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媒介涵化作用影响关系模型

第一节 既有媒介涵化作用影响关系模型

如前所述，以格伯纳小组对电视暴力行为信息涵化作用的研究结果为代表，以传统媒介为对象的涵化作用被提炼、归纳为相关事实信息的累计接收，对于个人社会现实认知的同化作用具体体现为以下影响关系，即媒介行为事实累计信息接收量与接收者相关社会现实认知判断和自我观念的相关关系。

一、传统媒介涵化作用影响关系模型

作为对于媒介历时传播的认知心理效果的研究，“涵化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该分析的延伸从全新的角度支持传统的理论对于媒介具有以下效果的信念：即媒介，特别是当时的代表媒介，电视具有塑造受众信念、想法，以及间接影响其行为的巨大能力。它以一系列的分析和问卷调查的结果来证实媒介信息的长时间接收对个人的认知心理影响，具体表现为相关行为动机，进行着潜移默化且坚韧有力的塑造和培养。

以格伯纳为代表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的传播学者，在对电视暴力的性质和功能的研究过程中，另辟蹊径，发现了观看电视时个人对于犯罪等暴力行为现实发生概率的认识存在着影响关系，进而导致与暴力行为现实发生概率相关的自我观念，如自我安全感等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这种影响是借由个人对于电视暴力行为信息长期持续的累计接收而产生的，也就是所有累计接收的信息内容作为整体实施的影响，即实际的影响因素水平为所有累计信息内容水平的总和，所以该效果是历时传播行为的结果，呈现出潜移默化、显而不彰的特点。格伯纳等研究者将这种影响称之为“涵化”，借用文化学中涵化一词包含的文化浸染意义，说明媒介通过一点点累积的传播体现特定社会文化经验事实信息，实现对于个人认知心理观念的渗透性影响过程。

也就是说，涵化理论具体揭示的媒介效果内容是：媒介借由长期持续的传播事实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相关的现实认知，进而影响与该现实相关的自我观念和行为决策。长期累积输入的信息内容中的哪些因素会影响效果水平，以及这种媒介对于个人认知的历时影响效果所反映的媒介与社会文化互动内容是涵化研究早期的主要内容。

（一）在涵化作用影响因素内容方面：以信息累计接收量作为主要影响因素

传统的涵化理论抓住了含有某一事实信息的电视节目的收视时间这一便于观察的影响因素，验证了它与现实概率判断和自我观念的关系。但是随着研究的精确化，信息累计接收量成为了涵化作用更加直接的信息影响因素。即使在引入了教育、种族等人口特征变量之后，信息累计接收量依然显现出重要的影响效果，随着信息接收量的增大，人口特征变量对于效果的影响越小。

而在具体的信息内容上，除去以上格伯纳小组研究的在犯罪主体下的暴力行为相关信息，也不断出现了其他涉及各类主题的行为事实的研究，如涉及政治主题下的选举行为、青少年成长主题下的青少年交往行为、婚恋态度主题下的夫妇冲突行为等都成为涵化学者研究的信息内容。这些具体信息涵化作用的量化研究结果也验证、拓展了信息累计接收量与相关现实概率判断和自我观念的影响关系，进而说明了媒介信息呈现的拟态现实对于个人认知现实的同化作用。

（二）在涵化作用效果内容方面：以现实发生概率判断和相关自我观念作为两级效果

为了说明媒介涵化作用对于接收者认知心理的影响内容结构，格伯纳和同事发展出表示涵化作用效果层级的两个概念：第一级信念（first－order beliefs）和第二级信念（second—order beliefs）。

第一级信念是指受众对相关行为事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生概率水平的判断，简称现实概率判断。而行为事实发生概率为某类行为事件在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普遍性量度，也是该类行为事件在判断者未来生活现实中发生的可能性量度。它基于该类行为事实发生的频率，即该类行为事实发生次数与行为事实发生机会总数的比率。发生机会就是该类行为事实发生的基础条件，或者说是可以出现该行为事实也可以不出现该行为事实的发生前提情况。比如投掷硬币后字面为落地正面的概率，即投掷硬币后落地正面为字面的普遍性，也是随机投掷硬币后落地字面为正面的可能性，其得值就是投掷落地后正面为字面的次数占所有投掷硬币的总数的比值，这里“投掷落地后正面为字面”为行为事件，而投掷硬币作为落地后正面为字面出现的前提条件，为行为事件发生机会。

