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失落的精神回应

三、价值观失落的精神回应

历史表明，邪教往往产生于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以来，被解放的生产力使共和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对社会心理和民族意识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的认知、情感、意志、动机等个体心理活动也随之改变。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都面临重组和完善，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也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复杂，多种利益群体并存。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活动也就不同，并导致社会价值取向层次上的多样化。层次多样化的价值观念难免相互冲撞、相互摩擦。变革与转型孕育着生机和创造力，也经历着社会蜕变中的破坏性失范。在社会转型期，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主规范文化逐渐丧失其权威性，而在建立中的新主规范文化又不够明确和完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体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淡化和冲击。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乘虚而入，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感、信任感大为削弱，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社会关系的功利化、冷漠化，公众心态中普遍存在着无力感，思想观念处于无所适从的状况，心理免疫功能下降。主规范文化失范，使部分群众失去了过去作为精神支柱的信仰，特别是那些对主规范文化持怀疑态度并保持一定距离或受主规范文化影响较浅的社会个体，信仰处于茫然的无归宿状态，为邪教理论的潜入留下了精神空间，容易受邪教组织的蛊惑。而那些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弱势群体更加剧了其心理不平衡和疑惑，进而产生相当沉重的压抑感和仇视心理。孤寂、焦虑、失望的情绪得不到排解和释放，特别是某些现实的希冀受挫以后，更加渴望寻求一种满足感情交流和自我安慰的精神家园，以填补心灵的“空白”。价值观念的断层和社会精神的困惑，驱使人们开始寻求世界观、价值观和文化模式的重新构建，而转型期社会心态的疏导远远滞后于人们的期待，这就给邪教组织得以兜售他们那套歪理邪说提供了潜在的受众市场。邪教组织的头目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宣称现在的文明是坏的，道德是堕落的，社会是邪恶的。并说这种情况哪个宗教也救不了，哪个政府也管不了，哪一门科学也解决不了，只有加入他们的组织，才能解决人们的身心烦恼，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通过“修心性”，促使人们“上层次”。为了蛊惑人心，把他们宣扬的“天国”描绘成一幅诱人的图景，并提出一些社会道德构建主张，以俘获人们迷茫和无助的心灵。“法轮功”提出的“真、善、忍”，对有道德重建需求的受骗群众误以为找到了新的价值体系和生存意义，入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修炼，进而可以达到“功德圆满”。对于邪教组织的一般成员来说，许多是出于寻求心理平衡和安慰，有的是为寻找人生价值而非理性地向邪教组织倾斜的，还有的是由于精神焦虑而进行的一种超常的心理体验。究其原因，则是主规范文化的负效应，是现行主规范文化忽视个人人文关怀，是社会成员对不良文化麻木和宽容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