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理性下的资源安全制度创新研究

循环经济理性下的资源安全制度创新研究

循环经济，是指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而建立的，最大限度地利用废弃物，最小限度地利用天然资源，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球环境负荷的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作为一场变革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一个明确的导向系统与一个可靠的支撑系统。需要明确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指明其方向，需要可靠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统一其行为。法律因其自身固有的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应当并且能够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理念支撑与价值引导，为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制度建构与行为规范。

一、《循环经济促进法》保障下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图景

在高消耗、高生产、高消费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引导下，经济与环境资源压力同步增长，在GDP增大的同时环境资源压力也变得更大了，GDP的增长一方面依赖资源投入总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伴随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与资源过度的消耗，而环境容量是稀缺的，资源也是稀缺的。（注：本文“资源”仅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即仅指自然资源或某种程度上指与自然资源、污染排放有关的环境容量等，而不涉及其他社会资源型态。）近几十年来，作为一种替代传统工业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循环经济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得到很大发展，而且亦日益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关注并开始移植的发展模式。基于法律保障的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实现，“不过就是在遵从经济规律前提下，稀缺资源与功能实现相互博弈的结果。”^[1]

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视角考察自工业化运动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建立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同步增长的基础上，即所谓的强物质化阶段。而在导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后，人类将有望告别传统的现代化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可持续发展时代，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的相对分离，即减物质化阶段。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现现代化发展从强物质化模式向减物质化模式的转变。（注：增长是物质规模的数量型扩张，发展则是社会福利的质量型增加。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只围绕一条主线——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就是物质的极大掘取与消耗，即强物质化阶段。在节约型社会理念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引导下，更强调的是经济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人民福利的持续稳定提高，即从强物质化向减物质化阶段过渡^[2]。）

在当下中国，循环经济已经作为一种法律控制的行为模式与制度规范确定下来。因此，在循环经济促进法的框架内，从以下三个方面达致中国的减物质化模式转变，基于循环经济构筑中国经济社会的理想发展图景。

第一，配置产业结构的循环经济化。基于循环经济的产业结构是对传统经济产业的目标导向、技术管理、制度文化、标准衡量等方面的改造、变革和升级，通过量变而达到质变后，形成区别于传统经济产业形态的新的产业系统。循环经济产业以协调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最终达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内涵上包括了“以维护和改善环境、促进资源再生为目的的第零产业、进行废物无害化处理和排放的第四产业”，^[3]以及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产业结构体系，完善循环经济的关键环节，推动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第零产业的主要目标是再生资源的维护和生产，通过“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投入，科学合理地维护和促进森林、草原等生物圈中的生产者再生，恢复并提高自然环境的生产力；充分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能源，逐步形成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接替能力。”^[4]第四产业的主要目标是废弃物的再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发展第四产业，拉长产业链，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生产责任者延伸制度使企业强化对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和无害化。而对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来说，就是要进行生态化改造，实现循环生产，特别注意提升服务业的产业结构比重与循环化水平。

第二，实现区域循环经济的合理化建设。要将企业、产业间循环经济发展放大为区域间、全国性的循环经济蓝图。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而城市化的弊病也是现代化的樊篱之一。我国正在进行小城镇建设与加快城市化的改造，节约型社会是此项行为的理念指引与制度规范，而循环经济则是其手段与过程控制的工具。建设紧凑的城市区域和大都市带，能够相对有效地节约土地资源与空间资源，实现产业有序、集中与循环，实现产业集群效应与循环目标。在集中的城市区域与广大的农业生产区域实现良性互动与人民福祉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生态消费理念指引与循环经济的微观实现。“生态消费是一种生态化的消费模式，是既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符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5]个人、家庭消费方式直接决定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效应与能力限度，在产业层次与区域层次成功的循环经济可能会被非循环型的消费方式所屏蔽。生态消费是对消费活动或消费行为中的秩序追求，通过对消费活动中消费行为的秩序规范，保障消费活动的有序展开，从而实现消费活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生态消费就是循环经济在消费领域的应用，而循环经济则能够保障消费的生态化。

总之，从产业结构到区域分布再到微观消费行为，在《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保障下，各行为主体以其权利义务为基点，实现循环经济的秩序与社会福利水平的共赢，构筑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想图景。

二、基于资源稀缺性视角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型分析

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社会经济发展都依赖于资源的持续有效供给与合理开发利用。然而资源是有限的、是稀缺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得人类迅速地破坏了其生存的环境与资源遭到了比以往更快速度的耗竭，成为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为了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保证经济发展持续为人类谋取福利，必须基于资源稀缺性来研究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此即为循环经济。

