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傩礼傩意与当代傩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

傩在中国是一种世代相承的悠久文化现象。当代在民间大量发掘和采集到的傩事活动同古代史籍记载的傩事活动都共同采用了同一个“傩”的指称符号。也就是说，从古到今的记述者们都把这类活动归在一起，并不断指出彼此间的内在联系。人们通过考察比较，发现从古到今的这类活动都有着基本一致的结构与功能。

安顺地戏

安顺地戏面具

举例来说，当代傩文化研究者最为瞩目的安顺地戏，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至今屡演不衰。查阅史料我们发现，关于安顺地戏的命名有两种说法：一是现在民间仍还保留着的“跳神”、“跳鬼”称谓；一是通过查阅史料所看到的过去的史官根据自己的分析所做出的传统判断。据《贵州通志》（1674年修）记载,当地在每年岁末有逐除活动的民俗。记述者这样解释道：“除夕逐除，谓之逐鬼，即古傩意也。”这说明在当时的史官心目中，本地的这类民俗活动与古时驱傩性质相同。而在黔东北思南一带的民间，百姓们则直接了当地把他们每年举行的此类活动称作“冲傩还愿”，其意思是“一傩冲百鬼，一愿了千神”，并且还细分为冲“太平傩”、“急救傩”、“地傩”等不同的类型。此外，山西曲沃任庄农民每年春节期间在村头上演《扇鼓神谱》，这种演出被当今学者们称为“扇鼓傩戏”，而每当演出时，他们就高举着一面大彩旗，上面十分明确地书写着八个大字：“遵行傩礼，禳瘟逐疫。”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是在这些已被发现的当代傩文化所强调的“遵行傩礼”或“即古傩意”的含义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古代的傩礼、傩意与当代傩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一句话，我们必须返本溯源弄清傩文化的古代源头或古代原型。

翻阅史料，有关傩的记载历代不断，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

贵州古傩面具

贵州古傩面具

当代:

广正坤法师说为什么要冲傩？冲傩起源于封神榜之后，有一个小鬼没有封上榜，榜上无名无位，就到处乱窜，四处害人。老君就来传法，传冲傩的法。冲傩就是驱赶小鬼……

(潘年英《抄乐乡傩文化考察》)

清代:

岁晏乡风竟逐傩，

彻夜鼓征村老唱，

斯神偏喜听山歌。

(清·胡奉衡《黎平竹枝词》)

明代:

除夕逐除，俗于是夕具牲礼，扎草舡(chuán)，列纸马，陈火炬，家长督之，遍各房宝驱呼怒吼，如斥遣状，谓之逐鬼，即古傩意也。

(明·嘉靖《贵州通志·卷三》)

元代：

厉神乃恣肆，魃(bá)蜮(yù)并猖狂。

(元·吴莱《时傩》)

宋代：

至除夕，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又装钟馗(ku í)、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熏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唐代：

大傩之礼，选人十二以上，十二以下为子，假面，赤布裤褶。二十四人为一队，六人为列，执事十二人，赤帻，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黄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执戈，左执盾，其一人为唱帅，假面，皮衣，执棒；鼓、角各十，合为一队。队列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监所部；巫师二人，以逐恶鬼于禁中。

(《新唐书·礼乐志·第六》)

古傩面具

隋代：

汉代：

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年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为?，皆赤帻皂制，执大鼗(táo)。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以逐恶鬼于禁中。(《后汉书·礼仪志》)

先秦：

方相氏狂夫四人(《周礼·夏官》)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事难（傩），以索室驱疫。(《周礼·夏官》)

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赠恶梦。遂令始难（傩）。(《周礼·占梦》)

天子……命有司大傩旁磔(zhé)，出土牛，以送寒气。

(《礼记·月令》)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zuò)阶。(《论语·乡党》)

通过上述由今往古逆向追溯的跳跃式引述，读者不难看出中国傩文化在数千年长河中一脉相承的历史踪迹。有了这些确切的史料明证，再来进一步寻找傩的文化原型，也就有了比较可靠的根据和起点。

纵观古往今来有关傩的记载，可以发现它们大体上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是特定的时间——季冬、先腊、除夕或有不祥（如恶梦）之时；其次是特定的逐除对象——鬼、疫、祟、恶梦、寒气等；再是特定的中介——方相氏（或钟馗或掌坛师）；最后是特定的装扮——假面、熊皮、玄衣朱裳等。这几个基本特征早在《周礼·夏官》已有记载，并且从其后的发展来看几乎都没有超出这些范围，从中国传至朝鲜和日本等地的傩也大致包括了上述特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假定说《周礼·夏官》所描述的傩事象就是中国傩文化的早期原型。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傩文化就起源于《周礼·夏官》所述的时代。在此之前，中国傩文化无疑还有一段十分漫长的孕育形成时期。我们不妨将《周礼·夏官》以前属于孕育形成阶段的傩称为中国傩文化的“前原型”，再以《周礼·夏官》为界，把其后的诸多发展演化现象称为“变型”。这样我们就从理论上获得了关于中国傩文化纵向演变上的一个基本框架：

