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收入分配机制的比较研究

中西方收入分配机制的比较研究

社会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如何真正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几乎同时发生了先是注重公平，然后又强调效率的相似而非巧合的变化，但至今都还没有找到实现二者协调统一的有效途径。回顾和比较战后中西分配制度的演变，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难题，将会颇有启发。

一、20世纪80年代前注重公平的倾向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西社会收入分配都更加注重公平而不是效率。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是存在平均主义倾向;西方显著的变化是普遍建立福利国家制度。

1.中国的平均主义

中国个人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严重平均主义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工的收入差距太小;二是“基尼系数”非常低。中国的企业在改革以前实行八级工资制，级差很小，特别是一、二、三级之间，每级级差仅有几元钱，而且往往要隔好几年才能加一次工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倍数也只十多倍。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工薪收入之外，基本上没有资产收入。而西方国家最高工薪收入与最低工薪收入的倍数则高达100多倍，如果加上资产收入造成的巨大差距，更是高达1000多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和国际机构普遍采用洛伦茨曲线和基尼系数衡量各国收入分配均等的程度，基尼系数越大，社会收入分配就越不平均;基尼系数越小，社会收入分配则越平均。据说世界上最低的基尼系数为0.2，而中国1978年农村的基尼系数是0.237，1977年城市的基尼系数只有0.185。美国1973年的基尼系数则是0.33。

按劳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本质上就是反对平均主义，为什么把按劳分配作为唯一分配方式的中国会出现平均主义的倾向?原因主要有三条:第一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把共同富裕当成同等富裕、同步富裕;认为按劳分配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旧社会的残余，必须加以限制。第二是以高就业、低工资为特征的旧的劳动工资制度。劳动就业、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由国家“统包统配”。第三是“均贫富、等贵贱”、“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结果形成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职工捧着“铁饭碗”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不负盈亏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局面。

2.西方的福利国家制度

在中国平均主义盛行的时候，西方国家则普遍推行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采取各种社会保险救济措施，建立所谓“福利国家制度”，宣扬要实现“收入均等化”，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个人福利，成为“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制度又称社会福利制度，是指政府运用收入分配政策和财政手段保障国民基本生活的一系列规定和措施。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许多方面，主要包括:退休保险、失业津贴、伤残救济、低收入补贴、医疗保健服务、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资金主要有三大来源:一是国民(包括企业和雇员)缴纳的各种保险费;二是政府的财政拨款，最终来自国民缴纳的税款;三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资助。社会福利费用主要按三种方式分配:一是按公民权分配，凡公民均可享有;二是按基本生活需要分配，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家庭和个人可以取得;三是按工作业绩分配。以上情况说明，社会福利资金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筹集和发放的，福利国家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强调的是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收入分配方式的新变化。

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以按资分配为基础，存在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历来不重视公平分配，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广泛地建立起更注意公平的福利国家制度呢?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是决定性因素，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改变，要求社会承担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扩大国民的消费需求，缓和生产过剩，是维持现代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要求;是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是缓和西方国家各种社会矛盾，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高度发展则为福利国家制度的普遍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

福利国家制度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使西方国家普通公民的收入状况和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本质上只是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的一种改良，没有消除西方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不可能根本改变西方国家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基本分配格局，更不可能实现劳资之间的“收入均等化”。

3.小结

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西收入分配的状况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更为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这种倾向的出现并非偶然。虽然各自的原因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也有其共同的客观必然性。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公平分配收入，使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摆脱饥寒交迫的穷苦状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失业、饥饿、贫富鸿沟，劳苦大众早已不能忍受。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自然更加重视公平，必然努力消灭这些现象;面临自己的生死存亡受到挑战与威胁的西方国家，也不能不顾及公平，实行分配制度的改良。这可能是中西方在80年代以前都注重公平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20世纪80年代后强调效率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西收入分配出现了强调效率、收入差距拉大的新变化，都在力图消除各自存在的“吃大锅饭”的现象。

1.中国分配制度的改革

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所有制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克服平均主义、更好地实行按劳分配、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所有制的多元化要求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必须改变分配方式的单一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使市场机制进入分配领域;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必须转变以往对共同富裕的误解和不正确的做法;“大锅饭养懒汉”，平均主义出低效率，妨碍按劳分配的真正实行，挫伤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要求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倾向。

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早的改革之一，是从给按劳分配恢复名誉开始的。经过18年的改革，中国的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新的分配格局，出现了以下几个主要特点:(1)分配方式多样化。单一按劳分配的模式已经转变，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出现了按资分配、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按经营权分配、个体劳动所得等多种分配方式，产生了利息、股息、红利、私营企业主收入、风险收入、机会收入等多种收入形式。(2)收入分配市场化。中国过去收入主要通过国家分配机制进行的局面已经改观，市场机制已进入分配领域，而且作用在不断扩大。职工不仅有工薪收入，还可以通过多种市场渠道取得大量额外收入;职工收入的多少和变化，不再只受国家分配政策的影响，还要受市场行情的制约。市场价格、供求的变动和竞争会造成许多机会和风险，人们可以通过炒股票、炒房地产、炒外汇、炒期货等炒买炒卖活动，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也可能转瞬之间变得一贫如洗。收入分配的差异性、变动性、多样性大大增强。(3)收入差距扩大化。平均主义的倾向已经在某些方面有所纠正，捧“铁饭碗”，吃“大锅饭”的现象迅速减少，中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拉开。从开始出现“万元户”，到现在出现了“十万元户”、“百万元户”，甚至“千万元户”。此外，以就业保证、退休保障、公费医疗、福利住房、义务教育为主要内容，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向包括社会保险、救济、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过渡。

中国分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初步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在分配领域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目前正力图通过深化改革予以纠正。中国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2.西方福利政策的调整

