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徽州“图书经济”

时间：2022-05-28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试论徽州“图书经济”Michela Bussotti（米盖拉）著孙　琢　译　赵玉、黄琦翔　校徽州古籍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关于徽州古籍和市场的新文献，中国的学者显然更容易地能够发展出新的学路，并且取得较大的研究业绩。当然, 学者们被徽州古籍的吸引并不会因为距离的因素而受影响。徽州与金陵之间的转移是最为明显的情况。事实上，这并不仅是徽州或金陵何处才是“首要”的问题。

试论徽州“图书经济”

Michela Bussotti（米盖拉）著

孙　琢　译　赵玉、黄琦翔　校

徽州古籍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新发现及未被研究的材料都在中国，甚至有时就存在于乡野之中。关于徽州古籍和市场的新文献，中国的学者显然更容易地能够发展出新的学路，并且取得较大的研究业绩。也因此，敝人对于这篇小文的发表，深感忧郁。

当然, 学者们被徽州古籍的吸引并不会因为距离的因素而受影响。这些图书由徽州境内和侨居在外的徽州人在公元1600年前后刊印并具有很高的“藏书”价值，这也解释了它们之所以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图书馆和收藏中的理由（相较于其他地区的古籍，它们的数量是相对重要的）。一个从事徽州古籍研究的学者必须对这些出版物的多种功能性及其分类的局限性加以考虑⁽¹⁾，这其中包括了：这些图书是否为发展市场？另外，当徽州人移居至中国中部的其他地区，这些图书是否仍可称为徽州图书？还是应被称为徽州人所刻的江南图书？⁽²⁾

有一个实例显示了明末优质徽版书的多种功能性，这就是刘向（前71—前6）《列女传》的明末版本：《新刊古列女传》；影印本在《四部丛刊》中。它由黄嘉育作序，汪其澜书写，序日期为1606年。该书一本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无扉页，但有一个刻工的名字——黄镐。同书的另一刊本现存台北，在扉页可以见到书坊之名——金陵唐锦池的文林阁，但书中没有刻工黄镐的名字。其他版本似乎两者皆存（扉页内容和刻工名），但我并未得见。文林阁亦刊行新安程春宇的《士商类要》。其扉页说明，该刻本取自唐锦池于金陵文林阁刊刻的《新安原版士商类要》。这部商人的类书已经成为众多研究的探讨对象，学者们在其研究中对该书的各种版本加以描述。《士商类要》为行旅之客展示了始自徽州终于北京及中国北南方的一百条路线，但该书内容笼统，有历史、地理和对日常生活有用的内容，另有短诗以资记诵。而这部书并不仅仅是为商贾准备的实用理论所总结的，它的“双重”性质在书名中即已体现。该书字迹隽雅，表述详慎，并附有几幅极为精良的地图，当我们将这些地图与《一统路程记》这样的其他类似书籍相比之时，尤见其精工之处。⁽³⁾因此，当我们对金陵古籍和该地刻书家们加以考察，可以说金陵书坊文林阁投入市场的一些图书原本是在徽州刊刻的，而《列女传》、《士商类要》的例子似乎恰好证实了我们的想法。但由于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新刊列女传》版本出现了刻工的姓名，而有些版本则没有，于是可将巴黎藏本视为一部独立的版本，这时我们则不得不对其首个分类加以谨慎地看待。还应该指出，此书既无注释亦无标断句符号，而这些特点是可以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解析的。《列女传》的插图同样非常重要，它们质量上乘，“剔除”了任何怪异或者歪曲的图画。⁽⁴⁾这样就可以正确理解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缘何可以编入不同的目录分类之下，例如：金陵坊刻本以及徽州家刻本。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要区分明末家刻本和坊刻本的特征，并非易事。

显然，当时在徽州销售的图书远远不止现今列在坊刻书目之下的种类。坊刻这一术语，我将从其第一个含义进行考虑，即：由书商刊刻并出产自“作坊”中的图书。这些书是专业人士的产品，它们的首要用途即是在市场进行推介，并支撑和拓展市场。官刻书和家刻书诚然也可以销售，但这些是“非职业”刻书家们的产品。这是徽州的特处，举例来说，刘尚恒估算了258个明代人所刊的377种刻本，这其中不包括徽州以外的私人刊刻。⁽⁵⁾十六世纪末当地的“非职业”刻书家们数量多，他们被职业的或极为专业的“书籍匠人”所环绕，比如那些在所刻书上具名的“刻图画家”和“刻工” 。⁽⁶⁾这些木刻精本极具销售潜力，尽管这并非刻书家们的首要目标。

