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著作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

第一节　修昔底德著作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渊源

在国际关系学界，不论对《战争史》采取怎样的态度，学者通常是对文本本身进行研究，即比较《战争史》与当代理论观点之间是否存在着思想上的相似性，以此作为自己结论的依据，而从历史角度来研究的学者并不多。要讨论修昔底德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对思想史进行回顾，即考察《战争史》是如何流传至今并为国际关系学界所关注的；因为当代的思想家不会凭空发现一部两千年前的古希腊著作，《战争史》一书只有通过不断的保存、翻译和诠释，才可能为今天的学者所认识和了解；反过来看，当代人也往往要通过先前各时代的思想家对《战争史》的研究和介绍而去阅读和理解原作。因此，考察“《战争史》的历史”，应当成为了解修昔底德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在思想上有何关联性的第一步。

目前，关于这一主题最为出色的研究著作当属挪威学者克努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一书。⁽⁵⁾该书对《战争史》的传承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王逸舟先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里“中世纪晚期对修昔德底斯的重新发现”一节就重点引用了克努成的研究成果。⁽⁶⁾然而，由于克努成著作的内容所限，他对于这一主题的叙述相对分散，也略欠详尽。本书将在他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作出简要的梳理。

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成书后，在古代世界虽然并不如其他作家的著作那样普及，⁽⁷⁾但仍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得以传播，⁽⁸⁾在当时的世界中发挥着影响。克努成认为，修昔底德思想“在马其顿、罗马征服希腊之后就已经淡出西方思想界”，⁽⁹⁾这一论断是过于偏颇的。事实上，在公元前4世纪至希腊化时期（后者是指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世界至公元前1世纪罗马统治世界之间的时期），即通常所认为《战争史》一书被遗忘的时代，这部著作也一直没有真正湮没过。如色诺芬以《希腊志》续写了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些古典作家也显然受到了《战争史》的影响，据说德摩斯梯尼还曾八次抄写这部著作。⁽¹⁰⁾在罗马征服希腊之后，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普鲁塔克、琉善等人对修昔底德的关注和引用，则更是得到了历史学家的公认。⁽¹¹⁾当然，由于文字和思想较为艰深，修昔底德的著作对希腊罗马世界的影响不及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作品，它主要在具有较高修养的文人群体中流传。

罗马帝国崩溃后，《战争史》和其他许多希腊著作一样，在西方世界长期隐没了。而东方学者则保存和研究了这些希腊文献，将古典传统延续下来。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战争史》才在西方重新被发现并受到重视。

文艺复兴所“复兴”的是希腊罗马文化。15世纪初，意大利商人、学者奥里斯帕（Lorenzo Aurispa）从君士坦丁堡带回包括《战争史》在内的众多古代手稿。1452年，这部著作被著名学者瓦拉（Lorenzo Valla）首次翻译成拉丁语，并在15世纪末出版后很快就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产生了巨大影响。⁽¹²⁾从16世纪开始，《战争史》被译成了各种现代西方语言，其各语言译本的首次出版时间如下：法语1527年、德语1533年、意大利语1545年、英语1550年、西班牙语1564年。⁽¹³⁾

克努成认为，《战争史》之所以在当时受到欢迎，是因为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个人被要求具备理智、心计、勇于拼搏，这样才能战胜困难，否则就会被困难压倒”。而这与当时所兴起的商人精神是一致的。同样，这与当时的政治现实也相符。马基雅维利是受到修昔底德著作影响的文艺复兴时期广大意大利文人中的一员，在当代现实主义者的描述中，他常常被视为近代现实主义的奠基者，继承了修昔底德所创立的传统。然而，马基雅维利接受修昔底德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他“既没有采用修昔底德的方法论，也没有汲取他的均势理论。”⁽¹⁴⁾据笔者查阅，在目前所发现的马基雅维利的所有著作包括其通信集中，只有两处提到修昔底德，这不仅无法与他所重视的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相比，在他所提及的希腊古典思想家中也是属于较少的（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分别被提及两次、三次与八次）。⁽¹⁵⁾并且马基雅维利对修昔底德的这两次引用仅仅涉及史料，而无关《战争史》的思想。⁽¹⁶⁾

