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研究现状综述

四、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研究现状综述

1.国内外研究概况

公信力研究（Credibility Research）一直是国外大众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为“来源可信度”（Souce Credibility）和“媒介可信度”（Media Credibility）两大研究领域。

“来源可信度研究”致力于检测不同的传者（即传递或提供信息的个人、团体或组织）特性如何影响到信息的接受效果。“媒介可信度研究”则更关注信息内容通过何种媒介渠道进行传播，⁽⁵⁾侧重对不同性质的媒介可信度进行比较。这两大研究领域日趋细化，研究中的重叠之处也不可避免，正如托马森（Thorson）和莫尔（M oore）1996年所说，“无论是对信息的提供者还是对承载这个信息的渠道或媒介而言，可信度都是一个议题”⁽⁶⁾。

迄今为止，国外学界已形成一些测量媒介公信力的方法，代表性成果为嘎轧诺与马格瑞斯（Gaziano＆MaGrath）在1986年发展出的较为完整的媒介公信力量表，以及梅耶（Meyer，1988）将该量表修正后建立的一组媒介公信力指标。⁽⁷⁾台湾学者在研究台湾地区的媒介公信力问题时，曾采用梅耶的公信力指标，即是否公平、是否有偏见、是否报道完整、是否正确、是否值得信任五项，对其适应性进行检验，并根据实际结果提出修正意见。⁽⁸⁾

国外公信力的定义虽仍未能形成绝对的标准，但将它视为一个多向度的概念已基本取得共识。当前研究呈现多种方法交叉使用，在实地研究法得到较广使用的同时，实验控制法重新得到重视。⁽⁹⁾此外，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公信力的研究也引起学界关注。

2000年前，除我国港台地区外，中国学界系统介绍国外公信力研究状况的文章屈指可数，1999年谭辛鹏曾翻译美国学者托马斯・J.约翰逊和芭芭拉・K.凯所写的“互联网与传统媒介信息可信度的比较”一文，对国外媒介信息可信度研究进行过简要介绍，⁽¹⁰⁾其他相关文章则很少。

其后，中国学者对国外及港台学者公信力的研究成果及主要观点陆续有成果发表。⁽¹¹⁾2005年，廖圣清等学者指出，“就研究取向而言，西方学界关于‘媒介公信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向：①公信力的内涵及其纬度；②影响公信力的相关因素；③不同媒介公信力的高低；④公信力可能产生的影响”⁽¹²⁾。

目前国内学界对国外公信力研究较为客观翔实的研究综述之一是成沈荟、金璐的“西方传媒公信力的研究视域”一文。该文对国外公信力研究关注的两个主要方向即以媒体为视角的研究和以受众为视角的研究进行了系统介绍，其主要内容包括国外公信力两大研究方向的研究目的、研究结论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指出，从媒体角度研究公信力，其前提都是传媒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研究目的都希望在媒体自身找到原因，研究结论都认为传媒公信力偏低，都想通过改进媒体从根本上摆脱公信力困境，方法和结论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这个角度的研究过于夸大媒体的传播效果，忽视了受众的主观判断因素。与此相对，从受众视角研究公信力，其前提则假定受众具有强大的能动性，需分析影响受众公信力观念的种种因素，也需分析拥有不同特征的受众对公信力的不同评判，以及这些特征如何或为何影响受众的评价结果等，其结论则是受众对传媒公信力的评价各不相同，从而不能简单草率地评价传媒公信力。文章进一步指出，国外从受众视角的公信力研究重要特点就是研究结论多种多样，部分结论之间还相互冲突，其原因可能在于研究前提是建立在受众的主观意识上。在对公信力两大研究领域进行比较和评析后，文章认为，大众媒体公信力不高的主要责任在媒体自己，应从媒体角度寻找影响公信力的原因，同时不赞同夸大媒体的影响力。⁽¹³⁾

