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在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四　法律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托马斯·潘恩在美国革命时期被广为阅读的《常识》里曾经写道：“在美利坚，法律是王。”^【134】19世纪上半叶，亚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美国的民主》里也曾指出，法律的语言在美国成了“乡音”，“法律的精神”渗入了美国“社会的心胸”，结果最终使“全体人民都染上了法官的习惯和品位”。^【135】即便在被传统看法认定是充满暴力和目无法纪的19世纪西部边疆，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菲力普·里德的开拓性研究也表明，这种看法和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大多数移民不仅有法律头脑，而且照法律行事，他们把法律看作是西进成功所需要的社会和谐与凝聚力的重要保障。^【136】显然，在一个如此崇尚法治的国度里，法律在其19世纪的经济发展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课题。事实上，自美国法律史的一代宗师詹姆斯·威拉德·赫斯特在1950年代提出“释放能量”说的宏论以来，^【137】美国几代法律史学家在这个课题上已作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他们对赫斯特就19世纪美国法律工具主义功能所作的论述和他的整个法律史学观既有继承和发展，也有批评、补充和修正。在此，笔者谨试图对赫斯特及其修正者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就法律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进行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梳理，最后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国内史学界对这个重大历史课题应有的注意，更希望专攻美国史的青年学子能从中意识到，在美国法律史的研究领域里还有很多新大陆正等待着它们各自的哥伦布。

19世纪是美国在经济上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历史时期。这个昔日大英帝国重商主义的边远前哨，从一个农商经济和“岛式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世界强国。它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774年到1909年间增加了约175倍，平均年增长率为3.9％。后来固然有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超过了这一数字，但美国经济能以如此速度增长达135年之久则世所罕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其工业生产总值更是早已跃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水平如果不是世界之最，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138】美国经济如此引人注目的变化固然要归因于这个国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人口的迅速增长、科学技术的应用、组织管理方面的改良以及人们的创业精神等多种因素，但国家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许多历史研究已经表明，所谓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个自由放任的国度的说法只不过是神话，国家在当时并不仅仅是个消极的守夜人，而且是个积极的参与者。法律在经济发展中之所以举足轻重，就是因为它不仅为私人经济活动，也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设定了规范，即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可以说既提供了渠道，也施加了限制。具体到19世纪美国法律在推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赫斯特认为它主要体现在当时美国人运用法律的两大准则上: （1）保护和促进个人创造性能量的释放，（2）动员社区资源以帮助形成给人以更多自由的环境。^【139】前者对私人经济活动直接产生了影响，后者则是通过代表联邦、州和地方等不同层次社区的政府机制创造和控制有利于私人经济活动的环境。赫斯特承认，这种以释放私人经济能量为宗旨的法律实践固然为促进美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同时也对市场平衡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而且对公共利益和社会成本关注不够。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法律才在这方面作了重大调整，不仅谋求市场权力的平衡，而且瞩目于社区的一体性。应该说，赫斯特有关19世纪美国法律经济功能的基本观点至今仍然能给人以极其丰富的启迪，使我们有登高望远的感觉。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赫斯特之后的美国法律史学家们在他注意不够的领域里也有不少独到的建树。例如，莫顿·霍维茨提出了19世纪美国法律的在经济利益分配上的阶级倾向性问题，哈里·沙伊伯强调了美国法律不仅关心私人既定权利，而且注重对公共权利的保护，卡洛尔·罗斯和格雷戈里·亚历山大探讨了有关财产的双重法律观在美国的历史发展，威廉·诺瓦克指出了从人民福利出发的政府监管在内战前的美国几乎无所不在，并就19世纪美国法律发展的总体趋势及其在世纪之交发生的重大变化提出了新的看法。只有站在赫斯特这位美国法律史学界的巨人的肩上，并吸取随后几代美国法律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才有可能对19世纪美国法律与经济的关系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并对它的历史性演变作一个初步鸟瞰。不过我们同时也会发现，这些学者的研究还远远未能画上一个句号，也许历史学领域里根本就没有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