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与新型社会技术治理模式

杨露　王露露／译

德国城市研究所（Difu, Berlin）是一个主要由德国市政资助的智囊团，它于2014年3月举办了一场关于德国智慧城市发展前景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开展了一场关于智慧城市的前沿讨论，它对于德国城市来说还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研讨会期间，五个方面被确认为相关城市政策，这为智慧城市的概念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反响。它们分别是：①智能建筑，②智能移动，③智能服务，④智能政府和⑤智能能源／环境。

在所有领域中，笔者想聚焦于这个目前还没有获得太多关注度的领域：治理领域。尽管最近一些关于智慧城市的文献包括了对电子政务的提倡，但智能城市的实现对城市治理的影响还未被充分关注。笔者尤其想谈一下参与式感知和新形式的知识生成（感知城市），这两者都对我们如何思考智慧城市的治理方式产生影响。第二个问题是引进新型治理模式的可能性。智慧城市的概念表明新的治理模式与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自我协调或被间接控制的方式相似（即通过改变系统参数或环境）。传统概念上的治理（用德式表述方式即政治指导，Mayntz, 1933）被构想为是干涉式的，在分散系统中达到极限，因为这总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或是无法实现目标。这些分散系统的治理方式（或自我治理）最好用群体智慧或“治理群体”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描述。新的技术和这些技术装置的广泛推广和使用促进了这一方式。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将在两个具体语境背景下，来探讨智慧城市这一概念对于城市治理的意义。第一个是参与式感知（或以人为本）在城市规划中的运用。第二个是群体智慧在城市管理中的运用。这两个实例的说明将会给关于智慧城市的模糊讨论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在这两方面，新的通信模式似乎都对工作的完成方式产生了影响。城市管理过程中的群体智慧这一新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个例子是在城市里的周六下午，线下超市的顾客定价信息。数以千计的智能手机用户在网上提供具体货物的价格、特别供应信息到云数据中，或者商家提供降价意愿信息到云数据中，从而告知用户使得他能达到购买决策的最优化。用户数量（的巨大）提高了这一应用的影响力（规模效应）。

对城市规划和市政服务来说，情形又大不一样。智能手机的功能就好像毛细血管传感器，使得市政相关部门能够收集关于社会和城市环境状况的实时数据。这促进了服务之间的协调。例如，以温度数据和图片为基础的冬季服务，对坑槽或其他街道受损的检测，并且包括了对大气污染的控制和被称为暂时性热岛效应的检测，这种效应往往引发老年人的身体风险。从市政管理部门的角度而言，“参与式感知”是一个新的选择，来邀请公民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分享他们的看法。

笔者认为参与式感知创造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即验证知识的方法），它挑战目前存在的认识论，但解决了政治决策中众所周知的知识生成问题。关于群体智慧在城市治理中的前景，笔者将会以治理理论为基础给出一个预测。

所以，笔者的论文涉及治理、知识和参与。首先笔者将描述在经验背景下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这一现象，然后笔者将更多地在理论方面反映智慧城市实践的影响和后果。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移动设备的功能不断增多（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和不同应用的多样化（健康、环境、移动等），大量的数据（或用户生成的内容）可为个人终端用户和市政管理部门所用。因为这些数据实时有效，它有可能将决策和行动对应统一起来[1]。在一座城市或一个都市圈内，成千上万移动互联网设备同时使用并联结。在城市背景下这些应用程序为社会空间或场所提供行动的协调。例如，人们参加城市中的文化盛事并且通过智能手机交换他们的经历。它们提供给大多数人关于音乐会或其他活动的实时数据（这很无聊，振奋人心，很贵，被取消了，等等），人们或许了解到参观者的人数（是否拥挤），或是大致的氛围。这种运作方式需要用户提供信息。不过，GPS追踪器、噪声传感器或对话分析器的结合使得信息的预选广度得以产生，不需要用户的持续增加（见后文更多的例子）。