（一）资源稀缺性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

自然资源通常是自然生成物，其供给无法由人类控制，或者人类增加自然资源供给的能力相对于需求的规模来说微不足道，这就决定了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因此自然资源稀缺性主要是指由于自然资源存量的绝对稀缺与需求不断增加导致的相对稀缺。由于自然资源是经亿万年地球历史沉积而成，对于今天的人类而言，其存量具有绝对的稀缺性；而就相对稀缺而言，则可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于资源同种功能的使有者之间的竞争导致的稀缺。由于资源具有非排他性与竞争性，一个行为主体对某种资源的使用并不能阻止其他行为主体以同种或不同方式的使用，并且由于“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6]随着人口的增加，加入到资源竞争的行列构成了资源相对性稀缺的主要原因；第二，由于资源具有多种功能用途，或称为功能属性，行为主体对某种资源的利用实际上利用某一种或某几种功能用途，这就导致了诸种功能属性之间的衡量评价与冲突取舍。对于某种价值的偏好就构成了该种价值的稀缺效用。比如，对于渔民来说，清洁的水域能为其带来生产的收益，而对于沿岸的居民来说，清洁的水域则为其提供健康的保证，对于对更广泛的人类来说，清洁的水域不但保证了健康，还提供了美感需求。因此，资源稀缺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基础。

同样道理，资源稀缺也是发展循环经济的理论依据。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主动回收再利用为特征，依托于科技进步，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运行状态；是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从全局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而提出的新概念、新理论。简言之，“循环经济是资源循环利用为核心内涵的经济形态。”^[7]由于资源的稀缺与可循环，循环经济的发展才有可能，同时，循环经济发展为在资源的稀缺条件下，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与出路。理论上的论证已为西方国家现实成功的循环经济发展所证实，在中国城市化与重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在中国资源尤其稀缺的现实面前，发展循环经济就尤为紧迫。

面对资源稀缺的客观现实，理性的人们找到了循环经济作为其出口，“在这‘下一个经济’中，实际上每一种产品、工艺、服务都将有全新的设计和新的构成……使产品更好，而使用的资源、能量和功率更小……无论所采取的改良方法是什么，目的都是一样的，用更少的东西生产出更多的东西。”^[8]也就是说，生产模式必须从劳动生产率向资源生产率转变。（注：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三种效率，即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资源生产率。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倾向于从可获取的资本和劳动力中获取最大利润，使资本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最大化。自工业化以来，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都有几十倍的提高，而资源生产率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在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经济增长要求从注重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等传统效率转向注重资源生产率或生态效率。一般用经济社会的发展（价值量）除以资源环境消耗（实物量）来表示资源生产率（生态效率）。）“设计和技术上的革命性飞跃，改变了工业本身。用于生产率革命的投资，不仅会得到节约下来的资源的超期回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减少原始资本的投入。”^[9]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目标是提高资源生产率，即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来创造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循环经济考核的是整合性的生态社会系统指标，而非分离性的各项经济指标，它在从经济系统中的输入端、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输出端等三个环节的全过程中来提高总体的资源生产率。

（二）资源稀缺性与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型分析

图1　发展循环经济与社会福利的曲线变化

在图1中，横坐标表示社会福利水平，纵坐标表示资源利用水平。W₁曲线是发展循环经济之前，社会福利水平变化与资源利用关系的曲线变化趋势，W₂曲线是发展循环经济之后，社会福利水平变化与资源利用关系的曲线变化趋势。很明显，在发展循环经济之前，随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资源利用量也随之增加，提高的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社会福利的提高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前提与代价的。循环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的同时，而资源利用量却在下降，提高的是资源生产率，只有在此种发展模式下，才能达到生态良好、社会和谐和人民富裕的美好愿景。

但是，“经济学是一门把人类行为作为目的与可以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科学。”^[10]是一门研究选择性的科学，当某种行为有利于现在有效需求的状况下，这种行为是否可以无限制的放大，经济学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各行为主体都会在博弈中达到比较的均衡状态，从而形成“帕累托最优”效果。量化的标志就是边际效应，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社会福利最大化。如图2所示。