方相氏

钟馗

中国傩文化的原型孕育于远古时代的鬼神崇拜，成形于夏、商、周三代的祭祀之礼，随后又逐步完善于由汉至唐的宫廷仪式和民风民俗之中，并在因时而异的不断自我调节、灵活演变的过程中一直传承于后世。历代有关“傩”的记述中尽管表面上显得千差百异，透过它们的内部却不难寻出与此“原型”的渊源关系。

究其要领，中国傩文化的这一“原型”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目的——驱逐鬼疫，祈福禳灾；其二，方式——假面扮神，击鼓大呼；其三，中介——方相氏（率若干助手）；其四，时间——季冬、腊月等；其五，地点——不定（或以人的居所为主）。

魍魉——牛头

魍魉——马面

傩堂戏——包公面具

傩堂戏面具

《周礼》

《礼记》

关于方相氏，在古代有关“傩”的记载中提得最多。在一定意义上几乎成了“傩”的别称。《周礼》原型中，明确标明方相氏就是掌行傩礼的职官。国傩也罢，天子傩也罢，都须经由方相氏的主持操办才得以实行。关于“方相氏”的确切所指，学者们提出过许许多多的考证。汉代的郑玄认为其相当于“放想”，主要是指一种可畏怖之貌。有的认为方相氏不过是军队编制内地位不高的“贱者之职”。而有人则认为方相氏即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大神蚩尤。撇开这些考证的分歧不论，作为傩文化中的一个中心人物方相氏实质上是一个沟通人神两界的中介。从《周礼》原型可以看到，方相氏不仅掌管傩事，而且亲自参与并主持指挥整个傩的进行。他本人“蒙熊皮、黄金四目”，即蒙面化装，手执利器，还率领若干助手，齐心协力，驱逐恶怪。也就是说，在傩的进行中，方相氏既是世俗间的主持人、领袖，同时又是通过特定改装变化而成的神界的象征，即神灵附体的化身和代表。这一点在整个傩文化传统中可谓至关重要。正因为借助方相氏中介，人神两界才得以沟通，若没有此中介，强大于人的鬼怪不会自动消除，而强大于鬼的神灵也不会降临俗世、施助于人。

《后汉书》

关于时间和地点方面。先秦时期的傩文化原型在时间分布上大体依一年之中的春、夏、秋、冬四时而行，并且各时之傩都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比较之下，在季春（三月）、仲秋（八月）和季冬（十二月）三时所举行的傩较为重要。此三时的作用分别是：“以毕春气”、“以达秋气”和“以送寒气”。其中又以年终季冬之傩为大，因为“此时强阴既盛，年岁已终，阴若不去，凶邪恐来岁更为人害”。（《礼记·月令》孔颖达疏，下简称《礼记》）。先秦傩文化原型传至汉代，经由汉代文人的注释注解，遂以年终之傩为主并影响后世，逐渐形成了汉以后在时间上相对集中于冬季岁末的普遍格式。此外，在地点选择方面，早期傩以室内为主兼及室外，由内到外，循迹而行。这个“迹”既是鬼祟疫怪由显到隐、由兴到衰的踪迹，又是方相氏率众奋力追逐、与鬼相斗的行程，并是神灵降至，助人抗争的超凡越俗的通道。这一特点在经过完善的汉代方相氏形象中得到了充分展现。其时，方相氏等人先是在宫廷内蒙面化装、歌舞鼓乐，高唱驱赶恶鬼的神歌咒语，然后又手持火炬送疫出门（端门），门外则有五营骑士骑马相传，一直将火炬投入洛水之中才告结束。（《后汉书·礼仪志》）这种傩事活动，场面宏大，参加者众多，每次举行，从朝廷到市井，从城内到城外，几乎成了全民参与的盛大活动。据张衡的描述，汉时岁末大傩规模惊人，有“子万童”之称。宋时更盛，时间在一年之末，腊月二十四（小节夜）到三十日（大节夜），仅装驱鬼之神者就达千余人之多。并且傩之所用面具，仅桂林一地就以八百枚为一副，其中“老少妍陋无一相似”。（陆游《老学庵笔记》）这样的场面，这样的规模，恐怕只有西方古代的酒神节能够与之比拟了。

陆游

《九歌·九皇太一》

以上我们分析了主要以《周礼·夏官》中的描述为代表的中国傩文化原型及其特征。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这样的分析绝不意味着中国傩文化仅有黄河流域（中原）单一源头和《周礼》所述的以“傩”字标记现象的单一样式。应当指出，在中原以外还有许许多多与《周礼》傩之原型相类似的现象，在各民族文化传统中都有外象相异内核相同的请神逐鬼活动，并且相互影响，彼此兼容。比如被记录进入中原史料之中的楚文化产物《九歌》乃至已被如今许多学者不断关注的所谓北方民族的“萨满文化”等等，我们认为，傩文化是一个普遍概念，它既包括史料所明确记载的一切“傩”事活动，又涵盖着所有符合请神逐鬼、祈福禳灾这样一些基本特征的广泛现象。因此在这里，“原型”的含义不但带着时间上的成熟标志，还在类别上包括着“典型”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以《周礼》原型为代表，指称着与之在时间序列和空间分布彼此相关的众多现象。这些现象在“请神逐鬼”这一点上被统称为傩，或傩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