又比如公益行为发生概率，即公益行为存在的普遍性的度量，也就是在未来出现需要具体公益行为发生的情况下[1]，该公益行为能够适时发生可能性的度量。这里的公益行为，如资助某位贫困生上学就是行为事件。而需要公益行为事实的情况，如某位贫困学生需要学费资助，就是该行为事件发生机会。所谓的公益行为发生概率就是实际发生的公益行为总数占需要公益行为出现的情况总量的比率。

表示公益行为事件的发生概率的公式定义如下：

P =

其中，P为公益行为发生概率；

N为需要公益行为发生的情况总数量，或者公益行为可能发生的机会总数量；

n为实际发生的公益行为总数量。

而某一行为事实作为社会行为现实的发生概率水平，根据该行为事实的内容构成可以分为行为普遍性和行为者普遍性两个维度。行为普遍性是指存在行为事件发生机会的情况下，该行为适时出现的行为现实数量占所有行为事件发生机会总体数量的比率，考察的是在行为事件发生机会存在的情况下，公益行为随机适时出现的可能性比率。行为者普遍性指，存在行为事件发生机会的情况下，实施该行为的社会成员占全社会成员的数量比率，考察的是在行为事件发生机会存在的情况下，公益行为者随机适时出现的可能性比率。行为和行为者一同构成行为事件，因此行为发生概率和行为者出现概率也作为两个维度，统一构成行为事实的发生概率。

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P为行为事实的发生概率；

P1为行为发生概率，P2为行为者出现概率；

n1为实际行为发生的数量，N1为行为发生机会总量，或者说行为可能发生情况总量；

n2为实际行为者出现的数量，N2为行为者出现机会总量，或者说潜在行为者总量，即社会成员数量。

以格伯纳的暴力行为事件为例，涵化作用效果的一级信念，即暴力行为现实概率判断，既是考察判断者主观认知中的暴力行为在社会现实中存在的普遍性、暴力行为的过往发生频率，也是考察判断者主观认知中暴力行为在判断者未来相似的生活情境中发生的可能性。以个人判断估计的暴力行为事件发生次数与暴力行为事件发生机会总数量的比率来表示，为暴力行为发生概率和暴力行为者发生概率判断之和，前者即估计行为发生次数与暴力行为事件发生机会总数量的比率，后者即估计行为实施者与目标总人口数量的比率。

第二级信念指的是基于以上行为现实概率判断结果推断而来的自我观念，就是接收者根据行为现实概率水平估计自己遇到可能发生行为事件的情况时，该行为事件最有可能的发生情境，之后根据自己在该行为情景中的可能性遭遇，得出与自我相关的感受、观念等认知推断结果。比如基于暴力行为现实概率判断的自我观念推断结果主要就是自我安全感，包括两个维度，即对陌生人的信任感、在陌生环境的恐惧感。

第二级信念是接收者在获得第一级信念之后联系自我进行认知推理而产生的认知心理效果。第一级信念指对社会现实本身的认知，第二级信念是由对社会现实认知而进一步得到的，对于处在这样的社会现实①中的自我的认知，或者说是对于自我与这样的社会现实之间互动关系的认知。第一级信念是第二级信念的认知推断基础，由特定的认知推断环节，将第一级信念体现的现实概率相关认知作为相关自我观念认知的形成依据。认知心理学的概率相关认知推断理论已经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因果影响关系，分别构成了涵化作用认知心理效果的两个层级。

