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买卖人

一、从在汉口做木材买卖的湖南人唐千峰说起

汉口在16世纪的时候规模已经超过省城武昌，实际上成为湖北最大的城市。而且这座城市的性质与中国古代大多数城市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依靠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建立起来。而是由于两边临江——长江和汉水，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作为转运贸易中心而发展起来。汉口据说有360种商品，具有“八大行业”：粮食、食盐、茶叶、油料、中药材、皮毛、棉花以及来自广东、福建的种种杂货。另外，汉口港外的鹦鹉洲还是18—19世纪中国最大的竹子与木材市场。在汉口，形成了清帝国最为繁忙的五条贸易路线的交汇口，按照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梳理，他们围绕着汉口顺时针方向排列为：沿着湘江河谷贯穿湖南，转陆路到达广州；沿着长江顺游而上；沿汉水顺流而上，转陆路到达陕西、山西、蒙古以及西伯利亚；经陆路至河北河南；最后是所有商路中最繁忙的一条，沿长江而下，至江南和上海。因此，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成了近四分之三的中国本部各种货物、各色人等以及各种信息传递到东北方向的帝国首都和下达到帝国最重要的商业区——长江三角洲去的交通枢纽。”^[40]生活于17—18世纪之交的学者潘耒作诗说汉口“北货南珍藏作窟，吴商蜀客到如家”。也有外国游人这样形容18—19世纪的汉口，“汉口的主要大街足有30英尺宽，可沿街两旁被无数的货摊和铺台占用了，剩下的地方就像伦敦桥的人行道一样拥挤；除了步行者，有乘轿子的，偶尔也有坐在手推车上的和骑马的。”^[41]汉口是如此的繁华，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卖人。

就是这样一座商业城市，而不是其他城市，成为伪奏稿的传播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商贩将伪稿带到汉口，从汉口他们又将伪稿带往全国各地。在汉口，在城镇，陌生不再成为人们交流的隔阂。这里充满了陌生人，人们之间需要共同的语言来交谈。山西泾阳县卖毡货的客商王万顺，从江西南昌广润门隆顺号店内带来奏稿，与素不相识的山西交城县买卖人张廉夫同住于一个汉口商行内，同乡身份可能拉近两个人的关系，朝廷奏折则很可能是两人可以交谈的媒介，王万顺将稿子传给张廉夫，也传给了一个叫李朝选的山西人，他们都将奏稿的新闻传往山西。^[42]同是山西人的刘泽异，则得自湖北汉口开行的郭元章。^[43]也是经由汉口，浙江乌程人陈起明将奏稿传到四川。^[44]湖南京山县人李万益、在汉口购书的四川黔江县医生王廷槐，都从汉口抄得伪稿回乡。^[45]江南商人周孝修、法尧文在汉口贸易，在其寓所内，同乡高求读伪稿与他听，后法尧文雇船前往湖南城歩县，伪稿旋即在湖南传播。^[46]来自河南孟县的布商将伪稿传给了同在汉口贸易的郭长年，陕西人黄景如与张含英也来到汉口，他们都是生意人，郭长年将伪稿新闻传给他们。依循郭长年这条线索，伪稿又辗转传至湖北荆州、四川等地。^[47]福建人亦曾出现在汉口，永定县客人陈庚林、陈守先在一个烟行内贸易，得稿后传回至本县县民陈绍锦之手^[48]……

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春天，湖南人唐千峰就在汉口林子行行内贸易。同在该行贸易的江南上元县人严右箴给唐千峰看了一则重要新闻，关于名臣孙嘉淦给皇帝上的一道奏章，之后唐千峰回湖南，就把这则重要新闻带回了家。^[49]

唐千峰带回去的奏稿不知是如何辗转，又传给了湖南阮陵县人唐见中。唐见中住在浦市杨家巷，与监生曾惟及交好。六月里，曾去唐家做客，看到桌上放有孙嘉淦奏折，随即带走了稿子。看来监生是觉得稿子所说的新闻重大，带到了买卖人康乐凤那里观看讨论，康乐凤店里人来人往，稿子一到了店铺里，消息就四散开去。朝廷后来顺藤摸瓜，知道这个稿子又落到了在汉口做生意的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人张元灿的手里。张元灿是开杂货店铺的，买卖人与买卖人的递相传递看起来就是那么顺理成章。来张元灿店里的周子龙广货店伙计、同是金溪县人的张德茂，又将张元灿店的奏稿带到了周子龙店里，正好遇到周子龙的堂兄、在四川秀山县平块地方开店的江西高安县人周乐盛来作客，将伪稿带到了西部中国。^[50]