我们亦可注意到这些图书出现并迅速远离徽州，“转移”到更大的和东部的城镇。徽州与金陵之间的转移是最为明显的情况。徽州人在金陵是有影响力的，并由此影响了金陵的图书生产。当金陵“坊刻”插图风格发生改变的时候，这种影响即使是从形式的观点来看，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意味着他们改变了内容的“表现形式”，而这是要面向读者大众的，亦即是说商品购买者。那么，在十六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徽州和金陵之间的图书生产发生了“转移”呢？⁽⁷⁾可以肯定的是，大城镇对经商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全世界的图书编辑及出版行业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向大的经济中心聚合。大城镇里可以找到与图书有关的各个行业，潜在的读者及购书者群体也相对多元。明末的南京已经不再是京城，但它的商业仍然十分繁荣，也是文人墨客的云集之处。可以想象，刻书家们在当时是相互竞争的，那么他们应该会对其产品加以革新。图书的版式、书写或者版画均可作为“革新”⁽⁸⁾因素以吸引新读者。如果江南是不同读者及各种供应云集之地，那么“金陵风格的插图本” 缘何最终销声匿迹？ “徽州风格的插图本” 缘何转到东部城市？这能够仅仅以徽州插图最为“美观”来解释吗？或者说是由于地方传统和专业坊刻者的辞世？或者可以做出假设，我们所认为的“典型徽州插图刻本”的出现仅仅是因为与东部城镇，特别是金陵民众的频繁交流？事实上，这并不仅是徽州或金陵何处才是“首要”的问题。问题也不在于徽州与南京之间谁先影响了谁。插图版画（以及江南图书其他表现形式因素）的这种统一，原因在于刻书家们放弃了图书形式的多样性，或因为插图精刻本的客源仅仅满足于购买一种形式的图书？刻书家们自己是否决定对图书的特征和表现形式进行“统一”，因为这是精刻本在江南跨地区销售迅捷便利的保障（几年后，传入杭州图书的类似插图特色）⁽⁹⁾。而常常由徽州人充任的“书商与工匠”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我们是否可以想象，他们在图书生产的专门体系中是尤为重要的，或许与“文本编纂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此外，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对版本的分类不尽准确，包括官刻、坊刻、家刻、社团刻（家谱和类似编纂物）⁽¹⁰⁾以及寺刻。不过，尽管传统的分类法并不科学，有待日后改进，但在对这套术语明确定义的前提下，我们暂时仍选择使用它。这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因为至今大部分资料都是按这种分类所编辑整理的。⁽¹¹⁾

关于徽州图书的“多种功能性”，让我们来看汪廷讷（约生于1550年）的例子。在其从事刊刻的前半生中，他奔走于金陵与徽州之间，并且其刊刻的图书很受收藏家和古籍市场的青睐。它们一般被归到家刻类，但也有时在坊刻类。⁽¹²⁾另外，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对他的作品可以发现不同的评价。十七世纪休宁的地方志提到了《人镜阳秋》，但直至近年的地方志才不再忽略他的戏曲作品。⁽¹³⁾这种情况可以表示，第一部书《人镜阳秋》被看作本地刻本，或者更有可能是属于“正式” 书目（又称为官方编纂的目录）；其戏曲作品无法与其传记文集博得同等地位，或者说不让这些戏曲作品进入书目是由于它们中的一部分并非他本人所撰写。十七世纪活跃于金陵的胡正言（1580—1671）的例子则是更为明显的，他的作品依照不同学者的观点被列为是家刻或坊刻⁽¹⁴⁾（他是艺术和医学书籍的刻书家）。在此一世纪前的徽州境内，一位医学作者汪机（1463—1539）亦以身为“家刻编纂者”而闻名于世。⁽¹⁵⁾当然，与其说汪机是一个职业刊刻者，不如称其为医学家。但是，匆匆翻阅那些署其姓名的书籍，就足以了解这些书的刊刻涉及了许多人（其中一些书是他去世后的刻本），而这些人似乎并非他家人。倘若这些书的内容和版式允许我们猜测，它们是以那些不同目的的采购者为目标的。

目前，关于徽州古籍的目录尚不完整，⁽¹⁶⁾但我们在研究中，可以只对刘尚恒、徐学林等著者提到坊刻刊本进行考察。⁽¹⁷⁾基于刘尚恒的表述，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明代坊刻书名有150余个，而清代坊刻书名尚不足50个，是前者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证明，清代徽州书业比明代大为衰落。明代的书名有少部分包括在“经部”（12个书名），其中多为小学著作（声韵学）。第二类是史部，有书名28个，包括为数不少的“传记文集”和“金石录”（如著名的插图古董目录）；一些“正史”，如《史记》及其他断代史亦包括在内，但这些书都是那些似乎曾在金陵工作过的刻书家的作品，如吴勉学、吴怀保或吴琯。集部下有书名35个，包括许多重要的文选和戏曲文本。总之，我们发现50%的书是在子部之下的。这74个书名中的绝大部分是那些具有重要功用和实际内容的著作，即类书、医书、少量的理学家作品以及一些，如“墨谱” 般的艺术类的图谱。人们不会买许多书自娱，而多用以教化指引，甚至于艺术和古董也可以视作知书识礼之人所需训练的一部分，而由于古董市场有利可图，其目录也就被视为具有利用价值的。

徽州坊刻业发端得较晚，十五世纪末以《赤壁赋》的一个刻本为开端，该本以婺源汪道全所书《赤壁赋》为基础，由歙县仇氏刻工完成。这种“书法字帖”的刻本会引起大量业余人士的兴趣，但我们可以说在歙西汪祚所撰后记中，此书并非完全是作为商业产品出现的。⁽¹⁸⁾

另外，如果我们接受刘尚恒所列对坊刻本的表述，那么就意味着其他的刻书家们和版本类别（当地家刻或外来图书），通过提供、借予或出售的方式满足了当地的图书需求。但是，显然这个目录可能并不完整，而且随著年代越久远，书名亡佚的越多。例如《琵琶记》，清代陆贻典抄本是根据一个较早版本所钞写的，该版系1506至1566年之间在苏州所刻的，反之，苏刻本应该是根据带有徽籍刻工姓名的原版重刻，如：仇寿、仇以中和仇以才，他们所有人均曾活跃于十五世纪末的徽州。⁽¹⁹⁾因而，戏曲作品在徽州的刻印是远远早于十六世纪末著名的刻本《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的。而这一事实未能避免当地刻书家最终无法控制江南跨地区图书市场的这种作品，其生产和发行传入东部城镇的刻书家之手。