二、传统媒介涵化作用影响关系模型的改进

（一）在涵化作用影响因素内容方面：引入其他影响变量

如前所述，对于传统涵化作用效果方面的研究推进，主要是通过引入新的影响因素，改进传统涵化作用效果影响关系模型。而这些新的影响因素的发掘，主要是基于对涵化作用内在心理机制的探索。依靠认知心理学的前沿成果和实际的质化探索，涵化作用实施所可能经过的信息加工路径也不断被清晰描述。本书由此发掘了新的对涵化作用效果产生影响的信息内容要素，新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信息内容具有的能够引发个人特别主观体验的属性。该影响因素就是信息的易获得性，它可以实际表现为三个具体的维度——信息生动性、信息显著性和信息新近性。

这个影响因素以及其实际维度的提出者是著名传播学学者——L． J．Shrum。他引入概率相关认知判断和不确定性推断心理理论来解释涵化作用的内在机制。由此描述累计接收的信息内容如何经过相关的信息处理过程，在特定的信息处理策略指导下发生涵化作用，影响最终的概率判断。进而，他归纳了个人接收信息内容中能够影响概率判断依据的信息处理策略①运行的相关属性和信息易获得性（accessibility），并诠释了这一抽象属性的实际表现维度——信息生动性和信息新近性。Shrum依据它们在涵化作用机制中的重要性，将它们结构性地纳入到既有的涵化作用影响关系模型之中，明确了电视涵化作用的影响因素的具体内容和系统结构。本节主要说明以上涵化作用影响关系的具体改进内容，而这些改进所具体依据的心理机制，将在本章第二部分（涵化作用内在心理机制）做详细的说明。

（二）在涵化作用效果内容方面：丰富效果内容、精确影响水平

在宏观效果层面，通过关注文化主题和信息内容的正面转向，开始挖掘涵化作用在媒介与社会文化良性互动上的贡献意义。比如通过探寻青少年社会交往行为信息涵化作用的效果，揭示电视在推进青少年社会化上的重要作用；还有，关于老年人独居生活的信息持续传播也有助于引发社会对于老龄人口生活状态的关注，宣扬社会的敬老爱老文化。还有一大部分研究围绕积极的政治输入行为，如参与投票、参与选举等信息涵化的研究，显示媒介通过这些积极政治行为信息的涵化作用，可以培养接收者积极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进而实现有效的政治社会化。

在微观效果层面，随着涵化理论研究的发展，以格伯纳小组为代表的涵化研究者开始在控制其他非媒介信息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探寻电视等媒介的涵化作用的确切效果。并由研究结论出发，形成了对于媒介涵化作用效果内容和影响关系水平的一些新的解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主流化效果和共鸣效应，用来分别解释在控制所在地区、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质因素和个人相似生活经历等直接经验因素情况下涵化作用影响关系水平发生的变化。

1．主流化效果

主流化概念作为涵化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关键性概念，对于涵化理论的贡献在于开启了引入控制变量的理论改进研究方向。涵化学者们开始探寻来自其他非媒介因素对于涵化作用效果关系的影响。当时很多批评者认为，比起媒介信息的持续输入，广泛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和个人因素才是塑造我们媒介使用的体验，进而影响着我们对社会现实认知的根本因素。而早期的涵化理论简单强调电视观看时间这一单一变量的认知影响效果，忽视了这些基础文化因素可能在媒介涵化影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为了回应赫希（Paul Hiresh）等批评者对涵化作用关系存在的质疑，也为了解释涵化作用的影响关系，在排除了人口特征变量等影响因素作用后发生的水平变化，格伯纳小组对早期涵化理论，相对简单地包含因果变量的线性模式进行了修正，开始将相关第三方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涵化作用效果的量化分析，这就更加丰富了涵化作用效果水平的影响关系模型，进而也把涵化作用效果内容的探究推向更加详细、全面的研究层面。他们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提出了“主流化（mainstreaming）”和“共鸣”等概念。

主流化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用于解释在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被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涵化作用效果的量化分析之后含有暴力行为的电视节目观看时间与接收者的暴力行为现实概率判断之间相关关系的减弱。也就是说，信息累计接收量产生的涵化效果水平，具有群体多样性，会依据受众群体的变化而变化。