在城市中我们观察到这个新的通信模式的出现。智能手机的用户作为网络传感器的一部分，产生以地方为基础的实时信息，可供个人或团体直接或间接使用（当一个技术代理预选和订购信息时，Wooldridge和Jennings, 1995）。移动设备同样也安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电车、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并且有固定的通信中心（和服务器）作为补充。目前为止对于这种新的通信模式和它对城市治理的影响，我们的知识很有限。显然上述提到的通信模式为环境规划和城市规划（感知城市）的知识生成提供了新的选择，对于我们改变规划实践的创新变革的期望则非常高。随后笔者会总结Bernd Streich的假说，他致力于“知识社会的规划”，反映了新技术融入空间规划实践的意义（Streich, 2011）。他的估计相当乐观，但也许一个新的神话的塑造还需要实证检验。

下面对他的假说进行介绍：

（1）智能技术如智能手机将会扩展城市规划的所有方法。这些技术可以被每个人使用，并且一些自我规划将会在网络社区中出现，挑战法定规划。通过移动传感器产生数据目前对智能手机用户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基本标准（用户生成的内容），并且将会很快成为规划的标准。数据能够被定位，产生的这些内容能被每个人利用（这是普遍的）。每个参与的或对规划程序有兴趣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些数据。

（2）自下而上的原则将会替代目前仍然存在于城市规划中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并且将会引发对平面规划的新认识。思维方式的等级化通过去中心化和社交网络中自我组织的知识生产形式而受到挑战。智能技术和对社会沟通的需要将作为城市规划的风向标。

（3）虽然对于规划专家的需求依然存在，但家长式的城市规划的关联性和合法性将变得松懈。然而，他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行业角色模型。教父模式在规划界的长期衰落可追溯到工业化时期。规划者们的新角色将会是一种知识主张的传递者。以专业知识为基础，他们的工作将会是选择和评估信息。哪些信息是相关的？这些数据是否完整？

（4）以问题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将会被一种在线社交网络上的、以“云标签”驱动的规划所补充和替代。对于规划的传统理解与政策周期的方案非常相似，这种方案是一个线性的问题解决过程。尽管参与目前已经很普遍了，但公共机构和基于专业观点的规划者们仍然严重影响着公众对城市问题的感知。在未来互联网和智能感应器将在对社会问题的识别和各自的规划需求上有更大的关联性。我们将通过观察互联网论坛、博客或云标签发现城市问题。

（5）在这种通信模式的背景下，静态的组织化结构和机构将会被“流动化组织”所替代。“流动现代性”描述了一个一切处在运动中的世界，尤其是信息不断运动。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必须反省，目前已设立的规划机构是否仍然适用。其他学者也提出了建立一个超越机构的、新的公共规划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例如Thomas Sieverts。他主张一个克服传统公共规划机构障碍（被认为是死板的，不仅仅是因为公共行政责任的严格划分。参见关于后官僚机构的辩论，Iedema, 2003）的新规划。

（6）仍然以面对面的方式组织参与和讨论规划已经过时了，并且将一步步地被网络群体活动改变。规划者将扮演一个开放内容的协调者角色，与博客博主平起平坐。已建立的参与形式是过去工业时代的结果，不适合现代知识和网络社会。网络博客这种形式和它背后的社会环境，为人们提供了更丰富的知识，使得人们有兴趣讨论城市问题。在博客中，规划者和专家是平等的。

（7）长期性战略计划将会被实时性规划和“即时规划”所代替，因为社会网络的动态性是立刻行动的结果。公关规划、专家知识、自上而下的行动和对中长期空间发展的估计与新型实时城市规划形成鲜明对比。对于网络平台和城市发展在线模拟的使用将会加速规划进程和决策。

（8）演绎规划将会在归纳规划中找到补充，这是大众提供信息过程、“公民科学”活动和数据开放平台的结果。但是，这将制造出数量庞大的、弱化解释的数据。

（9）当然，对版权和数字安全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它或许与数据开放理念相矛盾。

