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政治传播

8.2.1　中国近代报刊的出现和政论报刊的形成

8.2.1.1　以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为开端的中国报业

1841年1月，清钦差大臣琦善擅自与英军签署《穿鼻草约》，香港被英国侵略者所占据，接着大量的英国移民涌入香港，使该地区的外国侨民跃居全国首位，为其在港办报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因此，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华办报的第一个重要基地就是香港。香港在1841年后的20年时间内先后出版英文报刊17种，当时在香港最出名的报纸是《遐迩贯珍》。

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发展成外国人在华办报的中心。1861年至1895年间，上海出版的报刊是香港的四倍，在影响力上也超过了香港。这一阶段的报纸，香港和上海都以商业性报纸为主流。《申报》和《上海新报》代表了当时报纸的主流。就这样，外国报业在香港和上海发展起来后很快遍及全国。在一个不算长的时间内，外报独占中国报坛，形成了一个以上海、广州为中心的在华外报网。

为什么中国的报纸史是由外国人在华办报活动开启的，而不是以中国自己的办报事业为开端?这跟当时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世界格局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未能给报业发展提供土壤。18世纪中叶，中国仍处于清王朝统治的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并未对科技的发展产生动力，同时，对外国的先进技术不以为然，对外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与外面的交往很少。当国人沉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时，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以英国为首的国家率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政治上冲破了封建束缚，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8世纪60年代，又开始了工业革命，以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科学文化大大发展。为了满足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需要，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殖民扩张的高潮。18世纪末，英国统治了印度，转而把目标对准地大物博的中国，抢占广阔的中国市场，在尚无足够能力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走私和非法贸易进行经济上的侵略;另一方面，通过传教、办学、行医以及出版书报等方法进行文化渗透。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阻碍了报业的发展。在中国的京报还默默地忠实地传抄朝廷的谕旨、奏章等官文书的时候，西方的报纸，以传教为名带着统治者入侵的任务，为侵略者摇旗呐喊式地进入了中国。自1815年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和南洋出版的中文报六种，出版时间最长的是由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近代化报刊《察世俗每月统》，历经六年;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时间最长的是《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除了这两个影响比较大的报纸以外，外国人办报的地点局限在广州和澳门。葡萄牙人办的《蜜蜂华报》是中国土地上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在广州出版的《广州纪录报》、《广州周报》、《中国丛报》是商业报纸，以刊登商情信息为主，同时，也很注意报道中国新闻。

鸦片战争后在华外报迅速发展，并与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和扩张同时进行。这些来华的外国人怀着侵略的野心，带着传教的目的，更多的是想寻找发财的机会。在华外报都有强烈政治目的，绝大多数是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服务的，是外国侵略者的舆论工具。在华外报迅速占据了中国报坛的垄断地位，从文化上积极配合侵略者。在这些报纸中，英国报纸的侵略性最强，反华的叫嚣也最露骨。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约180种中外文报刊，这一时期的外报在宣称办报目的时，大多谈其为公众通信息、广见闻的宗旨。史实证明，外国人在华的办报活动，本身就是列强侵华活动的一部分，外国人在华的报刊，总体上是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其表现为:为武力侵华及政治说辞提供了情报;为英国倾销鸦片政策辩护，报业本身的经营也是一种凭借特权的经济侵略活动;宣传西方文明，进行西化，为列强对中国的文化征服服务。

尽管如此，它们对中国的报业发展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主要体现在:第一，外报的出版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西方国家在18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则停滞不前，明显落后于西方，这些外报对科学文化知识的介绍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第二，外报的实践有助于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近代报刊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们独立撰稿权，记者和编辑可以自行采写新闻，发表评论。这种体现民主精神的办报方式在严厉的封建统治下是不可能产生近代报刊的，西方殖民者强行进入中国之时将近代报刊也带来中国，这些先进的办报经验也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新闻工作者。