在中国改革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西方国家也在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福利国家制度。

西方福利国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面临严重的危机。第一，庞大的社会福利开支造成严重的财政困难。社会福利开支具有易升不易降的刚性。西方社会福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享受的人数越来越多，费用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一般已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引起财政状况恶化、赤字不断增加、国债急剧膨胀，使有些国家成为靠借债度日的“福利国家”。例如美国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1950年是37.4%，1980年则上升到57.6%;英国财政1970年与1985年相比，由7.02亿英镑的盈余变为117.73亿英镑的赤字;瑞典的国债从1973年底的360亿克朗上升到1981年底的2 950亿克朗，8年增加8倍多。第二，沉重的税务负担引起公众的不满。高福利往往伴随高税收，比如1981年瑞典职工的工薪收入要缴纳59%的所得税，英国80年代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达60%。过重的税务负担，使人们不愿意增加投资和劳动，也无力储蓄和投资，极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降低了经济效率。普遍的福利和按公民权的平均发放，使不干或少干工作的人也可以照样生活，在西方国家也产生了人们依赖社会和政府的“吃大锅饭”的现象，引起少数人宁愿休息而不肯工作，依靠社会补贴度日，削弱了工作动力，损害了效率。第四，高福利、高消费，挤占了资金，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慢，削弱了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

上述这些矛盾和问题，正是所谓“瑞典病”、“英国病”、“美国病”的重要病因和病症，说明福利国家制度与效率和经济发展产生矛盾，已经难以为继;但福利国家制度又有其继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不可能取消，这就使西方国家陷入左右为难的新的困境。为了摆脱困境，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纷纷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着手改革福利国家制度。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把福利政策与财政和税收政策挂钩，调整社会保障的规模、范围和形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强调社会福利与工作业绩挂钩，推行公共福利事业“私有化”、“市场化”，即把部分政府的福利支出转为由私人、企业和社会团体承担，将国营的部分公共部门转为私营。但是，大多数国家成效甚微。

3.小结

中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只是补充，拉大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西方国家则以按资分配为基础，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调整，只是对按资分配的改良，不可能根本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总体格局。中西收入分配制度虽然存在这种本质的区别，但不容否认的是80年代以来都出现了一个共同的趋向，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从注重“均等化”转向强调效率，都在采取措施克服不同类型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这种趋向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巧合，主要是因为公平与效率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矛盾，平均主义带来低效率，福利国家制度损害了效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必须改革和调整。但是，到目前为止，中西都还没有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

三、中西分配制度演变的启示

比较中西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演变，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西收入分配的某些相同和互异、近期和远期的变化趋势和发展前景。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普遍要求

效率是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提高效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公平是指收入分配的公正和平等，这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要稳定发展，不可能没有效率，也不能够完全没有公平。如果没有效率(即零效率或负效率)，社会就不可能发展，甚至要倒退;如果没有公平(即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平均主义)，必然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政府倒台、政权更迭，甚至发生战争灾难。而且效率应该优先，因为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只有高效率才更有条件实现社会公平，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二者的协调统一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要求。公平与效率是可以协调一致的，公平的分配、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公平与效率也可能产生矛盾，收入差距不大虽然比较公平，但影响劳动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效率的提高;收入差距高低悬殊，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们生产经营的刺激作用很大，有利于提高效率，但不公平，而且时间长了，也会挫伤广大劳动者的积极主动性，从而降低经济效率。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完善，将使中国逐步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一致。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可以给西方国家带来效率，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则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因为私有制本身就是财产分配的不公平，而且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根源，使公平与效率存在尖锐的矛盾。虽然西方国家不能完全不顾现代社会的普遍要求，也会采取一些改良措施，比如建立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但始终不可能做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协调。

2.市场分配机制和政府分配机制共存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

政府分配机制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必然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但市场机制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不能保证社会公平，存在分配失灵，会产生收入高低悬殊，甚至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必须用政府分配机制来弥补市场分配机制的不足，不同程度地保证社会公平。由于是市场经济，再加上效率要优先，所以必须以市场分配机制为基础。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双重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分配机制。只要中西经济都还是市场经济，就必然同时实行市场分配机制和政府分配机制。

3.分配方式的多样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

现代市场经济存在所有制形式的混合化、经营方式的多样化和双重分配机制，必然相应地存在多种分配方式。只要中西经济都还是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只有单一的分配方式，必然会出现按劳分配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与按资分配并存、工资收入与资产收入、市场收入与福利收入并存的局面。由于西方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所以实行以按资分配为基础的多种分配方式;由于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所以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

4.贫富悬殊在中西存在不同的发展前景

贫富悬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消灭贫穷、达到富裕，这是人类社会为之长期奋斗的理想境界。市场经济虽然能为消灭贫穷、达到富裕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却会不断产生收入悬殊，不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贫富悬殊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将会有着不同的命运。消灭贫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最大的优越性，因此中国将最终消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私有制和按资分配是资本主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根源，西方国家只要仍然以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为基本经济制度，即使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原载《经济日报》1994年11月13日)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8．

[2]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0．

[3]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0．

[4]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1．

[5]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1．

[6]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0．

[7]蒋一苇．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问题．工人日报，1980-8-21．

[8]郭元晞.在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消费品分配.中国社会科学，1986(5);晓亮.论经营及按经营成果分配.中国社会科学，1986(5)．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8．

[10]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3．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4．

[12]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2)．

[13]陈德华．评定否定按劳分配的几种观点．求是，1990(5)．

[14]简新华．正确认识分配理论的新发展．经济日报，1998-3-2．

[15]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经济日报，2002-11-18．

[16]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2)．

[17]谷书堂，蔡继明．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经济学家，1989(2)．

[18]胡鞍钢．中国城镇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