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爱与善意的传媒艺术

叶朗先生曾对德育和美育有过划分：“从社会功用来说，德育主要是着眼于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它要建立和维护一套社会伦理、社会秩序、社会规范，避免在社会中出现人与人关系的失序、失范、失礼。美育主要是着眼于保持人（个体）本身的精神的平衡、和谐和健康。美育使人的情感得到解放和升华，使人的感性具有文明的内容，使人理性地与人生命沟通，从而使人的感性和理性协调发展，塑造一种健全的人格。”^[18]无论德育着眼于社会，还是美育着眼于个体，最终都要指向对爱与善意的问询。

而融合时代，无论是传媒的责任，还是艺术的责任，抑或是传媒艺术的责任，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与规约，这个规约便是本节所阐明的三点指向，这是本书的结论，也是传媒艺术发展的应有结论。对这一结论的论述，本节以传媒艺术族群为论述主体。

传媒艺术的形式与内容，可以是精彩纷呈的，可以是多元井喷的，可以是包容万象的，可以是兼容汇聚的，但所有的纷呈、多元、包容、汇聚之上，都必须悬有利刃——不应让混乱变得更混乱，不应让是非无判断。

这个纷繁的融合时代，传媒艺术应该坚守的底线，至少有三个层级：不放弃着眼于社会，不放弃着眼于情感心智，不放弃着眼于对爱与善意的终极问寻。

一、传媒艺术承担对社会现实呈现的责任

融合时代，传媒艺术的接受群体不再是精英阶层，而是普通大众；其传播也不再是小众传播，而是面向大众进行传播；其内容不再只是传奇式的、经典式的创造，而更多地体现为日常式的、伴随式的描绘。对于大众接受者来说，现实的社会生活恰恰是最日常、最密集伴随他们的生命场域，这应该是传媒艺术呈现与传播的重要关注对象。传媒艺术需要积极投入社会生活，呈现社会生活，深描社会生活。

考察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现实、促进社会干预、矫正社会问题、达成解决方案，这也是大众传媒在传播中的固有功能和价值追求。传媒艺术既然天然地承接了诸多大众传媒的功能和价值，就应该在传播中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承担责任，这也是无论艺术接受者还是传媒受众都有的自然要求。

由于艺术表现的常常是人对现实世界的超越，所以艺术家，特别是传统艺术创作者在创作时往往沉浸于自我表达的自由之中，沉浸于主观审美状态之中，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传媒艺术时代，艺术固有的主观化、自由化、精致化，不应该使艺术最终远离对真实的、复杂的社会生活与社会阶层的呈现与传播，特别是往往被指为粗鄙的社会底层与边缘群体。艺术应该让人对高远的天空有所期待，也应该让人对实在的大地有所深究。

对中国而言，这一问题更值得深思。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家庭伦理”和“统治伦理”深思颇多，却较少深究置于二者中间的“公共伦理”问题，中华文化在传统上有轻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传统，这种传统影响到艺术领域，容易导致我们的艺术创作忽视社会公共话题，艺术成品之后也成为朝廷、官宦或私人私藏、品鉴、把玩、遗继之物，艺术接受者的反馈也常常在小圈子中进行。总之，艺术与公共空间、社会生活关联度不大。当然，这种存在也有其合理意义，不过传媒艺术家族的兴起，对于这种状态应该、也必然是矫正的力量。

传媒艺术不仅影响本国本民族的社会状态，还会通过国际传播影响他国他民族的社会状态。例如在向世界传递美国现代生活理念上，传媒艺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传播文化理念与生活方式，继而成为对外社会干预的重要手段。好莱坞电影在美国本土以外风行，人们可以通过银幕上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以及画面背景，间接地目睹“真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的美国现实社会。喜欢观看好莱坞影片并不意味着对影片所表现的现实生活方式的模仿，但的确有相当多的人是这样做的，他们竭力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模仿好莱坞影片男女主角的言谈举止和衣食住行。“电影、电视节目和旅游者也促进了西方消费模式，没有这些影响，跨国公司的广告是不可能如此有效的。”借助传媒艺术传播，作为资本国际化的组成部分，消费模式甚至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标准化。^[19]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二、传媒艺术承担社会整体心智开启与提升的责任

