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研究结构

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结构

在第二节中，提出了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如何阅读经典”这一问题的三个子问题，即经典是如何被阅读的？经典应当被如何阅读？经典如何对理论作出启迪？本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就将按照这样的框架依次展开，这可以归纳为解释、重释和启示三个部分。

首先是“解释”，即梳理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著作已经进行的解读。

作为“唯一得到认可的经典之作”，《战争史》不仅得到最多的关注，或许也受到最多的误读。“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仍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获得裨益”，⁽²⁷⁾但众多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以不同的目的而得出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修昔底德的《战争史》是如何流传至今并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引发他们的兴趣的？为什么这部历史著作会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经典之作？研究者如何阐释《战争史》并运用相应的观点来理解现实？这些都是在这一部分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是“重释”，即对修昔底德的著作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解读。

这是本书最为重要的部分。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些重要主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的主要关注角度——出发，对《战争史》提出自己的理解。所要探求的问题在于：修昔底德是如何回答国际关系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他的回答又具有怎样的历史特殊性？如前所述，将以《战争史》的原典为基础，结合公认的高质量译本，对修昔底德作出尽可能合其原意的阐释。当然，这也不可能是最真实的理解。《战争史》的文本流传至今，不论在古典学界还是在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其他学科，都没有也不会出现“标准”的解释，而是向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识读方法所开放。经典如山峦，每个人在阅读时都必然具有自己的立足点和视野，从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书所能做的，只是摒弃偏见、避免人云亦云，真切地记下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所能看到的景致。

最后是“启示”，即思考《战争史》与其他经典能为当代理论带来何种创见。

这一部分可以具体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在对《战争史》作出解读之后，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这部在两千多年之前完成的著作能否对理解当代国际关系提供启迪？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又当如何来应用《战争史》？其二，从对修昔底德的阐释中，我们即使不能总结出某种通则，又能否归纳出某些经验，为国际关系理论家阅读经典提供借鉴，也为批判性地理解西方学者对经典的利用提供帮助？其三，鉴于国内学者在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过程中，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东方的传统思想，我们在研究了《战争史》以及其他西方经典如何进入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之后，可否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议，使中国的理论家从西方学界的尝试中获得经验、汲取教训？希望这最后一部分的工作，虽然是本书的终结之处，却可以是未来的起始之点。

【注释】

(1)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2)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 L.Pfalzgraff，Jr.）还强调，同期对外交史和国际法的研究都只“关注特定事例（case-specific）”，还担当不起“理论”之名。Robert L.Pfalzgraff，J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trospect and Prospect”，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0，No.1，Jan. 1974，pp.28—9.

(3)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International Relations，Apr. 1962，p.35.

(4)Arnold Wolfers and Laurence Martin eds.，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in Foreign Affairs Readings from Thomas More to Woodrow Wils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ix.

(5)例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在2002年和2004年开设过一门名为“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研究生课程，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课程的主要目标之一，是研究这些被广泛引用的经典文献“是如何在当前的著作中被简单化和错误论述的”。参见http://political-science.uchicago.edu/courses/courses-faculty.shtml。

(6)Kenneth W.Thompson，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 Chris Brown，Terry Nardin and Nicolas Rengger 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Political Thought：Texts from the Ancient Greeks to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2002.

(7) Edward Hallett 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New York：Harper ＆Row，1964，p.63； Hans J.Morgenthau and Kenneth W.Thompson，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5，pp.3—4； Robert G.Gilpin，“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2，Spring 1984.

(8)Harald Kleinschmidt，The Nemesis of Power：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London：Reaktion Books，2000，p.16；［挪］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9)如参见Beate Jahn ed.，Class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9—14页。

(10)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ume 7，Oxford：Clarendon Press，1933，p.30；Ernest Klein，A Comprehensive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Volume II，Amsterdam，New York：Elsevier，1967，p.488.

(11)如法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学者热努万（Pierre Renouvin）主编的《国际关系史》即以中世纪为开端。Pierre Renouvin éd.，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Paris：Hachette，1953—1958.

(12)汉语“国际关系”与西方语言的不对应性，某些西方学者也有所关注，尽管有时他们的解读略显牵强。如克莱因施米特认为，汉语的“国际”一词并不是指“国家之间的关系”（relations among nations），而是指“跨越国家边界的关系”（relations“across the edge of the country”）；由此，“欧洲的国际理论传统演化成了一种思想的复合体，它构成了群体之间的明确关系（explicit relations among groups）；而东亚和东南亚的人们则往往强调他们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空间维度（spatial dimension）”。Harald Kleinschmidt，The Nemesis of Power：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p.7. 实质上，汉语中的“际”不仅有空间含义，也有时间含义，同时还表示抽象的“之间”。

(13)参见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2—3页。

(14)例如，“理论是对法则的解释”这一论断，即来自于科学哲学家纳戈尔（Ernest Nagel）。［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页。

(15)如参见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ume 11，p.278； Paul Robert，Dictionnaire alphabétique et analog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les mots et les associations d’idées，Volume 6，Paris：Société du Nouveau Littré，1964，p.282； Giacomo Devoto，Vocabolario Illustrato della Lingua Italiana，Volume 2，Milano：Selezione dal Reader’s Digest，1967，p.1311。

(16)限于篇幅，这里无法更多地作出论述。但其中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例如，同样是战争带来了对国家（城邦）最高地位的质疑，为何公元前4世纪的战争，尤其是马其顿战争没有带来希腊社会对城邦间关系的系统研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

(17)这一名称借自法国历史社会学者拉梅尔（Frédéric Ramel）的著作标题。Frédéric Ramel，Les Fondateurs Oubliés：Durkheim，Simmel，Weber，Mauss et l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6.

(18)Beate Jahn，“Class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ntext，”in Beate Jahn ed.，Class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p.1—2.

(19)Edward Keene，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 and Malden，MA：Polity Press，2005，p.vi.

(20)如参见拙作《第一次论战中现实主义者的误读及其学科意义》，《国际论坛》2005年第4期。

(21)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学，而是指其原本的含义。

(22)Beate Jahn，“Class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ntext，”in Beate Jahn ed.，Classical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6.

(23)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pp.47-8.

(24)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完整性问题，亦可参见Jacqueline de Romilly，Thucydide et L’Impérialism Athénien，Paris：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1947，pp.9—15。

(25)关于修昔底德生平和著作手稿的介绍，参见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Book II (edited by J.S.Ruste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3，28—32；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C.F.Smith)，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9，pp.vii—xxiii； Thucydides，History II (edited wit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P.J.Rhodes)，Wiltshire：ARIS ＆ PHILLIPS Ltd.，1988，pp.1—2，17—18；J.Enoch Powell，“The Archetype of Thucydides，”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2，No.2 1938；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本》，《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26)在此感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系（Classics Depart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副教授帕帕兹达卡达斯（Nikolaos Papazakardas）在原典和英、法、意译本的选择以及古希腊语学习上对笔者进行的指导。

(27)［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