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发明文字的来源

汉字的产生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汉字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人发明的？对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最为流行的是“仓颉造字”说。

（一）“仓颉造字”

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广泛流传。《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书中都认为仓颉创造了文字。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认为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还有的史籍，如《论衡》中说仓颉长着四只眼睛，“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

但是，对于一种独立发展又有相当久远历史的文字来讲，它是不可能由一个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明的。在原始社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极为低下，文字的产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任何人都无法经历如此之长的过程，所以，仓颉造字之说是不可信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早期文字成于众人之手，而非一人独创。中国的早期文字，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有许多异体字。也就是说，同一个字有几种甚至十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是仓颉一个人发明，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和别人制造这么多麻烦？荀子就曾经认为，古时候，创造文字的人很多，文字是众人发明的，而仓颉的名字为什么单独流传下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些整理文字的工作。也就是说，在仓颉以前，文字已经产生，不过当时的文字还在初期阶段，殊体异形，没有定制，而仓颉的功劳正在于对这种形体不一的文字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工作，因此他的名字世代被人们称颂。

从“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这一说法，我们还可以分析出，文字记录与古代的史官关系密切。至于仓颉的活动范围，现在，在山东寿光，河南开封，河北南乐，陕西长安和白水等地都有仓颉墓、仓颉庙和仓颉造字台等遗迹。其中以陕西白水县的仓颉庙规模最大，长安县的仓颉造字台保存尚好。尽管这些古迹都是后人根据传说附会后造出来的，但是也从另一侧面说明，造字活动波及地域之广，以及人们对文字发明者的崇敬。

仓颉本人曾被人们神化。《论衡》说仓颉长四只眼睛，《淮南子》中说仓颉造字时天上下小米，夜里鬼哭泣。这种想象虽离奇荒诞，但其中却孕育着深刻的含义。人都只有两只眼睛，而仓颉却比普通人多生了一对眼睛，无怪乎他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辨鸟兽之迹，见常人之所不见，造出文字来。仓颉造出文字后，人的能力空前提高。人们利用这位比常人多一双眼睛的仓颉的发明，不仅能看到千百里之外发生的事，而且能够看到千百年前发生的事。这岂不是给世人也多添了一对神奇的眼睛吗？至于“天雨粟，鬼夜哭”，则是对文字威力的形象化赞歌。文字的发明，使千百万人的经验得以流传，也使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魑魅魍魉无所逃其形，无处隐其身。在文书上、历史上，永远记录他们的劣迹、罪恶，鬼怎能不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流泪哭泣呢？

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仓颉造字当作史实，也不能把它当作迷信简单地完全摒弃，而应把它看作对现实事物所作的非现实的反映。这反映了人民对发明文字的祖先的无限景仰和钦佩，也表达了对文字产生及其价值的高度评价。把发明文字的功劳归于仓颉，正像说伏羲发明畜牧、后羿发明弓箭、神农后稷发明种植、夏禹的父亲鲧发明筑城一样，并不是在他们之前没有这些活动和成果，而是后人将祖先的创造力人格化，赋予一身，这些传奇才如此神奇动人、流传不断。

（二）文字产生的基础

我们认为文字的产生，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必须有两个基础：语言和实物。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字。文字依附于语言而存在，是记录和传播语言的工具，这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道理。

人们也曾用实物来传递信息、表达感情。这种方式的特点是直观，不用旁人多加解释。据古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古代波斯人曾接到北方斯西德人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只鸟、一只老鼠、一只青蛙和五支箭。这封信表达的意思是：波斯人听着！你们能像鸟一样高飞、像老鼠一样在地下活动、像青蛙一样跳进池塘吗？如果不能，那你们就休想和我们打仗，当你们踏上我们国土时，我们就用箭射死你们！