2.国内学界对公信力概念的基本解读

1999年，黄晓芳在《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中将“公信力”定义为“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¹⁴⁾，这是新闻传播学界较早地提出“公信力”概念的文章。该作者认为就媒介整体而言，衡量媒介公信力大小主要应从真实、敏锐的洞察力及权威性，以及浓厚的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

2002年，佘文斌在《公信力——传媒竞争的重要砝码》中将“公信力”定义为“传媒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社会和受众中的信誉度、权威性和影响力，真实、高尚和权威是影响传媒公信力最重要的三个因素”⁽¹⁵⁾。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公信力”的定义还是在讨论影响“公信力”的因素方面，两篇文章差别不大。前者定义中的“媒介自身魅力”为后者的“影响力”所取代，而被前者列为影响公信力重要指标的“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则被后者以“高尚”代之。

2003年，李忠昌在《试论大众传媒的公信力》中认为，“媒介的公信力就是媒介通过长期地向受众提供真实、可信、权威、高尚的传播产品，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¹⁶⁾；蔡克平、陆高峰将报纸公信力定义为“报纸在读者和社会中长期形成的信誉度、权威性和影响力”⁽¹⁷⁾。

2004年前涉及公信力的文章，多以黄晓芳最早提出的概念为基础进行修正或补充，“媒介公信力”大致被定义为媒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受众和社会中形成的信誉度、权威性和影响力。我国学界对公信力的定义偏重于从新闻学角度进行阐释，传播学的研究视角相对不足。

2004年，公信力的概念问题在继续讨论之中。何国平在《论媒介公信力的生成与维系》中，较早尝试从传播学的角度来阐发这个概念，提出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是负有社会责任的传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提供客观、全面、及时、权威的信息，获得的凝聚在大众传播媒介上的普遍的社会认同。⁽¹⁸⁾这个概念已涉及传者、渠道、信息、传播效果等传播的各环节，但对受众的重视不足。同年，郑保卫、唐远清在《试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中认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是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反映了新闻传媒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信息产品被受众认可，信任乃至赞美的程度，并尝试从传播学视角提出这个概念的评价指标问题。⁽¹⁹⁾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提出，“媒介公信力是指媒介所具有的赢得公众信赖的职业品质与能力”，而“媒介公信力评价是公众通过社会体验所形成的，对于媒介作为社会公共产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能的信用程度的感知、认同基础上的评价”⁽²⁰⁾。他提出了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评价的三个维度：专业主义特质、社会角色期待的中心所指、社会的感知和认同。⁽²¹⁾

同时期，学者靳一提出的概念界定为“大众媒介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大众媒介的社会期待与媒介实际表现之间契合程度在公众心理上的反映”⁽²²⁾。

2008年，沈荟、金璐在文章提出“传媒公信力就是传媒在公众中的可信度或者是公众对传媒的信任度”，同时指出，“但这些一般意义上的共识略显抽象而难以实际运用，所以在分析传媒公信力的时候很多研究人员都将这个概念细分为多个可以量化的指标”⁽²³⁾。

3.2005年前国内学界对公信力问题的分析视角

我国学界对媒介公信力的研究时间较短，但媒介公信力所包含的指标之一“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却由来已久。1982年6月，由北京新闻学会受众调查组在北京地区展开了我国首次大规模受众抽样调查，调查受众接触媒介的行为、兴趣爱好，同时也调查了受众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度及产生不信任因素的原因。⁽²⁴⁾这次调查推动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其后，随着假新闻、有偿新闻问题的凸现，新闻价值、新闻法制监管、新闻伦理等问题引起学界及业界的共同关注，探讨新闻可信性，反思假新闻现象，提倡媒介信用论、媒体诚信论方面的文章此起彼伏，也为其后考察我国的媒介公信力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观察视角。

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对公信力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社会背景及现实需要，研究目的与考察对象也不同。我国学界对公信力的研究起源于媒介竞争和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2005年前主要涉及公信力与媒介竞争、媒介的社会责任、公信力与政府舆论方针、公信力理论及对策研究等几方面：

