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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时间:2022-05-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是我国新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是我国新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出口难以较大增加,加上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所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扩大国内需求。我国有8亿多农民,内需主要是农民的内需;目前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的需求不足;农民的需求不足又是由于农民的收入太低。因此,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的需求。

一、农民需求不足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城乡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相差甚远。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已达4 998元,而同期农村居民的总支出仅为2 535.01元,其中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仅为1 670.13元,只有城镇居民水平的1/3左右。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的支出分别为1 958.31元、500.46元、439.29元、318.07元、395.01元、627.82元;而相应的农村居民的各项支出分别为820.52元、95.95元、75.45元、87.57元、93.13元、86.72元,不少农民的一些基本需求尚未满足,仅处于温饱阶段。2000年底,在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的统计中,家用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拥有量,城镇的分别为81.13台、116.56台、90.52台,城镇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已相当高,甚至基本饱和;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年底冰箱、彩电、洗衣机的拥有量分别仅为12.31台、48.74台、28.58台。相比之下,一方面说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比较大,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居民的潜在需求还是相当大的。

据报道,到2000年我国的农村人口已达87 017万,占全国年末总人口的69.11%;但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仅为8 150.6亿元,只占全国消费品零售额的26.2%,这显然与69.11%的农村人口比重相去甚远。可见,内需不足主要表现为农民的需求不足。

二、农民收入偏低是农民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启动农村市场的工程已进行了数年,为何还是目前这种启而不旺的局面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农民的需求不足,并不是农民的实际生活需要不足,而是农民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农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远远没得到满足,潜力巨大,之所以有购买力的需求不足,主要是由于农民的收入太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日趋扩大。“八五计划”(1991~1995年)和“九五计划”(1996~2000年)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8.92%和2.89%,扣除物价因素,“九五计划”期间比“八五计划”期间下降了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纯收入出现增速大幅下降的趋势[1]。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 366元,其中现金纯收入为1 748元,比上年增长4.2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6 860元,比上年增长8.5%,增长率是前者的两倍;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90倍,农村居民收入仅为城镇居民收入的34.49%,差距很大。同时农民收入受农业弱质性和农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极不稳定,波动较大。农民的这种低收入水平又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投入不足、生产效率低下、科技含量水平不高、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不足、农产品商品转化率低,使农民收入难以增加。低收入决定的低储蓄和低投资,又使得农业资本不足,最终又导致低收入和低资本积累,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

导致农民收入水平偏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增收的艰难性

一方面,农业直接与自然界打交道,受难以预测的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特别是我国广大农村技术落后,基础建设投入不足,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大部分还处于“靠天吃饭”的阶段,近年不断的干旱洪涝病虫灾害直接引起农民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实行分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小规模自主经营,组织化程度低,缺少市场适应能力,加上近几年摇摆不定的粮棉价格,使农业存在较大市场风险,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强。

2.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本原因

在农产品供不应求阶段主要依靠增产、提价来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在目前农产品相对过剩,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世界市场价格的情况下,已行不通了。从农业生产来看,只有通过提供优质、特种、绿色、深加工、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而我国传统农业结构极不合理,种植业比重较大,品种低劣、质量差,初级产品比重大,形成大量积压;大农业不发达,牧林渔业发展滞后;地区农业结构趋同,各地区注重本地区粮食自给水平,大而全、小而全,地区比较优势难以发挥。这些问题的不利影响随着买方市场形成、加入WTO、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而日益加剧,使农民增收极为困难。

3.沉重的税费负担是降低农民收入的重要原因

现行财税体制使农民承担了过重的税费负担,导致农民收入的流失。分税制事权划分的管理边界不清楚,事权与财权(预算)分离,特别是农村基层政府和农民自治组织,往往有事权无财权,地方财政通常是“吃饭财政”[2]。地方政府开支难以保证,加上监管不严,便向农民伸手。税费不分、费大于税,具体征收项目设置不规范,“三提五统”的集体收费随意性大,摊派提留多,负担重;地方政府为突出政绩,虚报收入,加大了征收基础;体制原因导致征收方式、税费使用管理缺乏监督约束,而农民自我保护意识差,能力欠缺,苦不堪言。1997年,在农民收入增幅回落4.4%的情况下,全国农民家庭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大的是上缴有关部门的各种费用,增幅达到26.9%,其中农民支出的各种行政费用比上年增长59.1%[3],过重的农民负担蚕食了本来就低的农民收入。

4.乡镇企业及非农产业的效益下滑是农民收入低的特殊原因

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中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乡镇企业分散的粗放式经营模式和产权不清、家族化管理的企业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设备落后、技术含量低下、产品质量不高、污染环境、过度消耗资源,加上管理体制落后、融资渠道少、摊派负担过重,使得效益下滑,乡镇企业面临“二次创业”。许多乡镇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激烈市场竞争面前纷纷落马,每年全国被注销的企业中,乡镇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98年乡镇企业的亏损面约为15%,比上年增加7%,亏损额达到600亿元左右,比上年增加25%;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大大减弱,1998年吸纳劳动力约为300万左右,比上年减少100万[4]。另外,由于城市下岗职工增多,有些地方限制农民进城打工,农民就业机会明显减少,这些都影响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导致农民整体收入下降和不稳定。