对刘尚恒著作的介绍，可以增补一些书名。譬如说，上文提到的《列女传》，刘尚恒的徽州古籍介绍中⁽²⁰⁾仅列出文林阁本，而于《士商类要》中，并未列出。吴养春（?—1626）的泊如斋所刻的《宣和博古图》之外，我们可以提出《考古图》泊如斋刻本。⁽²¹⁾《朱翼》（1616年江旭奇辑，吴养春校雠）被提出，但并未提1605年刊印的朱熹文集。⁽²²⁾刘尚恒著作所提到的《闺范》是1617年的余永宁本而不是泊如斋本；⁽²³⁾此外，一部有程涓序、朱墨套印的《女范编》⁽²⁴⁾。我们亦可指出，在这些与泊如斋相关的插图古籍中，出现了著名刻工或当地参与刊刻的画家和书法家的姓名，例如：丁云鹏（1547—？）、吴廷羽、黄应澄，黄应澄是黄氏刻工家族的成员，也是插图绘画者。⁽²⁵⁾

另有一类插图刻本“墨谱”，和古器图录一样，很受文人和附庸风雅者的青睐。刘尚恒所收录的坊刻中有5部明朝墨谱：《方氏墨谱》（1589年），方于鲁辑；《程氏墨苑》（1605 年前后），程大约辑；《墨评》（1612年），潘膺祉辑；《墨谱》（1616年），潘膺祉辑；《墨海》（1618年），方瑞生编；3部清朝墨谱：《曹氏墨林》（1688年）；《悟雪斋墨史》（康熙年间）；《鉴古斋墨薮》（1800年到1802年间）。这些墨谱显示出典型的徽州特征，图谱的主题与当地制墨业息息相关，这种书的刻印也并未被更大的江南刻书家们所垄断。原来这些图谱是由制墨者刊刻的。制墨是一项专门的工艺并且与传统印刷皆需要木雕工匠（墨模，木版）。一方面，这些墨谱是一种副产品；另一方面，墨商也利用它们宣传产品，提高自己的名声。从明末至今，这些墨谱都被作为插图书籍销售并占有藏书市场。墨谱的性质是“多样的”：它们可以被视为高超的专门技艺之代表（专司雕、刻木的工匠；投身于工艺创造中的专业绘画家）⁽²⁶⁾，它们也是当地的坊刻和文房用品（墨）之代表。这些书籍、特别是明末的版本，被多次重印。⁽²⁷⁾重印时，编者出于实用考虑和营利目的，对内容进行增补或更正，可见墨谱的功能主要是工具性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它们的“商品特点”，那么在制墨的活动中，墨谱为之提供了一种多元化，而这亦无须费力促成。墨商本来就要聘请工匠来绘制和雕刻墨模，所以刊刻墨谱并不需要太多额外的投入。此外，从销售方面来说，徽墨的客源也是潜在的墨谱买主。

但这一现实不应使我们忘记一些刻书家如方于鲁和程大约之间的“竞争”，他们所面对的显然是超越了其生产和商贸活动领域的。如果关于方、程二人的史事大致属实的话，⁽²⁸⁾我们可以理解那些刊刻墨谱的活动，并非仅以追逐金钱利益为限，而是包含了个人的期待与企图的。由于出自专业之手，图谱属于坊刻本，标注作坊名不仅是为了销售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提升墨本身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重要的徽州坊刻古籍都与吴勉学有关。他刊刻了许多经书、哲学选编及医学著作。十七世纪赵吉士所撰《寄园寄所寄》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记述吴氏投入巨资，广刻医书，并因此获得丰厚利润。吴勉学可能也与他的许多同行一样，以南京为其主要活动基地。尽管我们认为这些刻书家的籍贯是古籍研究的重要因素，但不可否认，他们参与了“整个江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图书文化”。⁽²⁹⁾

同类的疑问涉及到书林新安余氏双荣精舍刊的《地理大全》，而我暂时还无法确认其所在地。⁽³⁰⁾而且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另一部书，此书与之存在相同的“问题”。在1586年的《韩朋十义记》中可以看到：“余氏绍崖梓行”以及“新安余氏自新斋”。⁽³¹⁾自新斋一般认为是一个建阳的书肆，⁽³²⁾然而这两个已经列出的“［新安］余氏”是否指的是一个人？新安在这些题词中又是什么含义（地名还是号）？

其他不明确的例子源自于那些可能在福建付梓或翻刻的书名。在列表中我们有18部书，由不同刻书者刊刻。

黄正慈的集义［书］堂：

（1）1504年，《大广益会玉篇玉篇广韵指南》，黄正慈的集义书堂。

（2）1514年，《左氏博义句解》，黄正慈的集义书堂。

（3）1537年，《新刊春窗联偶巧对类编》，曾梅轩辑，黄正慈的集义书堂。

（4）1602年，郑以伟撰，《金璧故事》，黄正慈的集义书堂［集义堂黄直斋］。

（5）1603年，《重刻联对便蒙图像七宝故事大全》，黄正慈的集义书堂。

（6）万历间，《新镌京板全补源流引蒙登龙会海对类》，集义书堂。

兴正堂：

（7）1571年宋胡安国撰，《春秋胡传》，黄正宗的兴正堂，秀宇堂。

黄耀宇和黄正达的书林：

（8）1610年，《新刊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魁字登云金璧故事》，书林黄耀宇。