传媒艺术不仅需要对现实社会予以呈现与传播，同样需要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传播有益的艺术信息，促进社会成员整体心智的开启与提升。

从艺术的起源来看，人类这个庞大的群体之所以需要艺术，出自一种对“非常态”的超越的渴求，出自对被常态支配的反驳和对自由高远的向往。这一点无论传统艺术还是传媒艺术都概莫能外。

艺术不仅反映现实，也构建现实，还创造美——创造现实中的美，美中的现实。艺术与美是日常现实的一种停顿，在停顿于艺术的那一刻，现实被抽离为美感，使得人们能够突然跳出日常生活与世俗现实，陌生化地观照日复一日、习以为常的经验，发现或崇高或丑陋、或壮美或荒诞、或伟大或卑微的现实。当人们从停顿于艺术的那一刻再回到现实中时，现实在人们的心中已经得到升华，人们也便可以从更高的视野、以更从容的心态来观照现实。艺术对于个体而言是如此，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也是如此，社会整体心智的提升离不开艺术超越性对社会群体的培养。

人类作为一个独特的生物群体，总有在现实层面表达自我，以及在超越层面表达自我的两种基本冲动和欲望，前述的“常态”与“非常态”正是这两个层面的对应。人在这两个层面中不断转换，使自己在转换中螺旋式上升，不断求索。人类社会的力量、价值、尊严、品格乃至神性，都在艺术审美对心智提升的过程中得到展现与确认。能否实现正向的艺术存在的应有意义，需要对艺术传播的内容、方式和目的进行悉心把持。

各类传媒艺术形式，日渐成为大规模社会成员日常接触艺术信息乃至信息的最主要来源，社会成员整体的心智开启、人格完整能否达成，传媒艺术对此有不可推卸的乃至第一位的责任。

不过，也正是由于传媒艺术面对的对象和目标范围无限扩大，可供接受者选择的也更多，他们在接受时的主动性和地位也大为提升，所以在社会成员审美素养和心智提升的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谨防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底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作第一坐标。（但）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当然，嬉闹也可以被允许。但是应该明白，即使普通民众，也有权利寻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权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审美等级。……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20]可惜的是，在当前的新媒体时代里，在后现代生态中，无论是传媒艺术层面还是政治与社会文化层面，我们似乎更多地、平面化地走向“嬉闹”，并为“民主”的永恒正确性而欢呼，而对因民粹而导致的“惊人的荒凉”却认识不足，这有碍于传媒艺术对社会整体心智的提升。

三、传媒艺术承担对爱与善意的追寻这一终极关怀探问的责任

无论是传媒还是艺术，殊途同归的是，它们存在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受众、艺术接受者、社会成员的爱与善意。这也是传媒艺术通过传播进行社会干预的最终目的、最高层次。特别是融合时代，传媒艺术即时地面向极大规模的接受者进行日常性传播，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对这一问题多加关注。

我们在思考传媒艺术如何体察社会生活、如何促进社会成员审美素养和心智提升之时，也应思考传媒艺术的体察与引导如何做才应该是正确的。传媒艺术对人类具有引导作用，这是东西方学者的共识，与狭义的意识形态引导无关。那么，如何通过传媒艺术对大规模艺术接受者进行正向引导，彰显了这个时代传媒艺术的尊严。特别是当艺术与大众传媒相结合时，就特别需要考虑大众传媒巨大传播力与影响力所带来的结果。例如，转型时期的中国，民众的注意力太珍贵了，传媒艺术应该将社会稀有的集体关注引向何方。传媒艺术的传播需要特别谨慎，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卑劣、丑陋、偏颇的示范者。

