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的传播特性

电视是现代电子科技高度发展的产物，正是由于技术支撑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的形成，使它有着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传播特性。杰克·伦敦说：“广播和电视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它非常及时，通过它，你可以耳闻目睹。电视观众实际上成了参与者。广播和电视为新闻提供了报纸不能企及的新天地。”[1]只有认清并把握了电视的特性，我们才能树立起电视的观念，按照电视观念，而非电影观念、报纸观念、广播观念来指导进行电视实践，真正使电视能“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电视的传播特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传播速度无极限

电视以无线电波为传播载体，它的速度几乎和光速一样快，每秒钟就可以绕地球七圈半。从传播技术上来说，它能将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件同时传递到地球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种迅捷的传播速度，使电视具有印刷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传播优势，只有广播能与之相提并论。电视的这种传播优势是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20世纪70年代电子采录技术(即ENG)的使用与普及，使电视摆脱了电影胶片拍摄的复杂程序以及早期电视摄像设备采录分家的不便，做到了事发现场拍摄，同步录音，及时传送。如果事件很重要，老百姓很关心，还可以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使事件的发生和观众的接受同时进行，完全消弭了事件发生和接受之间的时间差，最大限度地展现了电视这种威力无比的速度优势。2015年9月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受到世界瞩目，多国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吸引了不同地区数十亿观众在同一时间观赏这场最庄严肃穆、气势恢宏的大阅兵仪式，真是咫尺天涯成一家了。古人期待的“大同世界”在电视荧屏前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现实。由于现场直播能最好地展现电视传播的速度优势和魅力，随着卫星通信的发达和直播报道设备的便携化，这种形式现在越来越多地被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所采用。比如，中央电视台对2008年四川特大地震灾害和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2014年马来西亚航班失踪事件以及2015年的大阅兵等，都进行了长时段大容量甚至几乎是全天候的现场直播，充分发挥了电视传播迅捷的优势，在与网络等新媒体的竞赛中拔得头筹，获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同时，现场直播这种方式也越来越常规化，不仅仅局限于在重大新闻事件报道的使用中。也许有一天，电视真的能做到如同真人秀节目那样，把我们这个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同步呈现在你面前的屏幕上。今天正在兴起的网络直播已经展现了这种可能性。

二、传播时空无障碍

加拿大传播学者英尼斯曾经将历史上的媒介分为两种，一种是时间媒介，以石头、铁器等为代表。这种类型的媒介因为体积巨，重量大，不便输送和传递，但它们容易保存很长的时间而不被毁坏，在时间上的延续性非常强。我们对过去历史文化的认知很多就来源于通过考古发现的这些时间媒介。另一种与之相反，是空间媒介，以羊皮、纸张为代表。这种类型的媒介体积小，重量轻，携带和传递都很方便，因此能较为快捷地传播到更遥远和广阔的空间中去，使更多的人能获知信息。而作为现代电子传媒集大成者的电视，在时空方面全面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媒介形式，达到了传播时空无障碍的境地。尺幅荧屏上能在短时间内呈现出远近不同的事件信息，使分割在天涯海角的人们能在同一时间会聚在一起进行信息交流，分享观点。目前电视新闻中广泛使用的多视窗形式就是这一特性最直接的展现。凤凰卫视的《凤凰全球连线》可以邀请全球任何一个人参与节目，让观众能在最精简的时间里接触到对事件最广泛的意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实现了麦克卢汉曾经设想的“地球村”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这个电子时代重新回到了人际传播的某些层面上，使我们有机会“再部落化”，成为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关系紧密的“部落人”。

三、传播手段综合化

不同的传播媒介，往往会对某一种传播手段，或者说是传播符号比较依赖。印刷媒体依赖的是抽象的文字，广播媒体依赖的是遥远的声音，而到了电视，则将声音、画面融为一体，形成视听兼备的双通道传播。人在面对现实世界的时候，他的感官体验是多元平衡的。当我们看到一朵玫瑰花的时候，我们不但看到了玫瑰花鲜艳的颜色、美丽的花形、漂亮的花瓣，我们也看到了衬托着玫瑰的绿叶、尖刺，同时我们还会闻到玫瑰花的香味，听到人们对它的赞美，想起玫瑰花所代表的美丽幸福的爱情等等。这是一种全息式的认知。但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只能在某一方面模拟、延展人的感官，而电视则可以将人的感官中最重要的视觉和听觉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声画统一的传播形态，使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处于感官相对平衡的状态，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和这种视听双通道相联系的是电视在传递符号信息的时候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文字、图片、声音，也有形象、色彩、动作等等。施拉姆说：“非语言的符号(图像)，他们携带的信息常常是不需要任何语言来表达，一幅画就是一种完整的传播。”[2]电视新闻正可以通过对事物直观的真实记录，传递出形状、立体、明暗、色彩等直观视觉图像，通过观众大脑对这些视觉形象的接受解读，还可以传递出质感、量感、力感、动感以及听觉、味觉、触觉等多方面的信息。通过这种多种传播手段的综合运用，可以形成信息的多元交叉传播，为我们分析、判断事物提供可靠的依据。在中央电视台香港回归的直播报道中，我们看到末代总督彭定康在离开香港总督府的时候脸上无奈而又恋恋不舍的表情，看到了他的车队绕着总督府缓缓开行；而在政权交接仪式上，中国领导人和仪仗队意气昂扬，而英国皇室成员在英国国旗降下来的时候不免黯然神伤。这些都在电视里被清晰地传递给了观众，甚至根本都不需要任何解说。