（9）万历间，《新刊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魁字登天三注［经］故事》，黄正达。

黄正甫：

（10）万历间，《精选古今诗词筵席争奇》，黄正甫的文宗堂［书林黄正甫］。

（11）《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附录一卷》，黄正甫的文宗堂［书林黄正甫］。

黄正选：

（12）万历间，《新刊徽郡原板绘像注释魁字登云日记故事》，黄正选。

黄灿宇：

（13）万历末，《鼎刻京板太医院校正分类青囊药性赋》，书林黄灿宇。

周少葵：

（14）万历间，《新刊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魁字天梯日记故事》，书林周少葵。

黄氏存诚堂：

（15）崇祯间，《新刻张天如先生增补注释启蒙会海玉堂对类》，存诚堂。

（16）崇祯间，《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评投笔记》，存诚堂。

（17）万历、崇祯间，《新刻张侗初先生汇编四民便用注释札柬五朵云》，存诚堂。

（18）万历、崇祯间，《鼎镌吴宁野汇选四民切要时制尺牍芳规》，存诚堂。

即使部份书的书名就已经提供了“徽郡原板”的信息（正如已经探讨过的文林阁《新安原版列女传》的例子），其所藏部分刊本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建阳刊刻的。许多书名既被收录在徽州古籍目录中，也出现在贾晋珠、方彦寿合撰的关于福建刻书业的专著中。⁽³³⁾上引的大部分刻书家在姓氏（黄）和名字的一部分上具有相同点（正字：正达、正甫、正选、正慈；宇字：耀宇、灿宇）；当然学者可以推测他们全部是同一家族的成员，幷与徽州有所关联，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有能力将书籍或刻板从徽州带到建阳。徽州古籍研究者们将上述书名纳入徽版印书，这一选择是否合理，有待我们对实物考察后作出判断。目前，我们暂时将它们列在徽州坊刻之外。

如果这些书籍中有一部分确实是在徽州境外刊刻的，那么关于徽州坊刻受当地刻工自营作坊⁽³⁴⁾控制的看法也应得到修正。这种情况也存在，例如黄德时，他是当地有名的刻工家族⁽³⁵⁾的一员，这个家族也自行刊刻书籍。但整体来说，同类的实例很少。

根据这些看法，笔者想试着描述徽州图书贸易与生产的组织特点。如同福建其他重要印刷中心一样，徽州地处江南边缘地带的丛山之中。徽州的良好地理位置，适宜印刷、墨或纸所需的自然资源。在明代，不像之前的福建建阳和之后的四堡，徽州人的刻书业似乎并不是完全职业化的。而唯一能屹立百年，绵延数代的就是刻工家族，这种情形形成了与福建之间的差异，至于四堡则差异更甚。⁽³⁶⁾明代末年的徽州黄氏家族常常受雇雕刻，而很少自行或雇人刊刻。这是否因为，一批饱读诗书、家资富饶的儒士出现并投入刊刻业呢？是否插图画家、书法家、刻工、校雠者各司其职，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避免少数家族全面垄断生产及发行（以及销售）的全部过程？正如徽州的一些行商坐贾贩卖的是当地农民的产品一样，⁽³⁷⁾这些图书工匠并非当地图书世界中唯一的经营者。刊刻过程中的智力劳动（如：编辑及校对）和印刷品的物质生产出自不同人之手。操控生产过程第一步（编校）的往往是业余人士，他们一般被归为家刻。高度专业的工匠生活在重宗族及频迁移的传统社会。而江南的发达城镇对此需求更大，刻工与同乡人一样从徽州迁移西方地区。这些匠人则辗转其间，挟技以售。他们输出刻书的技术而不是出售刻本成品。这种迁移现象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是极具代表性的。

这与一个世纪之前的情况大相径庭，当时徽州在刻书活动的地区间交易中似乎参与不太大。⁽³⁸⁾用周启荣的话来说，“万历中期以前，徽州刻书业具有很强地方主义倾向”⁽³⁹⁾。这一点对徽州而言更为正确，但总体上讲，我们观察到这一时期的古籍有“地方标志”（这与以上提到过的一个世纪后的江南刻书是相反的）。事实上，在1500年前后，刻书在徽州似乎还是一个“地区性”事业，而在刻书活动中承担某一工序的刻书家，往往总是与其身边的同一些人一起工作。笔者已经提到汪机的事例，而程敏政与他的情况相似，不论是《休宁志》这样的官刻本，还是一些更为“私人”的刊刻活动，凡与他们相关的书籍均由仇氏和黄氏家族的同一批刻工所刊刻。至于刻书家与刻工的地位“平等”问题，在汪祚为《赤壁赋》刻本所撰的序中称刻工为“仇君以才”。一个地方刻工被尊称为“君”，这是一个特殊例子。这个称呼是因为仇以才和汪祚（与书写《赤壁赋》的汪道全同族）真的平起平坐，还是因为这个序文是仇以才请汪祚撰写的，而用此敬语？或者，刊刻家为了告诉读者，这本书的书法精美，可以用作乡塾的习字范本，所以要称颂刻工的高超技艺？无论如何，仇以才在这本书的刊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个世纪之后，徽州刻工进入他们的黄金时代，才普遍开始在刻本中署名。⁽⁴⁰⁾

两个世纪之后，与之不同的情形出现：在清王朝时期，离乡前往更大城镇的重要商贾返乡者日渐减少。徽州重要的藏书家或刻书家远离家乡侨居远地；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之后，徽商的“危机”影响到了图书世界。⁽⁴¹⁾另外，黄氏家族的一些刻书者与其先人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将刻书与鬻书集于一身，而不仅限于做刻工；以前可能有同样情况，但缺少资料来表明。他们在当地图书的梓行中成为职业和独立的刻书家，就像黄利中（义先，1652—1738）的个案，⁽⁴²⁾他的传记称颂其道德而严谨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当地民众的帮助。家谱里写道，他以在村中兜售蒙童书起家，至于各种著述，无不刻售，由此与地方缙绅交好。这些蒙书销售极为成功，使之能够在虬村百姓饥馑之时假以援手并出资重建当地的小桥。

黄氏子孙独立开书坊的信息资料也出现在其他类图书⁽⁴³⁾中。例如《太上感应篇》的序文作于同治十年（1871）。该书木版存于徽城黄炳三刻字店。⁽⁴⁴⁾显然，如同后来的一些书一样，它是徽州人信仰实践的反映，但同时它们是用于销售的。十九、二十世纪徽州刻书地点的名称发生了部分变化，这些地理区域相应更换了其他名称：民间书籍里时常见到的名字是徽城（徽城位于今天的歙县城，而徽城等同于徽郡府所在的那一半歙县城）和屯溪（在休宁县）。⁽⁴⁵⁾