5.农村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不足、农民自身素质不高是制约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人口素质的差异将直接导致效率差异,进而导致收入差异。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农民文化程度越高,户均收入也越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比较容易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对农业机械操作熟练程度较高,相应其农业生产率也能达到较高水平,能取得较高的收入;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商品意识强,就业门路广,容易被非农产业吸纳,因而收入渠道多。我国广大农村义务教育尚未完全普及,农民文化水平较低,优生优育措施不得力,人口素质整体不高,致使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低,许多农业科技成果得不到有效应用和推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制约了农民增收。国家对农业科技投入不足,农业科技财政拨款实际增长率不足1%,农业资金在投入过程中层层克扣,资金难以到位,农业产业化进程滞后,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

三、增加农民收入,有效扩大内需

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购买力,是扩大和培育内需的重中之重,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中央政府更是提出要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任务;把农民是否增加收入和减轻负担,作为检验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标准[5]。实际上,农民增收减负的过程也就是解决“三农”问题(即农业落后、农村贫穷、农民收入低的问题)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非农化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1.农业产业化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工业化,即用工业生产经营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具体说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广大农户为基础,以加工销售企业为依托,以科技、教育培训、经贸等方面的服务为手段,将农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实行分工协作,实现种养加、供产销、农工贸一体化的经营,实现农业的经营市场化、产业一体化、生产专业化、产品商品化、管理企业化、服务社会化。从农业生产方面来看,在农产品过剩并且难以涨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提供优质、特种、绿色、低成本、深加工、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才可能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正是农业产业化所要做到的。农业产业化是改变农业落后状况、克服农业弱质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富民之路。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农业产业化:

(1)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内部的不平衡,使之合理化。减少传统种植业,退耕还林,大力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使大农业内部比例适当、结构平衡。

(2)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合理布局农业产业。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大力发展高效农业;中部粮食主产区抓住主销区腾出部分粮食市场的机遇,扩大优质粮的生产,提高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旱作农业和生态农业,避免地区雷同、恶性竞争

(3)向纵深方向发展初级农产品的深加工、多转化,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4)发展订单农业,以多功能、开放型的龙头企业为中心,向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市场信息,并把这种利益关联以合同契约的形式加以明确,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逐步形成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

(5)重视科技,深化农业科研和推广体制改革,继续实施“星火计划”。加快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从技术进步中要效益,改良传统产品,培育新品种,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

(6)科学经营,严格管理,节约开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7)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生产提供各种服务,抓好农产品质量标准和认证体系、检验检测体系、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开展“下乡”运动,把技术、服务送到农户手中,使千家万户农民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协调。

(8)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各级政府从实际出发做好规划,有效促进农业的发展。

(9)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农村交通、通讯、能源、防治旱涝灾害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水、电、路困难。

(10)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加强治理农村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农村城市化

我国滞后的城市化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城市化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落后的二元经济向先进的一元现代化经济转变的必由之路。非农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农民的非农化又需要农民的市民化,这样非农化才能更稳定、更持久、更多、更好。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必须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步伐。为此,应该采取以下的措施[6]:

(1)改变“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的方针,走“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适度同步发展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实行农村剩余劳动力以远迁异地转移为主的方针,加快城市化步伐,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稳定持久的转移。

(2)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合理发展大城市,注意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适当发展小城镇。现在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建设要有产业和市场支撑,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避免唱“空城计”,防止城镇“空壳化”。加快城市化步伐,必须由政府导向,主要依靠市场推动;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城市化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

(3)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各级政府也要加大投入,鼓励农民集资建城,加快城市建设步伐。可以采取批租土地、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合资开发、发行债券、投资入股、贷款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和筹集包括公有、民有、外资和农民的资金,用于城市建设。

(4)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减免税费,取消不必要的限制,提供土地使用的便利,鼓励乡镇企业向城镇集聚,降低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搬迁成本,减少搬迁的阻力,在城镇新建乡镇企业给予优惠。

(5)全面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其限制人口流动、妨碍城市化发展的不利作用。给在城市有较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民工以长期居住权,享受市民待遇。可以采取先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限制,再放开大城市的户籍限制的方法,逐步实行身份证管理和居住自由。

城市化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服务业等许多方面形成巨大而持久的需求,极大地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3.农民非农化

要解决“三农”问题,仅仅局限于农业这个小圈子是不够的,仅仅依靠农业本身来挖掘增收潜力也是有限的,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即人多地少、分散经营,我们必须通过农民的非农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数量,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除了实行农业产业化,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之外,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主要靠非农化,即让农民到第二、三产业就业。为了促进农民非农化,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界定土地的各项权能,赋予农民土地转让权,使农民能彻底摆脱土地的依附,更好地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农业的规模经营。

(2)提供信贷支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鼓励乡镇企业进城,促使乡镇企业实现“二次创业”、更快发展,从而吸收更多农民进厂当工人。

(3)取消各种限制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规定,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进城农民提供社会保险,解决其住房、子女上学、养老等后顾之忧。

(5)重视农民素质的提高,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普及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为其非农化创造有利条件。

(6)完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拓宽农民融资渠道,为农民创业、从事非农生产提供信贷支持,给予利率优惠和优先安排;同时,运用财政手段,给予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二、三产业。

总之,扩大内需是实现国民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解决“三农”问题、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非农化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非农化并非一日之功,实现农民增收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各方面长期的努力。

(原载《当代财经》2002年第12期,与许辉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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