8.2.1.2　洋务派与他们的政治传播观念

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朝廷的一些开明官员和当时的知识分子组成中国的洋务派，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方面，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主张中国人自己办报，反对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办华文报刊的，是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激进派。他们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变法要求。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一致地提到办报的主张，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做了舆论准备。当时，他们主张办报，一方面，是把报纸当做是一种学习知识的工具;另一方面，办报本身是一种政治要求。他们在论述报馆的意义时，无一不强调报馆作为“通上下之情”的工具的作用。这种求“通”的要求，实际上是主张给民族资产阶级以一定的政治自由，要求允许他们有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他们要求打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封建政治言论统治，主张办报是为了给他们以议论政治的权利。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定的监督政治的要求，主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不讳，不准与报馆为难”，即报纸要论政和实行舆论监督。但是这些先进的政治传播思想未能实现。清王朝虽然在设同文馆，组织译书，对于“广见闻”那样的意见可以容忍，但对于允许民间议政和实行舆论监督的主张坚决不可能接受。容闳、艾小梅身体力行，但都很快夭折。

对我国近代报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是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1873年，著名的改良派人物王韬几乎与容闳同一时间办起了《循环日报》。《循环日报》是中国近代最早期的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报纸，该报以“强中必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宗旨。他指出“穷则变，变则通”，主张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君民共治的国家，在经济上发展工商业，外交上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这种报纸既有别于以传上谕、刊发奏章为主的古代报纸，又有别于遗传教义、刊载商情为主要内容的在华外报，它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

王韬办报以立言为目的，在主办《循环日报》期间写了大量的政论，利用报纸纵论中外形势、直陈时弊、褒贬得失。王韬撰写的政论立场鲜明，短小精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他政论文章后汇编为《园文录外编》，这种办报方式也对当时的报业和以后的维新派的办报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典型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以文载道，当这种有鲜明政治主张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时候，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都是巨大的。

8.2.2　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家办报高潮

8.2.2.1　维新变法运动与第一次办报高潮

虽然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但是王韬等早期维新思想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变法理论体系，这也限制了政论报刊的更大发展。当时，政论报刊的水平基本停留在王韬《循环日报》这一层次，而且社会上办报的热情也没有被激发出来，国人办报的高潮是在甲午战争后。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的爱国人士受到极大的刺激。战前较为微弱的变法维新的呼声，迅速发展成一股汹涌的社会思潮，并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维新运动。

在维新运动中，报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力宣传维新思想，促进变法活动的开展，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报刊宣传。从康有为的《中外纪闻》到梁启超的《时务报》，再到严复的《国闻报》，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第一次国人办报的主流则是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政论性报刊。维新派的主张是把报刊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是变法的舆论阵地。当时著名的报纸还有湖南的《湘报》、《知新报》，它们都在自己所处的地方为新思想的宣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该报是旬刊，以“域外报译”为主，同时开设言论栏目，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在《时务报》连载的维新变法的代表作《变法通议》，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维新变法的主张，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政治纲领，也是戊戌变法期间最重要的代表作。《变法通议》由《〈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论科举》、《论女学》、《论译书》等20多篇论文组成。其中，《〈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等篇中阐述了“法何以必变”的原因。梁启超指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他上引历史，下述现实，举东西方各国之例，论述了“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10]。他还进一步指出法应如何变的问题，分析了变法中的本原之害，“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1]。他认为官制是需要变法的根本原因，可谓击中要害。在《论科举》、《论女学》、《论译书》、《论学会》、《论师范》、《论商务》等各篇中，他论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诸方面的问题，全面系统地将维新派的变法思想介绍给广大受众，推动了社会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主要体现在代表作《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他在文中提出“去塞求通”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主要宣传进化论，倡导学校废科举，设议院兴民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呼吁捍卫民族独立，该报在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中的爱国分子中引起了很大影响。该报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报刊，发行量最高达1.7万份。由上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写的政论主要内容是阐述康有为托故改制的变法理论，宣传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宣传“开学校、变科举”是当务之急;宣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列强进行商战;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制，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民的言论和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时务报》的变法宣传，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问世不久即风行全国的近代报刊。梁启超撰写的政论文痛陈爱国救亡，呼吁变法维新，言论新颖，文字畅达，在爱国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开明官僚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被称为“时务文体”。