这就提示我们，像本书这样针对单一社会群体进行媒介涵化作用效果的研究是正确且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因为研究样本的人口特征差异带来的涵化作用效果水平结论的误差，有针对性地描述媒介涵化作用对于某类社会群体的具体效果，而且有助于通过研究样本选择上的对于相关干扰变量的控制，增加研究结论的内在效度。

但是格伯纳小组仍然从另一个量化结论分析的角度，说明了涵化影响的显著性，即信息累计接收量会抵消由于人口特征因素造成的接收者相关认知判断和观念的差异。即信息累计接收量越多，这种涵化作用效果强度的跨群体差异会越小，不同人口特质接收者的涵化作用效果相关的认知心理越趋向一致。比如地区差别、意识形态差别以及社会经济差别对于重度收视观众在暴力犯罪行为相关认知上的影响要小得多。这种可以通过增加信息累计接收量减少跨群体间相关认知判断和自我观念差异的媒介信息累计传播效果，就是涵化作用的主流化效果，是对涵化作用效果在跨群体层面上的深入解释。这实际上从侧面强调了信息累计接收量对涵化认知效果的重要影响，也进一步揭示了涵化作用作为社会文化灌输渠道的重要作用，可以消除由人口差异造成的文化观念差异，实现跨群体间的文化同化，这从社会群体整体角度进一步说明了涵化作用具有的社会文化规范的普及能力。

主流化理论成为提升涵化作用宏观效果层次的重要转折点，它延伸了格伯纳早期单一媒体影响因素主导的效果观，同时将涵化作用的社会影响从对社会意识形态控制扩展到社会主流文化的渗透，对涵化作用社会意义的探讨更加深入。

2．共鸣效应

另一个概念“共鸣”，则是分析为什么涵化影响效果在具有某些属性的特殊群体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具体来说，就是不管收看包含相关信息的电视节目的时间是多少，当观众的真实生活经历、心理经验与之相吻合时，媒介的涵化作用效果就更明显。即媒介信息和现实经历在影响个人认知心理上形成了“共鸣”效应。这实际上是揭示了社会、个人相关经历、经验这一干扰变量对于涵化作用效果的影响。其本质是揭示个人生活经历、心理经验与行为事实信息相似性，即信息的自我联系性对涵化认知心理效果的影响。只是当时研究者未更加深入探究进而提炼出该信息影响因素。只是描述了相关经历、经验这一非媒介影响变量对于涵化作用效果水平的调节作用。所以，从本质上说，这一理论应该揭示的是新的涵化作用信息影响因素，即信息内容具有的引发接收者主观体验的属性。但是由于其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的局限性，该理论只是强调在加入其他非媒介影响因素之后，媒介涵化作用效果的变化。

综上，围绕着传统涵化作用效果影响关系模型的提出和改进，本书对于涵化作用效果内容方面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整合构建了媒介涵化作用影响关系模型（图1－1），虽然这个模型大多适用于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但是新媒介的相关涵化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影响关系模型在新媒介信息传播环境中的适用性。

图1－1 媒介涵化作用影响关系模型

该模型在涵化作用影响关系内容以及在涵化作用效果实现所依赖的内在心理机制上，为笔者建构微博客的涵化模式提供了基本前提和主导思路。本书将以此模型为基础，沿着该模型背后依据的涵化作用内在心理机制研究为路线，通过深入挖掘微博客独特信息环境中涵化作用的内在心理机制，引入新的信息影响因素，建构微博客的涵化作用效果影响关系模型。

同时，本书将以某一具体社会群体，即在校大学生、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这样有助于减少年龄等人口特征差异的干扰，以求获得更有针对性和更高内在效度的研究结论。但是鉴于教育程度与本书的主题（公益行为）的联系性，本书依然将教育程度作为干扰变量之一，在进行量化分析时进行相应的控制，以求更加精确地描述微博客涵化作用的影响关系。

[1] 比如某位贫困学生家庭困难，需要来自社会的学费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