按照克努成的研究，从国际关系角度继承修昔底德思想的是稍晚于马基雅维利的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圭恰迪尼等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借鉴了修昔底德的均势观念。在被埋没了千年之后，修昔底德重新与西方政治理论建立了联系。修昔底德是跨越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一个在古代的希腊，一个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只有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能真正了解他对后世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不过，克努成的判断也带有一些猜测的成分，他只是说“很可能的情况是，圭恰迪尼发现了修昔底德”，⁽¹⁷⁾而在分析中缺少具体史料的支持。通过对圭恰迪尼生平的研究可知，修昔底德确实在他开蒙时所潜心阅读的古代历史学家之列，而他也因为“高贵地模仿了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而受到过赞扬，甚至被后人称为“托斯卡纳的修昔底德”。⁽¹⁸⁾但我们仍无法确定，圭恰迪尼对修昔底德的继承有多少，他对于《战争史》在现代学术界的传播又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修昔底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重现”，是基于当时独特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个人被要求具备理智、心计、勇于拼搏”，这不仅符合那时的风尚，或许也是以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意大利学者对《战争史》的基本认识。虽然克努成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圭恰迪尼是真正发现和借鉴了修昔底德的人，但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马基雅维利却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他被视作现实主义思想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的著作也被认为最为透彻地表达了现实主义的观点。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利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往往被纳入一脉相承的“传统”，尽管在思想史上他们并无真正的关联。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人重新发现修昔底德之后，让《战争史》一书进一步纳入近代政治学研究视域并使之最终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相接的是英国思想家霍布斯。霍布斯对《战争史》的关注很可能受到了比他稍早的培根的影响——后者将此书视作历史写作的完美典范。⁽¹⁹⁾无疑，霍布斯比马基雅维利更为直接和深刻地研究了修昔底德的著作，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在1629年出版了《战争史》一书的第二个英译本⁽²⁰⁾——这一译本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仍得到引用。⁽²¹⁾霍布斯在自传中，将修昔底德的这部作品称为所有古典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并表示自己翻译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为国人提供政治教训。他对修昔底德的推崇，既延续了当时的传统——从古代历史学家这里获得对当代政治的启示；又是对传统的修正——16、17世纪的学者通常并不主张以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教育后代，而是更欣赏李维这样明确表达“政治美德”的古典作家。⁽²²⁾霍布斯对《战争史》之所以产生兴趣，不仅是因为他和修昔底德一样，都试图找到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也是因为他们都处于非常相似的不安的政治环境中。⁽²³⁾不过，关于霍布斯与修昔底德思想之间的异同，学术界始终存在着分歧。当然对于很多国际关系理论家尤其是现实主义学者来说，霍布斯所描写的自然状态及其中个体的行为原则与修昔底德在《战争史》中所描绘的场景是一致的，而当前的国际体系则被认为正处于类似的状态中。

在霍布斯之后，关于修昔底德的研究也一直为近代哲学、古典学和政治学界所重视，某些学者的观点得到后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借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英国哲学家休谟，德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史学家克劳塞维茨和哲学家尼采。

休谟不仅是近代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克努成虽然将他列为启蒙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并强调了他的均势思想，⁽²⁴⁾但并未提及他对修昔底德的重视。事实上，休谟在《论均势》（Of the Balance of Power）一文中，以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起始：“均势观念（idea）是否完全源自现代的政策，或者说，这一用语（phrase）仅仅在晚近时期才被发明？”随后他引用了《战争史》第一卷中关于战争起因的描述作为回答：“修昔底德认为，为反对雅典而成立，并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同盟，正是因为这一原则（对均势的追求）而出现的。”在另一篇题为《论古代国家的人口稠密》（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的论文中，他又对《战争史》写下了被后人广泛引用的评论：“就我看来，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一页就是信史（real history）的开端。”⁽²⁵⁾

克劳塞维茨在《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被视为战争主义理论的代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愿从中世纪正义战争的学说出发”看待战争的思想家，⁽²⁶⁾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中，他也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领域十位最重要的先驱者之一。⁽²⁷⁾根据克努成的研究，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与修昔底德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通过强调武力的作用，克劳塞维茨重复了修昔底德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参与国实力大体相同的情况下，法律和公正才会发挥作用。”⁽²⁸⁾

尼采虽然没有被克努成所提及，但他在连接修昔底德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克劳塞维茨一样，尼采有时也被视为战争主义理论的鼓吹者，⁽²⁹⁾而实际上，其思想的广度、深度和影响力都不是战争主义理论所能容纳的。尼采对于修昔底德极为热爱，他说，“我的休养，我的偏爱，我对一切柏拉图主义的治疗，始终是修昔底德。修昔底德，也许还有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因其毫不自欺的以及在实在中，而不是在‘理性’中，更不是在‘道德’中发现理性的绝对意愿，而与我血缘最近”。他将修昔底德称为“古希腊人本能中那种强大的、严格的、坚硬的求实精神的伟大总结和最后显现”。⁽³⁰⁾尼采的这一论断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也影响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修昔底德的研究。⁽³¹⁾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尤其是早期学术思想特别是经典现实主义的产生，与近代哲学、政治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³²⁾从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开始，⁽³³⁾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者就往往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近代政治思想史中现实主义学派的继承。正是在此基础上，修昔底德的思想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建立起了直接联系。克努成尖锐地指出：二战之后的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为了确立其学说在学术上的可信性，在对现实主义传统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却构造出了从修昔底德到霍布斯的“现实主义传统”或“历史的连续性”。⁽³⁴⁾不论这一判断准确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修昔底德的著作被长期湮没之后，在文艺复兴时期包括马基雅维利在内的意大利学者那里重新被发现和传播，继而得到霍布斯等思想家的诠释和推广；由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对近代思想传统的重视，修昔底德的著作得以被国际关系学者认识和了解，而这一部作品又正描绘和分析了国家间的关系，于是他最终确立了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尤其是现实主义政治思想之父的地位。以至于从国际关系理论系谱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在提及现实主义时，往往会想起“一两句代表性的引语，它们都来自修昔底德、霍布斯或者马基雅维利”，⁽³⁵⁾而国际关系学者在对修昔底德作出新的诠释时，也必然无法回避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解读，甚至时常以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论述的开始。

在梳理了修昔底德思想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历史渊源之后，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从文艺复兴开始，近代思想家重新发现的修昔底德思想，是不是《战争史》中真正要表达的观念，尤其是霍布斯等人对修昔底德的解释是否准确？其次，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近代思想家的学说，并继而正确理解了修昔底德的思想？可以说，修昔底德笔下的古代史受到近现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解读，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后者的视角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那里得到又一次解读。⁽³⁶⁾总之，要讨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对修昔底德的研究状况，我们不能忘记近现代思想史这一特殊的桥梁。

由于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现实主义学者对《战争史》进行了最早，也最有影响的阐释，因此我们的考察，将首先从这一学派的观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