在图2中，横坐标表示循环经济的发展水平，纵坐标表示资源利用水平，MC直线表示发展循环经济的边际成本，MB直线表示发展循环经济的边际收益，W曲线表示循环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水平的变化趋势。很明显，循环经济发展的越好，对原始资源的利用越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源生产率在提高。然而针对循环经济进行的技术革新与人力资源等各方面社会成本的投入在增加，继而形成的结果就是边际效益在减小，边际成本在增加。换句话说，随着循环经济的深入发展，其边际收益是下降的，而边际成本是上升的，无限制地延续此种状态，最终会使得社会总成本大于总收益，而循环经济则成了一件华丽的经济外表。在MC和MB的交汇点，MC＝MB，即P点为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此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因此，建构社会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即要进行最佳的制度设计，达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图2　循环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利用水平曲线分析

再者，各经济行为主体都努力使其私人成本最小化、私人收益最大化，如此，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间就存在一定的距离，其结果就是资源的浪费与非循环。循环经济发展就要激励私人促使其私人成本向社会成本靠拢，从而达到理想化的资源生产率。如图3所示。

在图3中，横坐标表示资源利用水平，纵坐标表示循环经济发展水平，MB直线表示私人边际收益，MSC直线表示社会边际成本，MPC直线表示私人边际成本。可见，最佳的资源生产率应该在P₁点，即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从而也使得如图2中所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非私人生产的P₂点，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恶化，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纠正这种偏差。

（三）资源稀缺条件下《循环经济促进法》法律秩序的功能实现

矫正利益失衡是环境法律的功能价值之一，同时，环境法律还承担着增进利益的实现的功能。《循环经济促进法》正是基于此两项环境法律功能而保障循环经济发展的。由于资源的稀缺与人类的需求增多，现实的困境促成了循环经济促进法的诞生，其使命便是矫正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利益失衡状态与保全保护环境资源，持续福利于人类。

图3　循环经济发展下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比较

《循环经济促进法》强调以循环发展模式替代传统的线性增长模式，表现为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和“生产——消费——再循环”的模式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最终达到以较小发展成本获取较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一般侧重于废物再生利用，而我国现在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能耗物耗过高，资源浪费严重，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的潜力很大，所以要特别重视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节约使用。因此，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发展循环经济应当在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和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按照减量化优先的原则实施。包括了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实行总量控制、建立和完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确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对耗能、耗水总量大的重点企业实行重点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能源统计制度和循环经济标准体系等基本管理制度。从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使用淘汰的设备、材料、产品或者技术、工艺，包装设计，工业企业用油，开采矿产资源，建筑设计、建设、施工等五个方面作出了减量化的要求。从各类产业园区，企业余热、余压的综合利用，废物的回收与利用，对再利用、再制造和翻新产品四个方面作出了再利用和资源化的规定。从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政府采购五个方面规定了激励措施。

生态文明演进的历史背景及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彰显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功能实现的需求。平衡利益，“促进‘体现社会正义的效益’，不仅有助于建立一个良好有序的社会结构，而且有助于平衡社会的利益系统，从而更好地推动法律秩序的功能实现。”^[11]从实行总量控制到减量化要求再到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循环经济模式，实现“利益冲突与对峙—利益平衡—利益和谐共生”的状态转变。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社会控制使其有可能为最大多数人做最多的事情。俗话说得好，我们大家都需要地球，我们大家都有谋求满足的许多愿望和要求。我们有那么多人，可是地球却只有一个。每一个人的愿望不断地和他邻人们的愿望互相冲突或重迭……这就有了一项使生活物资和满足生活在一个政治组织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要求的愿望的手段，在不能满足人们对它们的一切要求的情况下，至少尽可能做得好些……我们以为它意味着一种制度。我们以为它意味着那样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的安排，它能使生活物资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给以满足。”^[12]

三、资源安全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想制度构建

资源稀缺是客观现实的，而导致如今环境恶化与资源枯竭的却是人类的行为与制度安排的不理性及技术手段未能及时跟进所致。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现实下，不具有排他性的资源权属更是加剧了这一矛盾，基于循环经济发展与资源稀缺性的互动模型，从人们行为习惯、制度安排、技术创新等方面来探求资源安全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循环经济理念下基于资源安全的行为主体自救

哈特教授指出：人类任何行为的最终目标在于继续生存。因此，法律秩序必须包含足以对人、对财产及对承诺提供最低保障的法律规范。对于环境法律，尤其是循环经济促进法而言，所有的功能实现也必须建立在此最低保障的基础上，但这并不等于说为了满足生存不顾其他环境资源价值功能，舍此必将最终伤害人类自己。