那些一直持续存在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图书产品是由当地人为当地读者而刊刻的，这其中包括那些在全国广为流传的书：徽州境内外生产的蒙学书和历书、医书、书法、道德和卜筮书在当地被购买和阅读。在过去的最后几十年中，这种廉价印刷品在当地农村或藏书市场中仍然是很丰富的，专门从事徽州研究的学者对其进行了收集。但有时我们可质疑这些文档的真实来源，因为这些印刷品有可能是当地印刷的，亦有可能是在出版时才进入徽州的，也有可能一些书即使在近些年仍被当做“当地古物”来销售。而对此的辨别能力并不容易建立。我们也须记得，在这些仍流传于安徽南部的“晚期民俗”书籍中，其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抄本。⁽⁴⁶⁾因而，无论是不是印刷本，这些清末和民间发行的图书可能出产于当地，也有可能是引进的。例如，几年前在徽州很容易找到一百年前在上海刊刻的通书。这其中包含外国人的出版物，如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Press）的《日用指明》。这个近代的出版者不仅在其通书中囊括许多广告，而且建立了一种函售系统以加强图书的传播。⁽⁴⁷⁾

从刘尚恒所列的清代坊刻书名，我们可以看出坊刻内容的变化：书名书目少于明代，而且它们的功能比较清楚。在这些作品中，没有史部的书，⁽⁴⁸⁾文学选集不多，丛书规模也较小（明代的几套丛书规模都比较大）。数量最多的两类分别属于经部（12个书名）和子部（20个书名），包括许多小学著作（大多数是杂字）、类书和医书，以及一些新儒学著作。

清末民初时期，不少有关杂字及蒙学的著作于徽州地区辑刻。⁽⁴⁹⁾这里所辑刻的一部分作品亦在中国其他地区出版发行。⁽⁵⁰⁾例如（明代）程登吉的《幼学求源》（即《幼学琼林》）。我们知道很多这本类书的清代版本，至少其中两种是在徽州刊刻的；一本有婺源地区董成的注。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个1820—1850年的版本，徽城文余堂刊刻。黄山地方收藏中还有另一刊本，含有日期为1841年（道光辛丑）的序，由葛其仁撰写于歙［县］味经斋。在该书目录末尾，有注释说明该书在徽城汤文光斋镌。但扉页下方的说明指出，这本书实际上是1890年“松竹山房”的重印。据此可以推测：清末民初时期在徽州地区涌现了大量的小书肆和书商，他们进行图书和刻板交易，或者为了争夺“全国图书”在“当地的市场”而展开角逐。这种特殊的图书对当地市场似乎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图书分类合乎初学者的需要；从中也可以看到这类书的销售与教育普及之间的连带关系。这或许是一种改变的信号，甚至在农村也是如此，让更多的淳朴百姓读书写字。

另外还有一些杂字类图书，如《珠玑杂字》和最为著名、年代悠久的《百家姓》。两个版本都由徽郡（可能在歙县境内）文林堂编辑及付梓，都没有注明年月。在另一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刊刻的徽版书中，可以找到文光楼⁽⁵¹⁾和文林堂书坊的名字，但前两本书的年代不太可能这么久。书坊名称的相仿，或许只是一个巧合，或者因为它在百余年间一直持续经营。还有一个非常粗糙的《四源杂字》的版本，由屯溪三元书局1919年刊刻。年代比较新的一例是徽州祁门镇文星堂刊刻的《新镌便蒙群珠杂字》；书中有一些手写的红字，说明书的主人在民国乙酉年（1945）秋的第一个月的第三天开始阅读这本书。这些作品中有些和《幼学求源》类似，是流传全国的名作。但应当注意到，同时代的徽州还有许多仅在当地流传的专业图书，其中有些是抄本，如二十世纪初期的《日平常》。⁽⁵²⁾

在清代中国广泛流传的小开本印刷品类别中，我们可以将当地刻印的清朝汪啸尹和孙谦益所注的《千字文释义》纳入其中。根据徽州坊刻本的研究，《千字文》在明代（1623年）刊刻一次，清代刊刻两次。第一个清本是歙西徐士业的《千字文释义》，与《三字经训诂》和《百家姓考略》同刻⁽⁵³⁾；《百家姓考略》有一个大道堂刻本，而这三种书的合辑《徐氏三种》则版本众多，有时候在徽州境外（南京或上海）再版的。第二种《同文千字文》，清末刻于徽城（歙）：这个书名可能是其在十六世纪第一版的“翻刻”⁽⁵⁴⁾。清代的茹古堂是历史悠久的书坊，或者不同的小书坊用同名称：王振忠列出了1884年的一部茹古堂刻本；刘尚恒则收录了1710年和1880年的两部刻书。⁽⁵⁵⁾黄山市的一个私人收藏中有一本四言诗的小册子，书名为《开眼经》。这本小册子的序文作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瀚唯堂父编。封面说明，“屯溪茹古堂存版”（朱印）。⁽⁵⁶⁾但该版本应该是原书的再版。按封面上的国旗图案看，时间可能在1928年之后。因此，大约至少在200年间，茹古堂一直在新安（歙？）和屯溪经营，并刊刻了不同主题与版本质量的产品。还有一本屯溪茹古堂刊刻的书，是《新刻启蒙甲子》，一本不足20页的小开本书；⁽⁵⁷⁾书中没有日期和扉页。这本书几年前在屯溪市场上出现，同时还有两部抄本的算命书。一本抄写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另一本抄写于1913年（民国二年），并标有价格（1、2 到 4块洋元？）和一个类似朱印的插图首页。假设它们是原件并且是当地产品，那么徽州这类图像作为民间版画和日常生活的印刷品：刻印工艺不仅在图书产品中得到了保留，而且在单页或数页的文档中也同样如此。⁽⁵⁸⁾