Bernd Streich的假说发人深省，但有时更像是一厢情愿，并没有反映规划实践——至少是当下的实践。不论如何，这些假说使我们了解了未来新世界的规划和治理。Streich也帮助我们懂得对信息的管理是网络和知识社会的重要问题，这将影响政治决策的制定。这点将会在后面两个部分进行更详细的解释。

传统观点认为规划者处于知识生产的中心。像前文描述的那样，我们对智能通信的预期很高，认为它将会改变我们对于规划的理解，尤其是对与规划相关知识生成的理解。关于参与式感知的潜力和公民科学的发展的辩论不断增多，这让我们想起Frank Fischer在他的书中关于“地方知识政治”（Fischer, 2000）的内容。可以将参与和评议的方式看成对公平和民主决策的贡献。但这同时也为揭示知识提供了选择，使得问题解决上能够有所创新。除了获得可靠合理的决策，更大的收获尤其在于规划讨论总是将参与和期望结合起来，动员分散的社会知识，实现更有效率和合理的决策。规划者的角色从知识掌握者转变为多种知识形式的探寻者和组织生产者（Rydin, 2007: 55）。在这个意义上，参与被认为可以动员各种分散领域的知识。Frank Fischer为安排参与活动创造了“参与式探究”这一术语，例如论坛，旨在开放管理部门的认知边界和探索的公民经验和知识（Fischer, 2000: Ch.11）。参与式探究描述了创作和运用知识的许多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所遮蔽，没有完整清晰地表达出来（Fischer, 2000; Yearley, 2006）。实际上，许多参与式感知的实例提高了人们的期望，Fischer在书中写到这将更容易调动普通非专业公民的专业知识。

在描述作为传感器的手机应用时，参与式感知是个通用的概念。在手机和感应器中，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或社区利益自愿贡献感应器数据。其他在使用中的概念包括城市传感、参与城市生活、公民传感、以人为本的传感和社区传感（Delphine etc, 2011; Srivastava etc, 2006; Johnson etc, 2007）。

参与式感知背后的关键问题是为普通公民赋权，使他们通过智能手机去收集和分享周围环境的数据，以相对较低的成本生产大量的数据。本文将会提出许多来自移动领域、健康领域、事件管理领域、环境数据、安全和市场观察方面的具体例子（Delphine etc, 2011）。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雏形，由社区自发组织。

CarTel是一款运用于手机上的系统，它可以放在车上来收集相关交通信息（事故、堵车、警方管制等），并把它们分传给其他用户。许多商业应用（导航系统）使用GPS来收集关于交通情况的实时信息，回馈给驾驶者从而选择一个更好的路线计划。参与式感知的其他应用包括收集和分享关于城市空气质量、噪音污染、骑车经验等方面的信息，或线下超市的消费价格信息，以此来创造更多的透明度。

像BikeNet和Biketasti这类平台记录参与者的骑车经验，并且这些数据可以再次被规划者所使用，来决定交通规则和制定骑车路线。对于（自发的）骑车者来说，他们可以随时确定最好的路线，避免堵车和接触空气污染（Eisenman etc, 2007; Eisenman etc, 2009）。