我国历史上也常常看到一些用实物传递信息的画面：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剑，是示意让他自刎。唐明皇赠杨贵妃细盒和金钗，是象征两人要永远厮守，不分离。送给流放者以“环”（还），表示结束放逐，允许回来。出示“玉玦”（决）示意永别或促使对方下决心……这些虽然是在有了文字以后的事，但也可看作古代以实物传递信息的遗风。

时至今日，用插草标表示出卖、用烽火表示战争警号、信上插鸡毛表示十万火急等，在某些民族中依然存在，并得到社会的共同理解，约定俗成，无须解释。但是这类象征性的实物毕竟数量太少，而且范围也有限。复杂的大千世界以及人世间的种种感情、意念、行为，很多是难以用实物来表示的，而且这些记事的实物多了也不易保存，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探索，于是便产生了后来的象形图画，并成为文字的源头。

（三）文字产生的过程

从语言、实物到文字，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为了帮助记忆，记录和传播知识信息，人们进行了多种尝试，结绳记事、契刻、图画和刻画符号是文字产生的重要步骤。

所谓结绳记事，就是用绳子打结来帮助记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利用过这种方法，我国的古书上就有许多“上古结绳而治”的记载。例如《庄子》中说：“昔者……民结绳而用之。”直至现代，这种结绳记事的方法在我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中还在使用，如云南的哈尼族、西藏的门巴族、台湾的高山族等。哈尼族买卖田地时，就用单股麻绳打结来标志田价，买卖双方各执一根，以为凭证。在国外，波斯人、墨西哥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的方法。

契刻，是在竹、木等材料上刻上各种痕迹和记号，用以记事或帮助记忆。这也是古今中外曾广泛使用过的方法。古代双方订约时，将两块木片合拢起来，在上面划刻记号，双方各执一块，以帮助记忆，并有符信之意。《易经》、《北魏书》、《隋书》等古代史书中还记录了当时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无文字，刻木记契”的情况。直至近代，某些少数民族仍有采用此法的。云南省博物馆曾收藏有佤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头两侧刻有许多缺口，每一缺口代表着一件事情，以刻口的深浅表示事情的大小。据说每年在吃新米的时候，便拿出这块刻木，由一位长者叙述每一刻口代表的事件，人们借此得知本村的历史和其他各种事情。

契刻同结绳一样，留下的只是代表某件事情的符号，而不是语言符号。它只能唤起对某种事情的回忆或想象，而不能表达抽象的思想和概念，只能记事而不能达意。因此，它虽然有着帮助记忆的作用，但还不是知识的具体记录。

图画是文字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上古人常把所观察到的和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所居住洞穴的石壁上。起初，这些记事的图画是非常生动而逼真的，人们一看便知道画的是什么。如想要人知道所说的是鹿，就精心地画出一只鹿。有时还同时画几件东西来表示一件事情。但时间久了，当人们习惯了这种图画之后，就不再画得那么复杂、细致，只用几根线条勾勒个大概轮廓，把原来画的复杂图画简化成一定的图案符号，人们见到这个符号，也就知道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了。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对具体事物的描绘，变为事物的一般意向的代表，可以拿它所代表的事物的名称来称呼它。于是，图画便和语言相结合而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了。这就形成了原始的图画文字或称图形文字。

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大约出现在原始公社的后期，即新石器时代的发达阶段。在公元前四千年的仰韶文化和其后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曾发现了这种刻画符号和文字。在我国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十八个，可以归纳为八种，我们举四个为例：

不少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文字，于省吾认为第一、二为“旦”字，第三为“锛”字，第四为“斧”字（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唐兰先生认为第一为“炅”字，第二为“炅”字的繁体，第三为“斤”字，第四为“戍”字和“戊”（古为一字）（《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七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是“代表个人或氏族的形象化的图形标记”。它们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约为公元前二八〇〇至前二五〇〇年。我们将其与更晚一些的甲骨文及金石铭文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有些刻画符号，与青铜器上表示族徽的文字就更为相似。从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来看，这种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刻画文字与汉字的产生、发展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的，它们是汉字的始祖，是我国文字的萌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