由上述实例可见，在清代（特别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民间为市场盈利而制书是很普遍的现象。这类材料越到近代越多。大量日用书、包括很多识字课本的出现，支持和丰富了这个江南边缘地区的地方性市场。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绩溪人王子乾的抱吟馆刊刻了不少地理、数学、地质学书籍，这表明西学东渐促进了新的出版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徽州各地地方志的创作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地理内容（行政划分、山川河流、地方特产）成为主题，明显具有教学性质。1908年出版的《婺源乡土志》，除封面是雕版印刷，其余部分均为活版印刷。它保留了传统形式，没有断句符号，但尾页内容已经按现代方式排版。胡存庆的《黟县乡土地理》出版于1925年，附有一张西式地图，空白页印有装饰性图案。这本地方志的尾页内容非常详尽，包括编者名、印刷厂名，还有版权声明。两本书都以现代方式标明了出版信息和价格。第一本由婺邑畅记公司在本地印刷，定价为洋贰角正。另外一本更贵，定价为大洋3角。这个价格后来用红色印章进行了修改（从3角改到4角？）。

在这些案例中，出版的信息和价钱都是通过“现代”的方式体现出来的。笔者想要提一种与工匠交易更相关的情况，即在图书里有价格及定做方式的介绍。《玉历》⁽⁵⁹⁾是一本善书，它以当地所刻的传统木刻本或由上海引进的现代出版物的形式传播于徽州地区。笔者所知的此书的第一版本是咸丰四年（1854）的插图本《玉历钞传警世》⁽⁶⁰⁾，内容广泛并附有100余张药方。书中标明了“古歙地”之了俗山人重镌，木版存于虬村，书坊与一个姓汪的人有关（汪世禄刻字店）⁽⁶¹⁾。扉页上，该书坊提议印制与发行该书。基础价格是156文，但如果要选用好的白纸的话，则要再添4钱，而“竹纸”则仅需再添2钱。⁽⁶²⁾几年后，上海石印厂的图书市场扩大，同时上海商书者也把近代印刷品发行到徽州农村。⁽⁶³⁾《玉历》因具有多种不同版本，而得以继续出现在当地市场上，这其中包括1919年（己未年夏天）宏大善书局所发行的的石印本。在这本小书的末尾，现代的宏大善书局附上了专门的一览表，内容包括图书价格、函寄方式、折扣、订书地址和电话。由此，宏大善书局可以向远离上海的地区出售图书，甚至包括仅值几分钱的单页印刷品图片。对比宏大善书局1919年版和1928年版的图书商品目录，⁽⁶⁴⁾可以看到它的图书种类在十年内大约增加了四分之一。⁽⁶⁵⁾宏大善书局的图书价格低廉，从从几角钱到150元不等，都是以“百本”为单位的价格。⁽⁶⁶⁾由此可知，它的图书目录主要面向书商，而不是个人。这一点不同于虬村的木刻版。宏大善书局书目录中，有一些图书非常便宜，但价格上涨，比如《图绘三圣经》。这本善书的售价从2.2元涨到3元（运费3角）比十年前上涨34%左右。但这本书的价格依然低廉，1928年10本的价钱相当于一本1925年出版的《黟县乡土地理》。然而，对于当时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和徽州山区的生活水平，这种价格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还有待专家指教。

在本文结束之前，我们举两份家谱为例，说明徽州清末和民国时期的非商业书籍也提供了关于当地印书业经济的信息。

（1）1897年的《竹溪陈氏宗谱》。⁽⁶⁷⁾

（2）1918年的《环山余氏宗谱》。⁽⁶⁸⁾

我们应该注明，第一部家谱与之前述及的一些“杂字” 是同时代印行的，第二部家谱与宏大善书局制的善书也是同时代的：这也就确认了各种不同印刷方式和印刷品，如雕版、传统活字、整行铸排及石印等在徽州地区可能是同时并存的。

在这两个案例中，都列出了这些谱是由谱司等职业人员所刊印的，而非族人所为。这表明流动的家谱工匠从事的是一种专业化的活动。在第一个案例中，谱司和别的工人均来自江西。这个因素是很有趣的，因为它与将歙县农村作为刻工发源地的观点正好相反。而“引进”这些工匠的原因却是不易分析的，当然，祁门位于徽州西部，毗邻江西，便于交流，有可能工匠的流动性在西部一直是存在的，但目前相关资料尚且不足。否则，我们可以提出徽州当地刻工数量和质量都较过去有所下降的假设。总之，徽州传统专业是雕刻木板，但我们提出的家谱是用活字印的，因此可能有外来的人来做。

因此，刊刻《竹溪陈氏宗谱》的相关文件被保存下来，事实上是因为修纂家族史是例行的宗族仪式，而非是因为其合同内容或实用价值。但这个例子表明这种的合同应该大量存在，而完工之后合同原件也就不再保存了，这一点不同于其他财产文件（如地契）。合同的内容细致精确，不仅包括报酬的数额，还有工作的时间进度，例如：谱司和助手们旅行不能超过三天，工作一旦开展就必须完成……；另外还包括最终有可能产生争执的问题，例如：对预定的“喜包”数额的不满、校勘修改文字谬误的义务、按要求数量刻印，以及服从雇主的决定等等。

我们认为，在此之前的时代，这类合同的规定已经存在。制作家谱的工匠包揽了雕版、刻字、印刷、装订的工作，有时还参与家谱编修活动。虽然家谱的刊刻不属于商业行为，但它是明清时期徽州刻书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可以尝试从两份家谱资料中再次取得这种一般性信息，而要谨记，对于第一谱而言，这一工作要“遵照《大成谱》格式”，栏数和排字也都是指定的。在这两份材料中，活字都是按照盘数来计费，而对于雕版而言，路村地图的版画要比墓图和遗像的收费高得多。活字之外，木版上所刻的字需要单独收费，要么按字，要么按总数。而“喜包”也是囊括在合同之中的。价格是以洋元、角和文来表述的；文档中也显示了他们的比率：一个洋元等于1300文。