BikeView提供数据显示和查询提交的入口。本图显示了汉诺威市和美国新罕布什尔市夏季工作日街道的二氧化碳分布图。

BikeNet系统的物理装置。安装在自行车地图上的编码传感器，它用于传感常规的BAN的传感类型。

图片来源：Eisenman etc, 2009

新技术使得使用者通过智能手机确定自己是否接触到了空气污染，并且这些数据也将会作为环境规划决策的基础。雾霾手表（Haze Watch）使用智能手机连接到外部的污染传感器，测量空气中一氧化碳、臭氧、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浓度。与气象站相比，智能手机或许收集到的精确信息较少，但是，它的固有移动性使得它可以监测到不可预知的事件（例如偶发性污染），这些事件固定站点很难监测到，更无法达到大面积的覆盖。同时，传感器的数量急剧增多，因此移动传感器通过提供较细致的内容，补充传统气象站所捕捉的静态环境数据。智能手机也能捕捉温度和风速（污染监测）。时间和空间测量数据上传给服务器来绘制地图，汇集所有参与者（提供的）信息，对大众开放。个人测量结果也可能会显示在参与者的智能手机上。市政规划部门可以用这些收集的和解释的信息来筹备关于街道建设和自行车道的（规划）决策。当然，长期监测已完成的措施所产生的影响，也可作为决策依据。

健康是另一个有前景的应用领域。HealthSense项目的目标是自动检测健康相关信息，目前的感应器技术还不能直接观察到这一点。MobAsthma监测哮喘病人的情况和他们接触污染中的程度（Kanjo etc, 2009）。峰值流量仪和污染传感器通过蓝牙连接到智能手机上，测量病人的空气吸入量、呼出量和空气中的颗粒物浓度。将这些测量加上病人的定位信息提供给专科医生和哮喘专家，来调查在哮喘发作和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除了诊断目的之外，MobAsthma可以在早期阶段检测出哮喘的发作并自动提醒远程医疗人员。另一个针对哮喘患者的例子是将哮喘雾化吸入器与智能手机用户相结合。这个装置可以探测吸入器使用频率并将数据回传给智能手机。信息被发送到中央服务器，GPS使得（对患者）定位成为可能。近距离高频率地使用哮喘喷雾器将会自动对其他风险患者产生警告信息，使得他们避免空气污染可能严重（至少是暂时）和可能导致危险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感知不只是一个通讯工具或者被动的信息传递，而是建立了一种实时网络效应。

这只是部分例子和实验性的项目，这些项目说明了城市传感的潜力。然而，这些例子同时也显示了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问题——一个本文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显然需要慎重的思考（Delphin等，2012）。不管怎样，目前为止以人为本或参与式感知为政策相关知识的生成创造了未知的可能性。

规划理论家Yvonne Rydin声称规划的目的是掌握多样化的知识（Rydin, 2007: 55）。在规划过程中，不同的知识主张，与规划过程的不同阶段，与未来可能关于知识的争论（即政治目标），以及如何达到这一未来阶段的因果知识相关联（即操作和贯彻），因此不同的知识主张是规划的固有组成部分。今天，谈论规划理论和实践中规划者应该利用城市中的各种知识来源实际上已是司空见惯。知识形式的制定被认为是规划实践这个日益重要的领域的一个组成元素（Holden, 2008）。尤其是在地方一级，知识资源随着治理中参与者角色的增多而增多。上文提到的所有参与式感知的运用，可能大大丰富不同性质的知识。

参与式知识生成（或使用Frank Fischer的概念参与式探究，2000）的普及也被专业知识的危机所驱动。在规划政策和环境政策上，专业知识已经失去了许多公信力，这或许暗示着一个更大范围的知识危机，因为做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在这样明晰的方式下已经不再有用，也无法在不增加财力和人力的情况下进行动员（Fischer, 2009; Davoudi, 2006; Saretzki, 2005）。这一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提出和讨论过，但现在又重新获得了关注（Saretzki, 2005: 348—352; Fischer, 2009; Rydin, 2007; Davoudi, 2006: 16）。规划决策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例如空气污染，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知识危机，而这危机可能被描述成混乱的因果关系，不确定的前景，信息匮乏，怀疑想象中的措施的有效性和分散的职责。