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对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首先，维新派的办刊活动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维新变法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政治、中国思想和文化体制发出的一次重要冲击。封建文化的统治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社会思想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文化开始步入近代领域。西学和新学是维新派冲击封建思想文化的武器，而报刊则是传播这种武器的主要载体。它向当时的读者进行了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冲破了封建统治者对报刊言论出版的禁限。维新派报刊以其鲜明的时代性、新颖的思想性和丰富的知识性大大提高了近代报刊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使近代报刊成为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次，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开启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业和报人的社会地位。在维新变法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固守“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从事报刊活动的多是只有迫于生计的落魄文人。由此一来，报纸在一般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也成了不误正业之举。自从康、梁办报后，报刊从文笔到思想高度得到了彻底的颠覆:他们充分利用了报刊的开通民智的功能，通过报纸大力传授“新学”和“实学”，并且还专门办了一批“讲求中西有用诸学”的“学报”，把自己的思想全倾注于报刊。他们不仅开启了我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而且也使整个报业和报人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8.2.2.2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第二次办报高潮

1900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在香港创刊的《中国日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活动的兴起。《中国日报》作为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的第一份机关报，是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主要揭露清朝政府的无能腐败，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介绍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宣传舆论阵地，而且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多次武装起义的策划、组织和联络工作，就是在报馆内进行的。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壮大和革命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政论报刊的繁荣，在1902年至1905年，出现了20多种进步性的报刊，除了留学生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创办的重要报刊，我国境内也出现了很多充满革命激情的办刊，《苏报》就是其中的代表。由它引发的“苏报案”在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03年6月，《苏报》刊登了章太炎作序的邹容的作品《革命军》，同时，又刊登了章太炎撰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直骂清朝政府。《苏报》这样肆无忌惮地鼓吹革命，引起清政府的恐慌。租界当局受清政府之托逮捕邹章二人，并查封了《苏报》。由于英法租界的介入，清政府通过审判来调停此事。邹容和章太炎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把法庭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邹容和章太炎成了革命英雄。《革命军》一书大大畅销，阴差阳错，革命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论战和这种审判都从另一个侧面传播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

历史总是在矛盾的推动下不断向前发展。戊戌政变后逃到日本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也积极地开展办报活动，大张旗鼓的宣传保皇立宪的思想和活动。保皇会在海外的办报活动促使中文报刊在日本、美洲、澳大利亚、南洋及我国的港澳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与此同时，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革命报刊的宣传进入普遍开展的阶段，革命报刊的勃兴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刊为起点。

