汇价。人民币汇价采用最后一种做法较好。
（7）搞合资企业。如果主要考虑扩大出口，不如搞自由贸易区。
3.资金的有效利用问题
两位专家在介绍了日本企业资金的来源和管理情况后，提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取决于把国民收入中的多大部分用于投资和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中国企业得到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都是由国家财政拨给的，企业未感到还本付息的压力，很少考虑有效利用资金的问题，养成了大手大脚使用资金的习惯。通过银行贷款方式来分配投资和流动资金是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在使用国家资金时，必须付给利息并负有按计划偿还的义务，这样，对于借款人赋予一种责任，是有效利用资金的第一步。中央银行控制资金总的款额动向，一部分小额资金的分配权交给地方掌管。资金要有重点地分配到最需要的部门，对于需要大量投资、建设周期长的产业，要预测长远需要，及早安排，并做好建设过程中的资金分配。当然，对于还没有广泛发挥银行机能经验的中国，进行这种改革会碰到许多新的问题，但在解决问题中会培养出大批人才，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另外，中国的库存率太高。日本一般企业的库存和固定资产价值之比为1∶2.5，而中国企业几乎是1∶1，这对资金的有效利用非常不利。
这些介绍和建议，当时听了是比较新鲜的，对我们思考问题是有帮助的。此后，又邀请两位专家访华，更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在大来佐武郎的推荐下，1980年4月又邀请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担任国土厅长官的下河边淳先生来华访问，介绍有关方面的经验，有些介绍是很有针对性的。比如，在介绍日本解决住宅困难时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住宅紧缺的矛盾十分突出，主要考虑解决没地方住的问题。于是，就盖了许多高层的阁子楼，房间的配套设施都因陋就简。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增加，要求住得舒适一些，但是再盖新的住宅又受土地限制，已有的住宅又没有改善条件的余地，只好把盖起来还不到十年的高楼炸倒重建，造成很大的浪费。希望中国在解决住宅规划时考虑这个问题。
下河边淳曾经写过日本的《列岛改造论》一书。据说，该书成为田中时期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应该说，他在国土规划和改造方面很有经验和见解。当时就有人提到，能否也帮助中国制订一个国土改造规划。下河边淳先生谦虚而又诚恳地说，中国的国土非常辽阔，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都差异较大，这是日本所不能比的，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很难做出个符合实际的国土规划。从实际和可能考虑，指定某个省，还可以试一试。这种实事求是的话语，是让人非常感动的。
为使这种经验交流经常化，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中方由谷牧副总理任会长，日方会长由大来佐武郎担任（当时大来已任日本外相），邀请双方知名的经济专家参加。每年轮流在中国和日本开一次会，就相互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
邀请日本经济专家来华交流经验，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系统了解资本主义发达的市场经济知识和经验是很有益的。建立中日经济知识交流常态化机制后，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一些国际最新知识和信息，对我国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是有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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