问题就是，参与式感知是会恶化这种情况，还是提供了解决之道。Rydin指出，过去数十年的规划讨论强调了开放竞技场和规划过程中的多种知识主张，但是就评测和最终认识这些主张上，提供的指导很少（Rydin, 2007: 58）。实际上，许多实例证明知识来源的多样性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知识过载并导致习惯性防御，即认知闭合，仅仅将注意力狭隘地集中于科学专家或已经建立起来的专业知识上。事实上，问题不在于知识的缺乏，而是目前有太多知识需要进入考虑范畴。在一个正在进行的当地气候政策项目中，我们来自城市规划和环境规划部门的采访伙伴已经证实了这一点（Zimmermann etc, 2014）。

在这个研究项目中，我们感兴趣的是，知识主张被测试和选择的方式。它们被选出后用来证明当地缓和适应气候的措施的合理性。在理论术语上，我们使用知识秩序或公民认识论这个概念（Jasanoff, 2005, 2011；参见Matthiesen, 2005; Holden, 2008; Zimmermann等，2014;Heinelt和Lamping, 2015；参见Knorr-Cetina, 1999）。正如Sheila Jasanoff所介绍的那样，公民认识论这个概念试图描述“客观的图景”如何被创作出来，认识的权威如何产生来证明政治决策的合理性；政治关联如何被创造出来，知识主张如何在地方政治竞争中被测试（Jasanoff, 2005）。她将公民认识论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中的成员通过组织化实践，测试和运用知识主张作为集体决策的基础。就像任何文化建立习俗那样，它为社会交往赋予了意义，因而我认为，现代技术文化应该发展一种隐形知识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评估主张的合理性和稳健性，进而探索生活秩序。不能通过评估测试的示范和争论将会被以不合法和不合理的理由驳回”（Jasanoff, 2005: 255）。

知识秩序（或公民认识论，笔者经常以类似的方式同时使用这两个概念）包括了通过证明可靠和确保客观来调节知识扩散和生产的所有社会约定（Weingart, 2003: 139）。知识秩序提供了一种划分权利的协商规则，将可用的知识从不相关的知识中整理出来，为知识主张整理合理主张（Weingart, 2003: 139; Strassheim, 2012）。知识秩序会采取具有竞争力的专家文化作为知识市场形式，但是它们也会以边界模糊的碎片化网络形式，或分层的组织体出现。因此，知识秩序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一个连贯和同质的知识排列形式。

这里有许多显性和隐形的方法验证知识（Jasanoff, 2011; Camic etc, 2011；参见金融分析师对知识秩序的有趣描述：Knorr-Cetina, 2011; Bryan etc, 2012）。当在科学家领域，同行评审过程占主导地位时，对市政管理部门来说，公信力很重要。在气候政策上，模拟认识论包含了一整套制度规则和步骤来确保客观性，获得公信力（Demerrit, 2001）。

我们将这一系列步骤作为知识秩序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社会安排的规则方面，强调调整知识的生成和传播。因此，知识秩序导致知识形式的差异，尤其表现在专家知识和非专家知识上（外行的或日常知识），相关知识和不相关知识上。知识秩序的步骤和规则导致这种知识形式之间界限的不稳定。

其次，不同形式的知识创造或证明过程不能随意应用，但能互相竞争。这意味着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突出的步骤或支配地位能得到确认。

以此为背景，感知城市和参与式感知尤其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公民认识论，它更加重视多元和分散的知识生产。规模，即传感器的广泛分布和实时数据的储备描述了这一认识论的特征，并使得各个程序分别对参与规划产生吸引力。感知认识论是整理相关和不相关问题的另一个机制，它还能被利益团体工具化和改变权利平衡（Rub和Strassheim, 2012）。因而目前来看，测试和最终认识主张的这个问题不属于参与式感知的一部分。参与式感知构成了创建证据的新方式，并将会更重视知识秩序情境中的外行人所提出的知识主张。但是，这可能无法缓解规划者对各种知识主张的努力调解。