当然，这类家谱资料十分稀少，尚不具有普遍性，目前仅作参考。⁽⁶⁹⁾但至少，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清末家谱刊刻这一特殊活动的组织方式和经济内容，也反映了当时徽州及江西等周边地区刻书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注释】

(1)举例来看徽州地区有关公共、家庭或商业出版物的不明确性，参见 Michela Bussotti：Gravures de Hui: Étude du livre illustré chinois du XVI^esiècle à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siècle 《徽州版画：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前半叶中国插图刻本研究》，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1年，第253—255页。下引 Bussotti，除未注明外均为此书。

(2)法国远东学院下一期刊物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中有一篇贾晋珠（Lucille Chia）撰写的文章，文中展示了一些这类图书。

(3)参见Timothy Brook：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 Qing History（《明清历史研究的地理资料》）, Michigan Monographs in Chinese Studies n.58, Ann Arbor，1988年，第41页；或杨正泰：《明代徽商编绘的两幅路程图》，《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

(4)Bussotti：第 8章。

(5)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60页。

(6)徽州刻工是许多研究的主题，这些研究由周芜、翟屯建、刘尚恒、张国标等展开，其中也包括笔者自己在内。

(7)这个问题早在十年前即在我的法文著作中指出过，但至今仍没有答案。希望在历史学和经济学上更具造诣的同仁们能够予以解释。

(8)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 Frederic Barbier （2008）解释了语言作为革新因素在西方书籍市场发展中的重要性。对于中国和汉语而言，情况有所不同。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竞争性书籍市场需要创新。参见Frédéric Barbier：L’invention de l’imprimerie et l’économie des langues en Europe au XVe siècle （《印刷的发明与十五世纪欧洲的外语经济》）,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Revue internationale, IV， 2008, pp. 21-46.

(9)这种境况与欧洲“国际大图书馆”（grande librarie internationale）相类同，出处同上。

(10)“社团”这一分类由刘尚恒（2003）提出。我们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礼仪、宗族管理背景，对这些出版物作出区分。它们完全不同于商品书和可以赠送或出售的家刻本。家谱是不会分发给家族成员以外之人的。

(11)创造一种新的图书分类法很不容易。因为图书在整个存在过程中，可以从一类转入另一类。见下文，及周绍明教授的一篇讲稿（“Family Imprints in Ming Huizhou: ‘Commercial’and‘Family’Considerations”, Paris，《明代徽州的家刻本：“商业”与“家庭”的考虑》），巴黎讨论会，2009年6月。学者们可以提出更为准确的分类法，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书籍并不只是一个作者或编者单独完成制作的，它们出现的背景不同，所用材料不同。

(12)刘尚恒将汪廷讷归入家刻：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64页；但黄镇伟则将他归为坊刻，见黄镇伟：《坊刻本》，《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165—168页。

(13)Bussotti. “Notes sur l’histoire du livre et l’histoire de la lecture en Chine. Quelques exemplesà propos de Huizhou” （《中国书籍史及阅读史略论：以徽州为例》），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 du livre, III, 2007, pp. 65-89。

(14)胡正言在刘尚恒书中属于家刻，《徽州刻书与藏书》，第66—67页；而在黄镇伟书中则是坊刻，《坊刻木》，第160—164页。我个人赞同后一种观点。

(15)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第47页。

(16)数年之内，我们可能会拥有一个更加可靠的清单，因为在中国的图书馆及许多单位中，各种不同的数据日渐完备，一些大型编目工程也正在进行。

(17)笔者要强调的是，本文绝非在批评刘尚恒和徐学林的总体工作。没有他们关于徽州图书的著述，目前的确认工作将更加困难。虽然我们对刘先生的著作存在一些疑问，但它提供的资料仍是本文研究的基础。

(18)原版是北京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孤本，也可以参见《汪道全书赤壁赋》，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

(19)Michela Bussotti.“Chinese printed illustrations: additional notes on materiality and on material authors of Pipa ji and Xixiang ji editions of Ming dynasty” （《中国刊刻的插图：明代本〈琵琶记〉与〈西厢记〉之实物与材料编者的附加说明》），剑桥大学会议，2007。

(20)目前的目录中，一般没有收入现存中国大陆之外的版本。

(21)这种考古图谱的编纂及出版史是复杂的。对一些学者而言，泊如斋的两部作品同时刻印（于1599年）。参见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周芜陈述了王立中的观点，第54—55页。

(22)万历三十三年（1605）吴养春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参见徐学林：《朱熹著作在徽州朱氏的刊刻》，载米盖拉、朱万曙主编：《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法国汉学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61—298页。

(23)关于《闺范》的版本，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的刊后记，以及周芜的解析，《徽派版画史论集》，第58页。

(24)王重民：《套版印刷法起源于徽州说》，《安徽历史学报》，1957年，第35页；台北存有原版本。

(25)黄应澄是在《虬川黄氏宗谱》中列出的第26代，生卒年为1574—1657年，第150页。他是书法家和画家。关于专业画家和书法家，参见Bussotti：第75、77、347及第394页。

(26)同上注。

(27)参见林丽江：《晚明徽州墨商程君房与方于鲁墨业的开展与竞争》，载米盖拉、朱万曙主编：《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法国汉学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28)同上注。另见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明代名人传，1368—1644》），Edited 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ang Fang.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年，中的方于鲁和程大约传记。

(29)参见贾晋珠的中英文著作， Lucille　Chia, “Huizhou Natives and the Publishing World of Late Ming China”（《徽州人与晚明中国的出版世界》）, 载米盖拉、朱万曙主编：《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法国汉学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30)列出此书的不仅有刘尚恒，亦有张秀民和韩琦：《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册，第265页。