孙中山创办《民报》的使命就是使三民主义灌输于人心。《民报》创刊后，为了扫除革命发展的思想障碍。主动请战与《新民丛报》展开论战，全面反击《新民丛报》对革命的污秽和批驳其散布的改良立宪主张。论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要不要反满和以暴力推翻清王朝;二是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三是要不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以《新民丛报》停刊，《民报》大获全胜而告终。这场论战使得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辛亥革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也使很多支持改良派的人转变了立场，当然，也促使了革命派报刊的发展。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开始更多地致力于国内民主革命的动员和组织工作。革命报刊宣传的中心由海外移向国内。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革命宣传工作已基本在全国展开，其中，以上海、香港、广州、武汉等几个地方最为活跃。上海是这一时期的国内革命报刊宣传活动的中心。于右任是当时最著名的报刊活动家，他在革命期间先后主持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民立报》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历史上称“三民报”。这些报纸用比较委婉的方式宣传革命，前仆后继地和清政府作斗争。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报人的办报思想也在这时成熟起来。革命派把报纸看成是自己的舆论工具，认为它是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从政治的角度承认报刊的党派性，主张利用报刊宣传革命的纲领和政见，同时，坚信他们的报纸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是社会的公器，把报纸作为制造舆论不可或缺的工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办报思想。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国外办报的同时借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新闻理论对他的新闻实践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根据亲身的体会，在报刊功能、办报原则、健全舆论、宣传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第一，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作用”。第二，提出办报的四条标准:“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第三，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报馆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有五要素: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到;四曰公心;五曰节制。第四，提出了宣传的方法。为了提高宣传效果，梁启超总结出两种宣传方法，即浸润法和煽动法。梁启超这时的新闻思想是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新闻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此时他的新闻思想已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所借鉴。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维与实践中，是没有政党政治生存的土壤的。“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排除了政党存在的可能性。只有到了民主政制代替专制君主政制，社会的阶级利益有了日益明显的分野，政治权力日益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实现一定利益的力量时，政党现象才得以产生。历史的力量从商品生产领域中带来了自由、平等的经济原则，政党的竞争便是这种经济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生动体现。”^[12]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各种立宪党派团体的成立，揭开了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序幕，而中国政党开始大规模涌现，则是在辛亥革命之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皇朝专制统治，引进和实践现代政治理念，迈出了探索民主政体发展道路的步伐，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人们对党派的阴暗心理，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随即出现了“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13]的壮观景象。据研究统计，迄于1913年底新兴的公开党会共682个，其中，政治类的就有312个。^[14]

政党政治是近代国家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在一个大国中，没有良好的政党政治，民主政治的运作是难以成功的。民国初年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政党热”，形成了中国社会近代政治发展的“新气象”，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政党政治的实践。各阶级、阶层或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纷纷组党结社，争相发表各种名目繁多的政纲、政见或宣言。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通过组党，以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些都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公民政治意识的觉醒，提高了人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为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8.2.3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传播

8.2.3.1　五四运动时期的政治传播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方协约国之一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所谓的“和平会议”，但是在会议上，中国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合理要求被断然拒绝，并把德国的在华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这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但是，五四运动爆发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五四运动发生前，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军阀势力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自己的统治。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的成果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了。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等是它的主要撰稿人。随后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还有《每周评论》、《晨报》、《京报》等报刊。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作为一场提倡资本主义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新文化运动虽然指导思想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打破了长期禁锢人民思想的封建牢笼，震动了中国的思想界，启发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冲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比起《新青年》的创刊具有更大影响力的是1920年9月的《新青年》改组:从第8卷第1号开始，《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广大读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教育，激励和团结许多人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准备。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先进青年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更加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难以忍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在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仅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

在这一时期，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开始形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编辑刊物，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初步接触工人群众，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比较、鉴别、争辩，马克思主义以其缜密的科学性和革命精神赢得日益增多的先进分子的信仰。《新中国》、《每周评论》、《晨报副刊》、《国民》等刊物开始刊登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运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束缚人们的思想;相反，正是学习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才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了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成为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8.2.3.2　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传播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的高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报刊蓬勃发展起来。《向导》、《新青年》、《前锋》、《先驱》、《中国青年》等中共中央报刊相继创办，并充分发挥了舆论导向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逐渐成长，开始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工作方式和办报思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份机关报，《向导》用大量的典型事实报道和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揭露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罪恶行径，宣传各个革命阶段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打倒封建军阀，并同各种错误思想和反动宣传进行了斗争。而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在大革命时期表现得尤为出色，它热情关心青年的成长，引导青年正确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评述时事政治，帮助青少年认清国内外形势;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各种侵蚀青年的反动思想。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早期的办报思想，即报刊宣传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这是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性原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报刊的根本传统，明确提出不同阶级的报刊总是为不同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关于在报刊的任务和工作方法上努力实践正确宣传和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反映社会和民众的实际需要，报道评论国内外事实真相，廓清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用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错误思想是无产阶级报刊的主要任务。与别的报刊不同，中国共产党很强调党报工作的品格。《向导》和《中国青年》等报刊都严格要求忠诚党的事业，立志献身大众利益;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研究洞悉国内外政治时事;深入群众，勇于实践，不畏艰苦牺牲，是无产阶级党报工作者的基本品格。

