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奏事件》不是蜡版印刷品

四　《题奏事件》不是蜡版印刷品

——兼谈“清代使用蜡版印刷”说法依据不足

清代曾用“蜡版”来印刷报纸等临时出版物，是在西方来华传教士和外交官中间流传的说法，至今未在中国书籍中发现相关资料。在印刷史研究领域，张秀民先生首先指出这种技术，韩琦先生又根据西方人士的记载作了深入研究。

2006年出版的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专辟“广州蜡版”一节，对“蜡版印刷”问题作了大篇幅论证，肯定了这一技术的存在，称“有清一代蜡版印刷使用得比较普遍，不只道光时用蜡印，雍正之前就已使用。除广州外，北京与其他省府也使用这种简便的印刷方法，现在仍有蜡版印刷品流传下来。”该书还提供了一些“蜡版印刷品”的书影，即道光三年广东印《辕门钞》、雍正九年印《题奏全录》、咸丰五年聚恒号印《题奏全稿》和乾隆三十八年公慎堂印《题奏事件》（第407—412页）。

这几种“蜡版印刷品”都是专门刊载政府动向的公报类出版物，均藏于国外图书馆，但属于同类的《题奏事件》国内还有留存，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就藏有乾隆、嘉庆年间公慎堂出版的《题奏事件》多份（［乾嘉题奏事件］，索书号74897）。这为我们通过印刷品实物还原印刷技术，确定《题奏事件》的印刷方法乃至重新审视“蜡版印刷”问题提供了方便。

一、《题奏事件》是木活字印本

20世纪90年代，潘天祯先生研究过南京图书馆所藏的《题奏事件》，认为它是木活字印本，当时尚无蜡版一说。至《中国印刷史》出版，则认为它们属于蜡版印刷品，并提出若干鉴定依据。然而，当我们看到国家图书馆所藏实物时，立刻断定公慎堂《题奏事件》是用木活字排印的，因为它们具有活字印刷技术独有的特征。

首先，很容易观察到的是版面上有大量夹条、顶木印迹。按清代活字排印技术，在排版时要使用夹条和顶木。一行字的两侧要用夹条夹紧；文字不足一行时，要用顶木填在空格内，顶住活字。这些都是固版措施，以防止活字移动。夹条、顶木的高度低于活字和版框、栏线的高度，刷印时一般不会在纸上留下印迹。但《题奏事件》没有版框和栏线，版面对纸的支撑不足，在没有字的地方，刷印时稍有不慎，纸就会塌下去，从而把夹条和顶木印到纸上，表现为有序排列的墨线和墨块。这种排印技术瑕疵痕迹，在《题奏事件》中比比皆是（见图一）。

图一　公慎堂版《题奏事件》的夹条、顶木痕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74897）。

其次，仔细观察，我们还能在书中找到活字本的根本特征，即字是“活”的，是重复使用的，同一枚活字印出的字会出现在不同书页上。在国家图书馆所藏《题奏事件》中，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七日第三叶第十七行、十二日第一叶第十五行、二十四日第三叶第二十二行的“旨”字，可以看出都是用同一枚活字印成的（见图二）。更容易看到的是，一段时间内不同日期出版物首叶卷端的“题奏事件”、“公慎堂”以及年月日等字，也是同一组活字印成的，这是为节省工力，在拆版时把它们留在了原位。实际上在版本鉴定时，只要抓住这一特征，就可以判断一部书是活字印刷的。因此，完全可以确定公慎堂印刷《题奏事件》使用的是活字版，而非蜡版或木版。

图二　两处“旨”字。左为嘉庆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叶，右为十二日第一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74897）。

对《中国印刷史》提示的另外几种收藏在国外图书馆的“蜡版印刷品”，笔者虽尚无条件鉴定实物，但从书影呈现的版面特征看，极有可能也是木活字排印本。如维也纳奥地利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咸丰五年聚恒号《题奏全稿》，其卷端一行字中，“咸丰五年”四字损坏严重，“丰’字已无法辨识，而下面“十一月二十九日”六字，却相当清晰。这是因为对报纸而言，年号的使用频率比月份高得多，印年号的字磨损自然也严重得多。文字新旧羼杂是鉴定木活字本的一个重要依据。又如维也纳奥地利国立图书馆收藏的雍正九年《题奏全录》，虽然图片较小，但仍能看出某些活字特征，如第六行第七字“著’，左侧有一条竖的墨痕，这应该是活字边沿的印迹。这种印迹在质量不高的木活字印刷品中常见，如图二中的“旨”、“上”、“钦”、“此”等字。当然，版本鉴定的对象是书籍实物，要最终确定它们的印刷方式，有赖于对实物进行观察研究。

二　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用蜡事例看蜡版印刷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从与出版印刷密切相关的各种因素中，我们也难以找到上述出版物是“蜡版印刷品”的有力理由。