另外，电视还可以运用特殊的技术手段来强化信息传递的效果，比如利用定格、慢动作等技巧对画面进行重新处理，以此来调动观众的感情。在《“挑战者号”升空爆炸》的新闻里，编辑在处理这一人类探索外层空间的历史性灾难的时候，用慢镜头将航天飞机在空中爆炸的短短几十秒时间拉长呈现在观众面前，使我们受到了强烈的震撼。电视还可以通过字幕增加新闻报道的信息量或者扩大新闻信息的接受面。这现在已经在新闻报道中成为了一种常规性手段使用了。比如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等在日常新闻报道中就在屏幕下方用文字字幕不断播报最新的还来不及播报的信息，或者是反复播出重要新闻的信息，便于观众接受。有些省市台甚至开发了利用字幕进行广告、受众参与或者是节目预告等功能。这其实也是电视在面临移动多媒体或者是互联网等的竞争时，不断想办法开发自己的传播优势所带来的结果。

四、传播方式多样化

美国社会学家拉斯维尔1948年提出了传播的“5W”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一模式揭开了传播研究的大幕，为传播学的形成立下了开山之功。但这一模式后来遭到人们批评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忽略了传播的反馈特征，只是一个线性的单向传播模式。其实，电视产生以前的大众传播，如报刊、广播等，由于受到媒介本身特性以及传播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反馈在很大程度都是缺失的，传播方式比较单一。但电视由于自身具有综合化的传播手段，再加上传播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技术支撑，使电视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了。这种多样化首先体现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相互交融。以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为例，该栏目以主持人与嘉宾的人际交流为主体，同时现场观众也间或参与到谈话之中。通过电视的传播，这种人际传播所特有的现场感、交流感与及时反馈特征很容易使电视观众进入谈话节目的氛围之中，产生与节目现场同在的心理感受，进而对节目内容产生亲切感和信任度，从而与节目的主人公发生情感和思想上的共鸣。电视新闻节目在传播新闻信息的时候，往往会邀请相关的专业人士或者当事人参加节目现场的讲述和讨论，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节目的纪实性和真实感，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强化电视传播的人际交流特征。这种多样化还体现在观众通过多种媒介手段对节目的参与性上面。一般而言，大众传播很难使受众更深入地参与到其中。报纸读者的参与一般只能通过信件或者电话，但方式和可能性都极为有限；广播只能通过电话的方式让听众参与节目的一般性过程。而电视观众不但可以亲自参与节目，成为节目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可以成为节目的主体，完成对节目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播出的《话说运河》就已经有意识地将观众的参与纳入节目生产的考虑中。该片实行边摄、边编、边播的方式，随时根据观众的反馈意见修正拍摄计划，使片子紧紧扣住观众最想知道的内容。同时，又在电视上开播《致观众》等栏目，把观众的意见反馈到屏幕上来，进一步激发观众的参与性，使该节目不断形成阶段性的参与高潮，结果两相推助，使该片的收视率达到了25%。另外，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北京奥运期间开播的互动谈话节目《我的今日之最》也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样的特征。该节目话题来自观众的提供，节目进程在主持人和嘉宾的讨论中展开，但影响讨论的主要因素是观众通过手机短信和网络平台即时发送的信息，甚至这些信息还可以直接引起现场主持人和嘉宾的辩论。另外，前面提到的多视窗技术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也能使观众与演播室之间的物理空间界限被消弭掉，如春节联欢晚会就多次使用两岸四地的连线方式来构成节目的整体，在其他现场直播类节目中这种频繁的多媒介手段交叉融合的方式也越来越密集和多样。

[1] 杰克·伦敦：《怎样当好新闻记者》，伍任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9页。

[2]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