1925年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以上海工人为主体，发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新的革命高潮迅猛地到来是对各种新闻机构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主持，在运动中发表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工商学界群众的斗争，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反映运动在全国的展开，也传播了国际无产阶级支持人民的消息。它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坚持彻底的反帝方针。这家报纸和时事政治性的周刊《向导》相配合，对运动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报纸以大量的新闻报道为主，展现出了强烈的政治鼓动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中，报纸的政治宣传活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五卅运动中，面对中国人在五卅运动中的英勇表现，几乎所有外国通讯社和报纸都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宣传，英日两国的新闻工具尤其明显。它们无论是向外报道中国事件，还是对中国人进行宣传，都极尽欺骗，尽量掩盖事实的真相。五卅运动教会了中国人使用新闻的武器对帝国主义破坏中国人革命的反动宣传进行了有力的斗争——革命报刊与反革命报刊进行了斗争。上海新闻界努力反击，在全体人民的支持下查封了《申报》和《新闻报》刊登的《诚言》，这是新闻战线上的一次重大的斗争。

8.2.3.3　十年内战时期的政治传播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极力推行新闻统治政策，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迫害进步和革命的新闻事业。从1926年开始先后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施行细则》、《宣传品审查标准》、《新闻检查标准》、《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方法》、《图书杂志审查方法》等法律法规。此外，还实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设立新闻检查所，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实行原稿审查制度，即凡要发表的稿件，必须先经有关部门审阅批准，否则不准发表。1927年至1936年，被查禁的书刊高达1028种。

尽管如此，新闻统治并没有吓倒新闻界的志士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报刊事业还是迅速壮大起来。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又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1933年秋，仅中央根据地就有各种大小报纸34种，出现了人民通讯事业的萌芽。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红星报》、《青年实话》、《斗争》报及《红色中华》报。新闻工作者采用了种种方法与之进行斗争，在斗争方法中有一种方法别具一格，它就是“策略性差错”。“策略性差错”就是明知是错而故意为之的差错。《新华日报》常使用各种办法“开天窗”，并且故意错印成原字的形近字。

1943年底和1944年初，《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的编辑就采用“断章刊登”的办法，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刊载出去，并躲过了国民党的检查，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新华日报》的处境十分困难，许多社论被扣或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在审查中，被删除的段落，在报纸上用括号加以注明——“被略几段”，对国民党极端苛刻的新闻检查加以赤裸裸的暴露，反动派无可奈何。新闻界的志士不放过任何可以斗争的工具，连广告也派上了用场。广告出错必遭广告主斥责并成为众人笑柄，但广告在当时却是个好工具，因为检察官通常不太注意广告。还有通过先让稿子通过新闻检察官的审查，然后事隔之后登上“更正”，添加或删除一些否定词如:“不”、“否”、“非”等，使意思朝相反的方向转化，一篇战斗檄文便顺利躲过了新闻检查。这种方法安全隐蔽，效果良好。

作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在这场“政治宣传战”中起到了冲锋军的作用，它的宣传报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帮助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以及国民党的卖国政策。《红色中华》是当时党和政府用来组织战争和经济动员的有力工具。