从成本和效率角度看，在清代，木活字排印是便捷印刷的主流技术，操作简便，印刷迅速，质量可靠，成本低廉，是印刷报纸类出版物的最佳选择。比《题奏事件》更有影响的《京报》，年代跨度大，存世量也大，虽然有传教士说外省曾用蜡版翻印，但笔者见到的《京报》都是木活字本，没有所谓蜡版印本。《题奏事件》、《题奏全录》、《题奏全稿》等，与《京报》性质相同，其出版是一项商业经营活动，出版者很难脱离时代技术主流和经济规律，选用“蜡版”这种成本更高、质量无法保证的印刷方式。

根据《中国印刷史》综合的多位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说法，清代蜡版印刷的技术流程大致如下：取蜂蜡和松香混合，涂在小片木块上，使其足够硬；在蜡上刻阳文反字；用木销把小片木版拼合在一起；把烟墨与菜油混合，经研磨制成印刷油墨；用蜡版印刷；印完后将版面文字抹平，供再次使用。但笔者认为，从材料角度看，蜡能否制版，制版后能否刷印，也是一个问题。

我国铸币史上有一个故事，即“背月”开元通宝的来历。这种钱的背面有一道月牙形铸痕，据《文献通考》卷八引述郑虔《会粹》说，“（欧阳）询初进蜡样日，文徳皇后掐一甲迹，故钱上有掐文。”开元钱上的月牙形痕迹，是翻砂铸造的技术瑕疵造成的，说它是皇后的甲痕显属附会，但反映出蜡制品硬度不足的物理属性。这样的例子还有。《重修宣和博古图》卷六在谈及召公尊时说，“此彝有五指痕……今此指痕，以蜡为模，以指按蜡所成也。”反映了宋代人对蜡的属性的把握。蜡即使硬化为铸模，仍掐之成文，按之有痕，这样硬度的物质能用来刻版刷印么？

到清代，人们对蜡的认识和利用，除了可受控转换液体与固体形态外，还有其熔化时的柔软特性。康熙间朱象贤撰《印典》谈拨蜡法铸印时说：“拨蜡之蜡有两种，一用铸素器者，以松香熔化，沥净，入菜油，以和为度……一用以起花者，将黄蜡亦加菜油，以软为度，其法与制松香略同。凡铸印，先将松香作骨，外以黄蜡拨钮刻字，无不尽妙。”蜡为固体时，质地松脆，难施刀凿；用菜油熔化变软，则可随意塑造。铸造起花印章所用的蜡模，为何不用通体黄蜡，而要“将松香作骨”？应是蜡柔软有余，强度不足。书版在刷印时要用棕刷来回刷墨、刷纸，即使蜡可以雕版，以《中国印刷史》所列各书的字号之小，笔画之细，用蜡刻成的字无论如何是经不起棕刷反复冲击的。

朱象贤的说法还带来另一个问题。蜡拒水性特强，用水调和的墨汁显然无法使用，所以有人说要用菜油调和油墨。但黄蜡加菜油即变软，说明蜡熔于菜油，用菜油制成的油墨也无法用来刷印蜡版。

三　对西方文献中有关记载的研究有待深入

现在看来，所谓“蜡版印刷品”实物，已根据版面特征鉴定过的，实为活字印刷品；尚未鉴定的也有可能是活字印刷品。蜡的属性并不支持它成为雕版材料；本土文献记载至今尚未发现，清代使用“蜡版印刷”的依据只剩下西方来华人士的记载了。但仔细分析起来，《中国印刷史》摘录的传教士的记载并不是翔实的技术资料，而是一堆内容杂乱、相互矛盾的文字。

如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记载“把蜂蜡和松香混合，制得足够坚硬，以抗住刻工凿子走刀过猛”。英国外交官梅辉立则说“在这种蜡版的软表面可以把文字刻得足够清晰”。两段言论的发表时间相差不到十年，所说的蜡版制作方法却大相径庭。一个说在“足够坚硬”的蜡上刻字，一个说是在蜡的“软表面”上刻字。刻版时蜡的状态是软还是硬，从技术角度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但就是这样重要的问题，他们说的却截然相反。再如梅辉立说蜡版印完后把蜡抹平，即可再次使用；而1824年出版的一部书里则说“如果刻出错误或版面需要更正，则可由刻工刻去这一部分，而用另一片木头代替这一部分”。假设梅辉立所说属实，将蜡抹平即可刻新字，那么在改正错误时也完全可以把蜡抹平重刻，不必更换木片。如果必须更换木片，就说明字是刻在木头上的，那它还是什么蜡版呢？对重要问题记载的混乱，说明所记内容未必是作者目睹的，有可能是道听途说、辗转因袭而来的，对这样的材料，我们在采用时要慎重对待，对其来龙去脉和真实性，有必要继续深入探究。

（原刊《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