科技进步之下，传媒艺术可以呈现给接受者更为别样的形式和内容，这并不是技术进步的最高要义。技术进步、媒介发展、艺术进展的最高要义在于带给接受者感知、理解自身，感知、理解世界，以及感知与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方式的完善。那么什么是完善的指标？

中国人讲求“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与人为善”“止于至善”。歌德所言也代表了西方人的终极问寻：“人类凭着聪明，划出了一条界线，最后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倒”。

人对于自身来说，不是工具，而是目的。传媒艺术是帮助人达成目的的重要手段，从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最佳手段。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无论传媒艺术中展现的是优美还是壮美，是崇高还是滑稽，是丑陋还是荒诞，都体现了对人的生命和世间万物的感知与尊重，对人之生命与世间万物最终的态度永远应该是：爱与善意。

传媒艺术传达的爱与善意在人格塑造中必有体现，如文质彬彬、兼容并包、仁厚可信。由此爱与善意也便从传媒艺术问题融入个体与集体的人格中，融入个体与集体的生命里。

总之，传媒艺术的责任，在前述两个层次的基础上，更需要深入到第三个层次，即传达人类智慧、善意与爱的价值，完善传媒艺术这个“人化的世界”，让传媒艺术的功用既包括极端“个性化”的满足、广域“社会化”的体察，又有永恒“精神化”的引领。

传媒艺术的“社会功能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是一种‘善’，它意味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符合了人的主观目的，即所谓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又意味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个别的主体与人类整体的利益、需求、目的达成了某种和谐”。“善”的社会干预功能的实现“应该体现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利益、需求、目的的某种和谐，体现出对人的诸种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智慧、才能和力量的现实肯定”。^[21]

如此，我们就以对爱与善意的问寻作为本书的结论吧。这既是文化融合的深度状态——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时代的文化、不同类别的文化、不同层级的文化、不同特征的文化，在爱与善意的目标下相融合；这也是艺术、媒介、文化融合的深度状态——艺术的创作与接受、媒介的传播与反馈、文化的生成与传承，都同时与这种对爱与善意的问寻价值同构。

爱与善意的问寻，位居辽远的天空，却向来是人类前行最牢固的基石。

【注释】

[1]〔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48页。

[2]转引自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2页。

[3]转引自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0页。

[4]陈定家：《“超文本”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对时尚的追求是满足欲望、消费逻辑的外化表现，人们对时尚的追求源于诸多动机，根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金布尔·杨（Kimball Young）的观点，这些动机有：（1）时尚为人们实现“生活中未能实现的愿望”提供了补偿的机会；（2）时尚为社会承认的利己主义欲望提供了机会，这种欲望就是引人注意的表现欲；（3）时尚对人具有补偿自卑的功能；（4）追求时尚就是将好东西据为己有，因而实现了自我的提升或扩张。周晓虹：《时尚与社会变迁》，见周宪主编：《世纪之交的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292页。

[6]参见〔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著，〔美〕特里·N．克拉克编：《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0页。

[8]陈刚：《阿多诺论文化工业与现代艺术》，《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9]〔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30—131页。

[10]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336页。

[11]Daniel Palmer．“Contemplative Immersion：Benjamin，Adorno　＆Media Art Criticism”，Transformations，Issue No．15，November　2007．

[12]〔德〕鲁道夫·爱因汉姆：《电影作为艺术》，杨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13]Feuerbach L．，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New York：Harper，1957．

[14]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15]电视的出现，曾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广播总统”可以只依靠声音表达的魅力，但对电视而言，没有良好的外在形象，便难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赢得支持。

[16]参见〔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单向度的思想》部分。

[17]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292页。

[18]叶朗：《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7页。

[19]参见王晓德：《美国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及其全球影响》，《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

[20]余秋雨：《何谓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21]胡智锋：《电视美的探寻》，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