（1）公信力与媒介竞争

随着媒介竞争的日益激烈，公信力开始引起业界的重视，有的媒体已提出“公信力是生命”的口号。业界认识到媒介公信力对打造良好的媒介自我形象及谋求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想尽办法吸引受众以达到提高视听率的目的。黄晓芳对此指出，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已成为各大媒体在竞争中取胜的重要筹码，但媒体追求的视听率不能等同于公信力，如果媒介为获取利润，过度追求视听率（发行量），将使媒介日益受到商业逻辑的侵袭，从而严重损害自身最有价值的公信力。⁽²⁵⁾李忠昌认为，媒介在公众心中建立起来的公信力已成为传播市场最主要的竞争力，是树立媒介品牌的关键，传播媒介在树立自身品牌的过程中，应当自觉培育和维护公信力，否则最终将失去受众。这类文章已注意对传媒经营与发展间的互动关系的思考。⁽²⁶⁾

（2）公信力与媒介的社会责任

媒介通过舆论导向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传媒的社会效益受到关注。黄晓芳指出，中国大众传媒的舆论导向存在两大问题，一为最具有视听率的社会新闻代替了媒介的文化品位和政治功能，一为导致媒介用处理社会新闻的模式来处理、表现信息，使各种信息的政治性削弱，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无关大局、没有政治后果的琐碎的事情上，而言论尺度是评价媒介公信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媒体言论力量的明显削弱，媒介公信力大受损伤⁽²⁷⁾；佘文斌也指出，公信力是传媒引导机制发挥的前提，也是传媒舆论导向产生效果的保证。在某种程度上，公信力决定着传媒舆论引导作用如何发挥及发挥的程度；蔡克平、陆高峰则主要从新闻信息数量的供求关系及信息质量的供求关系角度，对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不惜牺牲公信力的短期行为提出警告，认为提高报纸公信力是报纸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进而整合社会、影响社会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一个报纸的受众亲和力、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指标。⁽²⁸⁾

（3）公信力与政府舆论方针

大众传播媒介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脱离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导，媒介公信力与政府舆论方针的关系也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2003年，时统宇、申琳结合政府对新闻事业的要求，在《2003：打造媒体公信力》一文中，提出“三贴近”，诠释了媒体公信力的全新内涵。它的提出既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基本要求，也是尊重传播规律中受众为本思想的体现，有助于加强媒体和社会大众的联系，从而对媒体公信力产生积极的影响。⁽²⁹⁾党报是传播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权威媒体之一，面对日益竞争的外部环境，如何保持并提高党报的公信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何运林在《党报规避软新闻对公信力负面影响的思考》中，从业务层面探讨部分党报片面追求软新闻对党报公信力造成的影响，并就如何规避党报软新闻对公信力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建议。⁽³⁰⁾2004年后，不少来自业界的文章将媒介公信力问题与政府的新闻政策联系起来，较多从实际操作层面，结合各自接近之媒体工作经验发表看法。