长期以来，基于行为惯性，基于对自然与对自身的无知，资源安全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人们也懒得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先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西方国家大量掘取自然资源满足其高消费，继而是发展中国家步西方国家的后路；先是经济发达地区利用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给经济后发达地区造成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型开采，后是经济后发达地区自身进行污染与浪费。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物，其思想、行为和习惯是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大体来说，经历着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理性经济人到21世纪的理性社会人的转变。由于社会福利观念的*导与严格责任的约束，“发生了由个人主义的权利本位观向团体主义的社会本位观的转变，从而极具权利社会化之特征。”^[13]因此，由于生存的需要而导致的危害环境资源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受到了限制，人们必须走出环境资源的贫困而改变其行为习惯，在循环经济促进法的保障下理性地保全、保护、开发、利用资源，理性地循环利用资源，进行减量化与再利用和资源化，同时，理性适当消费。因为“在整个生态系统的背景中，人的完整是源自人与自然的交流，并由自然支撑的，因而这种完整要求自然相应地也保持一种完整。”^[14]走出惯性是困难的，是痛苦的，但走出惯性是唯一出路，是有希望的。

（二）制度创新与建构是资源安全的终极保障与激励条件

一项制度安排，“它必须用于下列一些目标：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15]同时，“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16]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既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的过程，人类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一个制度不断创新与不断完善的历史。在一种制度环境下人们之所以不断创新，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使其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激励。

循环经济促进法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诸多此种努力之一，通过循环生产、循环流通与循环消费，使资源的理性利用达到其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从而有效率地配置环境资源，从根本上消除环境外部负效应问题，避免因环境外部负效应而发生的市场失灵，促进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17]立足中国现实，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其制度安排必须高度重视土地、能源、水以及重要原材料的资源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为人民谋取福祉。其次，要以“体现社会正义的效益”的视野来配置资源产权制度，发挥市场的优化调节能力，产权明确，增加人们交往的可预期性，同时，交易费用的降低，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资源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最后，要考虑中国资源供给与资源需求之间的比例规模，尽可能地使循环经济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在环境经济社会的承载力范围内，提高资源生产率。

（三）技术创新是资源安全保障的途径与关键

技术创新是不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内在动因。环境资源友善技术是我国循环经济建设的关键，尤其是依靠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或系统及经此类技术改进和升级后的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等技术群，对相关产业部门的正向、侧向、反向作用，并通过资源节约、充分利用及“废弃物”循环利用，实现资源—经济—环境的“循环”转变的发展模式^[18]。

在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引导下，其高生产、高消费的技术选择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加速了资源的消耗与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形成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技术，必须对传统经济发展的技术选择进行反思，通过对传统物质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减少环境污染，同时在生产过程中要依靠先进技术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延伸产业或产品链，延伸生产者责任，达到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通过技术创新，扩大资源基础存量，缓解资源稀缺压力，以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切实提高社会整体效益为目标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克服自然资源稀缺给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根本性阻碍，最终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效益的协调。

四、结语

多元利益的整合促进了文明的演进，调整利益的新旧规则之间往往存在着累积和承继的关系，而法律机制的运作在相关利益主体间存在着冲突与协调。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容量日益稀缺的今天，《循环经济促进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里程碑式立法，通过建构循环经济与资源稀缺性的互动模型，通过理念型塑以引导行为主体意识与行为习惯的转变；通过制度创新与产权效率配置来激励和保护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生产率；通过“技术范式”的变革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缓解资源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状态下人们生存的压力，保障资源安全，达致基于资源稀缺条件下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轨道。

［本文载于《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5期，合作者杜健勋］

【注释】

[1]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

[2]诸大建，黄晓芬.循环经济与中国发展的C模式［J］.环境保护，2005（9）：28-39.

[3]王奇.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创新［J］.中国发展，2001（1）：28-32.

[4]余星涤.论循环经济的理论体系及产业结构的完善［J］.资源与产业，2006（1）：93-97.

[5]秦鹏.生态消费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0.

[6]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68.

[7]陈德敏.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是资源的循环利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2）：12-15.

[8]保罗·霍肯.商业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宣言［M］.夏善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73.

[9]保罗·霍肯，等.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M］.王乃粒，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14.

[10]梁小民.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5.

[1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3.

[12]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董世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4-35.

[13]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52.

[14]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32.

[15]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陈昕//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71.

[16]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陈昕//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71.

[17]R.H.科斯.企业的性质［A］.陈昕.论生产的制度结构［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26-127.

[18]沈金生.中国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论［D］.成都：四川大学.2007：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