除了新的知识生成模式外，新的通信模式也组成了新的治理模式。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操作通常会失败，或产生很微小的影响（Mayntz, 1993）。尤其是在分散的和多中心的系统中，控制力被打散，分等级的干预甚至会导致功能失调。因此，现代社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矛盾的境地：治理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或多或少都是很难完全掌控的（Mayntz和Scharpf, 1995）。这种困境的原因被描述得很多了。早在20世纪80年代Helmut Willke就指出了现代社会中治理的消极影响和可能存在的风险。他指出在分散化背景下治理社会系统的概念（1989: 58;1995）和他当前的关于“智慧治理”的出版物依旧遵循了这一思路线索。

然而，众所周知的治理概念是否还适用于分析和描述我们在智慧城市中发现的、多中心的社会技术系统的过程，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像前文介绍的那样，智慧城市的概念对复杂的和自组织的社会技术系统承诺了新型的治理模式。在智能传感网络中，这一点更是如此。在智能传感网络中，技术代理自主决策，也创造出新的协作问题（Rammert和Schulz-Schaeffer, 2002; Wooldridge和Jennings, 1995）。许多社会进程的加速加剧了这一问题（正如德国社会学家Hartmut Rosa描述的那样，Rosa, 2005），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各种过程同时发生的实时社会，但传统的指导和规划却是顺序式的（Weyer, 2011）。

因此在生物学、逻辑学、创新研究、工程学等不同学科都认同新的观点，此观点被群体智慧这个术语涵盖。群体智慧或许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对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的治理。群体是个自协调的系统，不需要中心干预，并且我们知道群体拥有相对较高的问题解决能力（Resnick, 1995）。当然，群体智慧总是大于个人智慧。越多终端用户的参与，群体效应就越明显。

因此，分散协调和自组织被作为两个替代性概念来讨论治理概念的建立。但是，自组织和群体行为不代表没有风险。尤其在城市背景下，我们或许会认为恐慌场面和快闪族会以悲剧结尾收场。[2]同样，交通拥挤和金融市场的崩溃说明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不总是同时实现（Bryan等，2012）。我们甚至想到了自我毁灭倾向。最后导致失调的自组织误入歧途，这不符合我们对于集体治理的期望标准。反射性治理需要我们运用群体自组织潜力，同时减少上述提到的风险。尤其是涉及利益的应用，这包括一个协调和预选数据的技术代理，它建议决策，或以数据为基础提供替代性选项（治理群众）。最近相关学科的论文指出，人类的智能交互和技术代理将会改善治理（Rammert和Schulz-Schaeffer, 2002; Wooldridge和Jennings, 1995）。哮喘病人的自我管理网站，汽车驾驶员或市民参观娱乐区域的例子都被描述在内。对于市政当局来说，自我治理能力和公民智慧如果能改善救援服务、安全问题、公共交通和社会移动，或是环境数据供应（噪音、空气质量），当局将会获益匪浅。不过，随之而来的是更加集中的治理模式，区别于水平的点对点（用户对用户）通信模式。

但是，在城市背景下，以算法和技术代理为基础的技术治理对社会群体所产生的影响仍是个正在研究的问题。对于群体自组织而言，数以千计的智能手机用户推动同步移动通信才是根本。社会技术通信系统中的交互不是连续式的而是同步的、高密度的。这导致的结果是活动者的行为能力和社会技术系统的表现力，目前还未被很好地理解。时间压力和实时通信可能会促成适应性行为，代价是长期战略性的规划和决策可能会逐步委托给技术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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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Zimmermann, K. (2009). "Changing Governance-Evolving Knowledge-Scapes. How we might think of a planning relevant politics of local knowledge", DISP special issue Coevolution of Space and Knowledge and Milieu, 56—66.

【通讯作者】Karsten Zimmermann：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空间规划系教授。

[1]　参见“实时社会”的概念：Weyer, 2011。

[2]　德国杜伊斯堡2011年爱的大游行这个例子是个恰当的案例。一场数以千计的人群引起的恐慌导致了21人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