那个开店的周子龙不仅仅将稿子传给了堂兄，湖南沅州府麻阳县龙老晚辗转通过黄继武、郑步武、张应周一系列的环节也从周子龙处得稿，龙老晚在乾隆十六年四月传给了他的族伯、麻阳县贡生龙韬（亦作龙乾惕）。这个龙乾惕是伪稿案内的一大重犯，不仅仅因为他的名字取义“朝乾夕惕”犯了皇帝的忌讳，更是由于他的传抄行为与别人不同。依参奏的湖南巡抚范时绶的话来说，其罪行“仅照大逆不首之条拟以满流，未足蔽辜”。^[51]

龙乾惕有功名，可算是一个士绅。他在贵州思州府生员黄之銮家教书。思州府地方接壤湖南，乃五方杂处之地。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内，黄之銮宴请龙氏父子，邀请表伯武生甘廷试、生员陈英璋，吏员甘模、土官黄卷，黄卷之兄黄之锦，还有不知身份的何峼、黄之铨两人陪饮。龙在席间声言带有新闻奏稿，不料黄之銮回说已看过了，乾惕当即索要核对。黄之銮将从生员陈英璋那里得来的奏稿拿出，给众人传阅。龙乾惕发现，黄之銮的稿子中有朱批“著孙嘉淦随驾南巡，有不是礼处，著再具奏”，而自己的却没有，随即将批语抄在自己的奏稿上。

这个龙乾惕对于朝廷中事有特别的兴趣，事发之后，贵州巡抚开泰在龙乾惕家中还搜出捏造康熙年间伪诏一份，已故监生李丰叩阍鸣冤状稿一纸。因为龙乾惕收集了这些伪书逆言，又擅加朱批，因此罪加一等，后被凌迟处死。^[52]宴席之间，甘廷试、土官黄卷亦各抄得一张回家。^[53]这份署名孙嘉淦的奏稿再次通过宴席散播开去。

二、汉口天源行与志远堂的买卖人

这重重网络中，朝廷指认了一条“主线”，它在汉口出现的时间早于唐千峰出现在汉口林子的时间。大约是在十六年正月里，在汉口的志远堂人参铺，店主江西旌德县人江华章，接到堂弟江起袍（即江锦章）从江西寄来的家书。

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几个在汉口做生意的江西人，鄂赣之间的渊源本就颇为丰富。早在宋元时期，江西人移居湖广就已成风气，明清时期土地与人口的紧张关系，又促使江西人源源不断地向相对地广人稀的湖广地区迁移。当然，江西赋繁役重更是促成“江西填湖广”潮流的直接原因。而江西的这些流动人口不仅仅是“地域的变迁，而且是职业的变迁”。有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也有继续从商的。江西从商之风很甚，方志远研究称，江西人向湖北的迁移使得湖北的从商之风也大盛。^[54]

汉口与江西之间既有历史渊源，往来交通亦是极为频繁。汉口的江西人江华章叔侄接到家书，由侄子江逢镈拆封，内有伪稿一纸，江华章与堂弟江起保一起看，并读与众人听，江华章和儿子江逢鈵当时并未抄录，在汉口天源行药材铺管账的江南徽州府人江舜五来铺串门，听到伪稿内容就抄去一纸。江起保也抄了一纸。随后，志远堂人参铺内有重要新闻的消息旋即传开，一个叫谭凌云的人闻知后赶来借看。天源堂主人、江西临江府清江县千岁庄人陈俊臣、在江舜五走后亦来铺探望，向江起保借看，随后就将稿子携回天源行内。

寄信的江锦章，在江西清江县开天一堂人参店，他从致和布店辜尔照处所抄。辜尔照的稿子乃罗尔高之子罗步曾所给，罗步曾是一个卖帽的生意人，据说他“手捧帽货，随路随卖，并无定所”，在长沙、湘潭以及“小南京”湖南洪江沿路叫卖。^[55]罗步曾于十五年八月在罗嘉年书室得稿，罗嘉年的稿子则来自堂伯、同是江西人的罗绍文。

罗绍文亦是在江西赣城开帽店的生意人，朝廷追查伪稿案之时，罗绍文已死，据他行内的雇工人万仁汤回忆，罗绍文在乾隆十五年五六月从罗兴木油行内得稿。当时罗绍文和万仁汤至江南贩卖帽子、布匹，住在江宁省城水西门游国礼帽行内。六月，罗绍文往镇江府，与纬行以及恒茂号梭布店做成生意。七月初回到江宁住在游国礼帽行内。游国礼帽行内以后虽然也出现过伪稿（据说是乾隆十六年七月内有叫傅万长的人从山东带来），但是根据朝廷的调查结果，罗绍文似乎并没有从游国礼帽行内传阅奏稿。罗绍文从江宁回江西省城，歇在罗兴木油行内。罗绍文所传抄的稿子，就是此时从开油行的罗兴木处得到的。罗兴木从郭明玉铺子里抄来稿子，据郭明玉事后供明，是他从王献有米行得来的。当时郭在米行内，看到吴朝廷、傅英尚、李君玉、吴锦堂聚在一起同看一个稿子，就问是什么新闻，吴锦堂说是孙嘉淦大人的奏稿，叫他自己看，郭明玉就带着稿子回家，之后就被罗兴木拿去了。^[56]王献有的稿子则又要追溯到江宁杨贤章的酒店了。

