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史”或“思想史”的正名

第一节　“国际关系理论史”或“思想史”的正名

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其实正是围绕着该名词的两个部分——即“国际关系”和“理论”——所展开的，前者涉及学科的对象（本体），后者关乎认知的形式（方法）。

凡是通论国际关系的专著或教材，几乎都会在导言中就这一词语的含义作出探讨。迄今为止共有多少种关于“国际关系”的定义，这或许已无法查证。但这些繁杂的定义终究不能脱离最基本的字面意思，即“国”（national）、“际”（inter）和“关系”（relations）——包括法语和意大利语也都使用相似的词语：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与relazioni internazionali。无疑，国际关系这一概念与国家（nation、nazione，等等）紧密相连，国家即使不是国际关系中唯一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行为体。然而从其字义即可知，nation一词是指民族国家。这个词虽然来自拉丁语nationem，但其语源是“出生、种族、人民”，直到近代语言中才有了现在的形式和含义。⁽¹⁰⁾也就是说，不论是该词本身还是其指涉对象，nation都是近代历史的产物。严格来看，international relations应当始于nation成型的中世纪，固化于主权国家体系确立的17世纪，⁽¹¹⁾因此西方学者在对古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有时也倾向于采用“interstate relations”这样比较“中性”的词语。关于这一点，政治学则有所不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源头古希腊时代，就已出现了ἡ πολιτική——“政治学”一词，并在西方语言中沿用至今（英语的politics，法语的politique，意大利语的politica等），它所研究的内容同当代的政治学虽非完全等同，但也一脉相承。不过，“国际关系”在西方语言中遇到的问题，在汉语中也许并不存在。“国”不仅是一个古老的字，而且具有丰富甚至颇为模糊的含义，它可以指现代主权国家，也可以指历史上的中央帝国，其本意则是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如《说文》：“国，邦也”；《周礼注疏》卷三十一疏：“邦国谓周之千七百七十三国也”。因此在汉语中，“国际关系”可以粗略地指历史上几乎所有近似于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或社会实体之间的互动状态。⁽¹²⁾

至于什么是“理论”，学界则更是缺乏共识。⁽¹³⁾例如，对于行为主义学者来说，“传统主义”学说可能根本无法称作理论，至少不是科学的理论。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对“理论”进行的经典分析，或许是国际关系研究者所最常引用的。不过他的研究受到科学哲学的深厚影响，⁽¹⁴⁾对于“理论”的界定未免过于严苛。通过查阅各种语言词典可以发现，不论理论、theory、théorie或teoria，这些词语虽然都有多种含义，但通常都包含这样两个要素：它描述的是特定领域的原则；它是对事实系统化的概括和抽象。⁽¹⁵⁾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诞生，首先需要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的出现，不可能早于中世纪。其次，学术界还必须对这一领域进行系统的研究，形成一系列概念和原理。我认为，从近代国际关系起始直至20世纪初的数百年间，虽然不乏对国家间关系的研究和思考，但还未出现关于这一领域的系统化知识，即理论。这一现象或许同古希腊时代罕有关于城邦间关系的论说一样，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内，国家（城邦）在人们的观念中都属于人类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从而涉及国际（城邦间）关系的思想，都以国家（城邦）为中心，而不是以之为单位。所以，对国际（城邦间）关系的研究，只能是政治学——即对国家（城邦）的研究——的附属品，而无法成为独立的学术领域并产生自己的理论。⁽¹⁶⁾

综上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史，似应认为起始于20世纪初为宜，即伴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设置而出现。在此之前对于国家间关系的研究，或许可以视为理论的“史前史”。我们不妨以含义较为宽泛的“思想（thought，pensée，pensiero）史”来通称理论史及其“史前史”。不过，虽然在汉语里，“国际关系思想史”的提法是妥当的，但在西方语言中，如上所述，“国际关系”却至多只能涵盖中世纪以来的历史。然而，我们目前尚无法找到一个确切的词语，能够指称历史上一切相似的政治或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因此，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或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ought仍是比较合理的英文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