在宣传战中，鲁迅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帅，他率领左翼文化工作者，以报刊为重要阵地，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一，他们注意守住营垒，发扬“韧”的战斗精神。鲁迅一生用过130多个笔名，其中，大部分是在后十年“围剿”严重时期使用的。仅在《申报》上就先后换用过40多个笔名。第二，他们重视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把杂文当做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和投枪”，“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来的东西”。鲁迅的杂文特点:把政论性与形象化融为一体，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瞿秋白称鲁迅的杂文是“战斗的‘阜利通’(文艺性论文)”。鲁迅一生编辑过19种报刊，并指导过许多报刊的编辑出版。鲁迅从事报刊编辑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他的卓越的杂文，都是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8.2.3.4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传播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初期革命影响最大的报纸是1941年抗战时期在延安创刊的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它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份铅印对开大型日报，也是整风改革中走在了新闻界改革最前面的先锋报纸，它对我党报纸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4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整风运动。抗日根据地当时新闻事业的整风改革是全党整风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登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改版前，《解放日报》过量的刊登国际新闻，严重脱离了延安解放区的实际和群众生活的实际。改版后，第一版主要是反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要闻版;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是国际版;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改革后的版面，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报道提到了首位。这个改版主要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克服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另一个是克服了国内外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和做法对他们的影响。

这次改版使《解放日报》在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在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从而大大克服了主观主义和党八股，加强了报纸的党性和群众性。其中，《解放日报》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重点报道了党的中心工作;第二，加强了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和军事宣传;第三，加强对敌对思想的批判，成功地反击了反共舆论。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理论基础，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哲学，是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在整风过程中《新华日报》提出全党办报的思想，全党办报方针既包括组织建设又包括思想建设。1942年，中共中央西北局责成各级党组织在党内进行关于党报的教育。经常看党报，是每个党员应当努力尽到的责任。《解放日报)配合该决定的贯彻执行，发表题为(党与党报)的重要社论，比较全面、准确地阐述了全党办报的思想。1944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1000期》，总结的结论为“全党办报”。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出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上海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称为“孤岛”。爱国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利用英美法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借用外国人的名义，创办了一批中文抗日报刊。这种报刊聘请外国商人担任发行人，避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新闻检查和租借当局的阻挠，继续进行抗日宣传。这种挂出洋人旗号的做法，被称做办“洋旗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译报》、《每日译报》、《导报》和《文汇报》等。

8.2.3.5　中国抗战胜利后的政治传播

1945年8月底，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统区的新闻中心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重新转战到上海、南京地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政权抢先在收复区扩展自己的新闻事业，并对国统区的中共报刊进行了苛责的规定控制。因此，国统区新闻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争取新闻自由的浪潮。其中，1945年8—9月间发起的“拒检运动”声威最大。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社机构的支持下，不顾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了黄炎培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支持与响应。9月1日记者节这天，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此后，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拒检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使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局面。为了缓和国内外矛盾，国民党当局被迫宣布自10月1日起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但留了一个尾巴，即收复区在军事行动尚未完成以前除外。至此，拒检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新闻事业经历了一个发展、收缩、再发展的历程。对于土地改革初期，出现的宣传地主拥护土改，一派“和平”土改的虚假报道，《晋绥日报》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反对“客里空”。新华社发表署名总社编编辑部的专论:《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9月1日，新华社又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自我批评》。后各个解放区的新闻界普遍展开反对“客里空”的运动。这场运动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右的倾向，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

1948年4月，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全面总结。毛泽东的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1)关于办报的路线与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大家来办，全体人民群众来办，全党来办，而不能只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2)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作用与任务，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3)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风格，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行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

(4)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毛泽东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194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城市党报工作的三大注意事项: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但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报纸以报道农村与工厂的消息为主，同时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他地方;报纸副刊，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对读者做教育工作。

194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办由华北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分社的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10月2日，刘少奇亲自去学习班作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一是深刻阐明了新闻工作的作用与任务;二是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刘少奇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即“①马列主义理论修养;②政策路线的知识;③正确的基本态度;④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15]。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也把自己的报刊事业推向全面崩溃。国民党的报刊、电台等通讯事业虽然达到过鼎盛时期，但是它们在宣传报道上颂扬法西斯，鼓吹反革命内战;在报道上歪曲事实，造谣中伤的行径不得民心。当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节节胜利之后，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全部房屋、大部分设备器材都被人民政府接收，为建设人民新闻事业的增加了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