(31)关于版本的讨论，参见Bussotti，第172页。

(32)瞿勉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第153页。

(33)一些书名（三、四、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是方彦寿引用的，见方彦寿：《建阳刻书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348—350页。参见Lucille Chia：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逐利而刻：十一至十七世纪福建建阳书林的刻书家》）,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年，第236、288—289页。

(34)这个论点来自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第70页。

(35)《虬川黄氏宗谱》第25页。他是第26代，生卒年为1559—1605。

(36)包筠雅解释说，马氏与邹氏控制了生产与商品化的所有方面，但他们往往雇用其家族以外的刻工。 Cynthia Joanne Brokaw：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文化中的商业：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四堡图书贸易》）, Cambridge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007年，第97—100页。

(37)Harriet Zurndorfer：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Chinese Loc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ui-chou Prefecture 800 to 1800（《当地历史的延续与变化：800—1800年徽州的发展》），Leiden：Brill, 1989 年，第29页。

(38)同前注，第102—103、118—119页。

(39)Kai-wing Chow（周启荣）：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近代中国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Stanfonrd:Stanfonrd University Press，2004年，第88页。

(40)在刻工黄金时期，刻工署名在版心、插图等位置，但是很少出现在序、跋等文字里。

(41)参见秦宗财：《徽州刻书业的衰落及其与徽商的关系》,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42)参见其传记，见于《虬川黄氏宗谱》。

(43)由于道德内容的关系，善书常常与基础教育图书相关联，特别是《阴鸷文》和《感应篇》。参见包筠雅：《文化中的商业：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四堡图书贸易》，第342—343页。学者们在这类著作的性质上存在分歧：一些人将之归为儒家倾向的善书，旨在使圣人的教诲变得通俗易懂，另一些人则强调书中道教和佛学思想成分。

(44)我们在1830—1832年的《虬川黄氏宗谱》中没有找到黄炳三的名字。但也许因为当时他尚未出生或年幼，所以没有被收入族谱。

(45)直至那时屯溪仍是休宁地区两河交汇之处的一个无足重轻之地，但得益于这样的地理位置，屯溪迅速发展。

(46)中国的徽学专家王振忠在很多出版物中展示了关于这种当地畅销“文献”的不同实例。

(47)参见2002年在屯溪购得的原本，这个印刷品应该是1906年的。本文后半部分所引用资料的原件大部分来自翟屯建先生的收藏，及刘伯山先生和华澜（Alain Arrault）先生的收藏。对他们允许笔者引用这些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48)有三个书名属于史部，但其中两部是再版，一部是词汇类编。

(49)关于蒙学教育的资料见Michela Bussotti：“Printing for education: a local cas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为教育而刊印：中华帝国晚期的一个地方个案》）,（ SHARP conference in Oxford, june 2008），未发表。

(50)参见包筠雅：《文化中的商业：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四堡图书贸易》第十章，“Educational work from Sibao” （四堡的教育刻书）。

(51)这个名字与前引“文光斋”的名字相似。我们在《新增万宝世事通考全书》重刻本（1776年序）中找到了文林堂这个名字。刘尚恒的目录中，在徐三省的名下列有《新刻增订释义经书便用通考杂字》，康熙末年黄惟质修订、刊刻。尚待进一步研究。

(52)关于这个抄本，参见王振忠：《徽州人编纂的一部商业启蒙书日平常抄本》，《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第103—108页；及江巧珍、孙承平：《徽州商业启蒙书日平常的补充研究》, 《黄山学院学报》，2005。杂字书《日平常》的形式为两句三言加三句七言。相联的字群内容涉及徽州、商贾、算术、度量体系、运算及地方特产。研究者称它与《算法统宗》和《士商类要》的一些内容类似。关于《士商类要》，请参见本文开头部分。《算法统宗》是程大位（1533—1306年）关于珠算的著作。对徽商的研究中常提到《算法统宗》以及它的不同版本，也常常将它与一般的商用书籍相提并论。见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6—227页。

(53)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第119页。

(54)我们在网上目录中找到了从十六世纪开始的不同版本的信息（在《中国古籍善本目录》中，这个版本的日期是1582年，比刘尚恒所列第一版早40年；该书含有钱塘田艺蘅所作序文和题词：“明婺源汪以成四如甫同文［并 ?］注古文书式”）。

(55)1881年，新安菇古堂刊刻汪渊（绩溪人，1851—1916年）的《藕丝词》，目前这个刊本在旧书市场仍然有售。关于光绪甲申年（1884）的《三字经》，参见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第 1页。

(56)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第119页。

(57)页面：18 厘米× 10.7 厘米；版框：14厘米 × 8.5厘米。这本书开头解释说“甲子”是由黄帝的大臣大挠创造的；“五行纳音”是由战国时期鬼谷子（王诩）创造的。

(58)翟屯建：《徽州散件印刷品研究》, 米盖拉、朱万曙主编：《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法国汉学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9—430页。

(59)卜正民（Brook Timothy）对此书进行了描述，他引用了不同的版本，特别是一个来自成都的版本。参见Brook, Bourgon & Blue：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凌迟）,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年，第128页。

(60)《玉历》此版本版心尺寸为25厘米×14.6 厘米，版框尺寸为18厘米×12 厘米，该书约100页，并有大量插图。目前为合肥的一位学者所收藏，笔者得以查看，在此致谢。

(61)因而这与常常所提及的这个村的黄氏宗族无关。

(62)卜正民说明100文是1890年别的版本的价格。

(63)王振忠：《清朝民国时期的善书与徽州社会》，米盖拉、朱万曙主编：《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法国汉学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466—543页。

(64)原版（1919）与影印版（1928）目前都在巴黎，为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