在汉口，陈俊臣将稿子带回店里，对客人和伙计们说有孙大人的奏稿，他还来不及细看，就被天源行管账先生、江南人金汝政要去。金汝政要稿子的情形，店内伙计徽州府人江侣五、临江府人刘仲容都是一同看见的。^[57]金汝政喜欢收藏各种“悖言邪说”。事发之后，负责查抄伪稿的官员在金汝政的住处搜出了一本叫《推背图》的旧书和一张孔明碑文。《推背图》据说是从安徽叫黄邦易的人那里得来的^[58]；而孔明碑文则于乾隆十三年得到，江西买卖人杨万年往四川贩货回到汉口天源行内，晚上与金汝政吃酒，说四川灌县被水冲出一块孔明碑文，杨万年将碑文念给金汝政听，金汝政照抄了一张^[59]。他将孙嘉淦奏折抄在《推背图》的背面，所有收集来的异端邪说都汇集到了一起。

此时，有往滇省贩铜的江西人左羹陶，从汉口贩布到贵州的江西安福县监生朱步兰，还有一个江西人阳道灿，都同在陈俊臣店中。左羹陶向金汝政讨看新闻希望抄一张。得到稿子后，左羹陶将稿子夹在账簿中，一时有事不曾抄出，随后就将原稿携往云南。^[60]

左羹陶、朱布兰和阳道灿兵分两路，布客商朱步兰去往贵州，传稿给了六合行行户彭洪范，后者又辗转传抄多人。^[61]左羹陶、阳道灿则去往云南，在贩货途中传给流寓在云南的同乡朱醒庵，朱醒庵则传于云南信丰行伙计朱殿一，朱殿一又将稿给了在店内贸易的四川客民饶子美，饶子美之稿又被来串门的一个叫唐宽的四川人所借去。唐宽和伙计郝彭祖、陈涛，跟着老板、同是四川人的客商谭永福，来云南五福行里卖黄连。唐宽带回奏稿，郝彭祖用草纸抄下后，把原稿还给信丰行。当时，谭永福害了病，留唐宽、郝彭祖在信丰行继续卖黄连，与陈涛先回四川，同时也带走了郝彭祖所抄的奏稿。走至贵州安顺府普定县，谭永福病势越发沉重，只能暂住在一家叫胡家店的客栈。这时谭永福发现奏稿因为被多人反复翻看而已揉破，就另行抄写了一份。也许关于奏稿的传言，人们已经闻听已久，此时从云南来的客人身上带有新奏稿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谭永福的奏稿马上被同住的候补守备彭朝贵要了去看。彭朝贵一经获稿，稿子即在当地候补守备的圈子内传开，候补守备张忠从彭处得稿，但他并不识字，拿与候补守备李全，李全得稿之后最终传到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提塘吴士周的手里，吴士周事后辩解，“只道是起奏过的本章，自然上报，不知道是讹传，故此抄禀。”^[62]镇远总兵官唐开中、下江营游击事务守备等均陆续收到吴士周禀帖，另有标、协、营共计收到五纸抄稿，看来吴士周确实大范围地将其作为新闻通过他们一贯的信息传递渠道抄送，使各部周知。^[63]

吴士周将奏稿差送多人，均未引起反应。直到乾隆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送至千把总李秀林处，李秀林与别人的反应不同，他觉得稿中内容悖逆，且对奏稿的可信性存疑，随即一面报告至贵州古州镇总兵官宋爱，一面报告至贵州巡抚开泰。十六年七月初一晚间戌时，云贵总督硕色收到宋爱禀报，开泰则早在六月二十六日就收到了宋爱禀报，但是他却并未立即上奏皇帝。另一方面，云贵总督硕色只是略作考量之后，七月初二即密奏乾隆皇帝报告孙嘉淦伪稿内容。而开泰则在七月二十二日才缮折具奏有伪奏稿流传事。^[64]两人不同的反应时间，令他们在案发后的处境极为不同。无论如何，消息终于传到了皇帝耳中，长达两年的查抄伪奏稿的始作俑者的行动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