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乾象新书三十卷

景祐乾象新书三十卷　（宋）杨惟德等撰

北宋元丰元年（1078）司天监秦孝先、苏宗亮、徐钦邻等抄本。邵渊耀、钱天树、张尔旦、李兆洛、孙鋆跋，蒋因培题诗，黄廷鉴、王家相题款。每半叶八行，行十九至二十三字不等，白口，四周单边。淡墨栏。存十二卷（三至六、十二至十三、十六至十九、二十七至二十八）。

景祐（1034—1038）是北宋仁宗赵祯行用的第三个年号，共五年。宋王应麟《玉海》“景祐乾象新书”条谓：“太子洗马兼司天春官正、权同判监杨惟德、春官正王立、翰林天文李自正、何湛等，于资善堂将历代诸家天文占书，并自春秋至五代已来史书，采摭撰集。又遣内侍任承亮、邓保信、皇甫继和周惟德等总其工程庀事，数月书成。”故为《天占》、《地占》各一卷，《太阳占》、《太阴占》上下各二卷，《周天星座去极入宿度》一卷，《七曜行数分野》一卷，《岁星》、《荧惑》、《填星》、《太白》、《辰星》之占各一卷，《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占各一卷，角亢至翼轸凡二十八宿为之占，共七卷，东北西南杂座之占四卷，《五星总占》一卷，《彗星孛星占》一卷，《瑞星妖星客星占》一卷，《流星占》一卷，“凡三十卷，至景祐元年七月五日编成，因命曰《景祐乾象新书》”。小注：“惟德等迁秩。”

这段记载，比起后人长篇大论考证此书作者、成书、卷数要确切得多，具体得多，足以说明作者是杨惟德、王立、李自正、何湛等，书成于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七月五日，卷数是三十卷。杨惟德等行实不详，只知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诏韩显符择监官或子孙授浑仪法，杨惟德以保章正在其选。后官司天春官。可见他是真宗时的司天旧吏。宋仁宗是位仁慈懦弱的皇帝，特别相信《洪范》、《风角集占》这类术数性的枉说，他临朝四十二年中，不但自撰《洪范政鉴》、《风角集占》等书，还命司天监杨惟德等人编撰《遁甲玉函符应经》、《太一福应集要》及《景祐乾象新书》等，此为一时的风气。

此本《景祐乾象新书》，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北宋元丰元年司天监秦孝先、苏宗亮、徐钦邻等抄本”，其根据是清人邵渊耀、钱天树、张尔旦，乃至于李盛铎诸人之跋。细读这些跋文，明白他们认定此本为北宋司天监苏宗亮、徐钦邻、秦孝先等抄写的唯一根据，是此书卷四、十六、十七、十九、二十八后，分别有“元丰元年十二月　日学生臣秦孝先书；校定将仕郎司天监主簿充翰林天文同测验浑仪臣赵靖；校定将仕郎司天灵台郎充翰林天文同测验浑仪赐绯董惟正”；“元丰元年十二月　日楷书臣苏宗亮书”；“元丰元年十二月　日书库官臣徐钦邻书”等参校官职名一纸，据此便将此本定为北宋司天监某些人的写本。可殊不知这一纸专署校正官衔名的书叶乃是刻印的，并非同正文一样是一体手写的。凭什么刻印书叶上的书手就可以拿来作为这个抄本的书手呢？我们姑且先承认这几张印纸是当年刻印此书时的旧物，那这几张印纸上的书手，也只能说他们曾为刻印此书写过版样，并不能说明此书之抄写就是他们所为。没有理由将印本写样之书手就认定为是此抄本的书手，因而也就没有理由将此书之抄写定为北宋元丰元年司天监秦孝先、苏宗亮、徐钦邻抄本。设若真是北宋司天监抄本，广义而言当属北宋内府写本。内府抄书写书，一般说避讳是比较严格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秘阁所写的《洪范政鉴》，讳字就十分严格。可是此本《景祐乾象新书》，避讳却极不严肃。例如书中“殷”、“玄”、“竟”等字缺末笔，表明于北宋开国之君及其远祖之讳是回避的，可是遇有“徵”、“胤”、“境”等开国之君及其祖讳却又不缺末笔，这种对同一人的名讳有避有不避现象，表现出此书在抄写时于避讳是很随意的。这是内府写、刻书不应有的现象。出现了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它不是北宋司天监的写本。同样，设若此本真是北宋司天监写本，按正常逻辑推想，其上应该有宋代内府的藏书印及宋以后历代官、私收藏的印鉴，可此书现有印记除张蓉镜的藏书印之外，比其更早的印记几乎一颗也没有，这不可思议。我们将这些可疑之处集中起来加以统一思考，就会深深意识到，前人在没有什么根据的情况下，就将其定为“北宋元丰元年司天监秦孝先、苏宗亮、徐钦邻抄本”，是很不妥当的。但反复检阅此本，其开本规制、字体墨色、边栏界格、纸张质料，又不失为宋时旧物，所以此本似可定为“宋钞本”。

此本钤有“蓉镜珍藏”、“皇二子”、“后百宋一廛”、“祁阳陈澄中藏书记”、“徐伯郊家珍藏”等印记。张蓉镜字芙川，张燮的孙子，道光时人。张燮与黄丕烈是书友，时有“两书淫”之目。张蓉镜娶姚畹真为妻，畹真号芙初，精鉴别，故其藏印有“双芙阁”、“蓉镜珍藏”等。“皇二子”是袁寒云的藏印，表明此书曾经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收藏过。徐伯郊是徐森玉的儿子，久居香港。陈澄中是居住在香港的藏书家，此书即由陈家转归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