（4）公信力的理论及对策研究

公信力问题逐步受到学界关注后，对这个概念的相关理论研究提上日程，与公信力现状及如何提高媒体公信力问题共同受到关注。何国平在《论媒介公信力的生成与维系》中，从媒介公信力的发生学原理和媒介公信力的维系机制两方面对媒介公信力问题展开论述，如提出媒介公信力能够发挥影响力的社会环境应是民主而非专制独裁政权，另外，只有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媒介才能处于相对平等的信息环境里，媒介公信力作为媒介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得以体现。他认为，资讯质量是维系公信力的最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要传播真实、客观、全面、丰富、及时、权威的资讯；郑保卫、唐远清在论述媒介公信力的内涵及评价指标时，提出用三个层次的指标对公信力的强弱、优差加以评价，并具体分析了影响公信力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学界对如何提升媒体公信力的认识也较全面，如王欣在《提升我国媒体公信力之对策》中，从政府信息公开、媒体负起责任、重视对受众的研究、健全自律和他律机制四个方面讨论提升我国媒体公信力的途径。该文谈到，一个主流传媒应负有正确传播社会价值观的责任，对于新闻原则的执著态度是媒体公信力的来源；受众是媒体公信力的评价主体，加强对受众的研究，是目前提升我国媒体公信力的现实途径之一。⁽³¹⁾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公信力问题发表文章最为集中的一年，在新闻类学术类期刊上，直接以公信力为讨论对象的文章大约有15篇，其中来自业界方面的研究约占85％以上，《新闻前哨》更是在2004年第4和第5两期辟出专栏讨论公信力问题。这或许与2003年“非典”时期媒体公信力危机的凸显有关。“非典”过后，不少专家、学者对我国的新闻政策的弊端、媒体责任的缺位等问题提出批评和思考，如张羽《人民的利益与媒体的责任——从“非典型肺炎”事件看新闻媒体传播现象》、⁽³²⁾黄旦等学者的《全世界都在观看——从传播学角度看“非典”报道》、⁽³³⁾陈绚的《中国媒体应避免“期待性沉默”——析“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中新闻传播的“不作为”失控》等，⁽³⁴⁾我国媒体公信力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随着我国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及其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增加，网络媒体的公信力研究也开始引起重视，如杨玉华的《增强网络媒体公信力对策谈》、赵志刚的《提高网络媒体的社会公信力》，主要针对网络媒体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³⁵⁾可见，公信力的研究已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关注。

4.2005年至今国内学界对公信力问题的分析视角

2005年以后，又出现近百篇与媒体公信力相关的文章以及硕博士论文，虽然很多文章仍沿袭了2005年前媒体公信力的传统研究方法、思路及基本研究主题，但本时期仍可称为公信力研究质的飞跃阶段，最大变化包括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展开、实证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我国传媒公信力测评指标的初步建立，其典型代表成果概括如下：

（1）实证方法引入下的研究成果

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的《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5期）是我国较早使用实证方法进行公信力研究的文章，研究者根据梅耶的主要指标（公平、无偏见、报道完整、正确和可信赖），利用《中国发展传播学》课题组在2002年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结果，结合我国大众传媒的实际，初步提出构建“大众传媒公信力指标”的五项指标，即①报道和评论客观公正；②报道真实准确；③信息量大；④揭露坏人坏事有力；⑤反映群众意见充分。研究结论认为，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水平偏低，而影响大众媒介公信力评价的因素主要为人口变量中的性别和文化教育程度，同时，受众接触媒介的频率、时间和获得的满足同样对其评价媒介公信力具有显著影响。可见，该研究主要是从受众视角进行，考察影响媒介公信力的因素。研究者们提出，这次研究只是初步考察了公信力所涉及的主要面向，局限在对传统媒介的粗浅分析，但对大众媒介公信力的评价指标的建构，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进化和深化。

2006年前后，以喻国明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课题组陆续有研究成果发表，其中靳一的“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分析”（《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即对其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早期总结。该文对怎样建立我国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指标的甄选过程进行了详细介绍，最终得出由18个指标、4个因子构成的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并对我国现阶段媒介公信力的影响因素特征进行了分析，其在“专业主义让位于社会关怀”中提到的观点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中的特殊情况，如“在公共机构普遍无法取得民众高信任的社会背景下，公众对媒介寄托了较高的社会期望，这种期望有时甚至超出了媒体自身的权力范畴，以致媒体有可能会为了‘民心所向’而干预司法甚至妨害客观公正。因此研究者提出，民众对媒体的这种社会期望，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媒体的信任或不信任，无疑是中国现阶段特殊社会现实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中国媒介公信力所要面临和关注的研究背景”。

喻国明、张洪忠通过调查，对我国电视、广播的公信力状况进行了考察，并运用了相对公信力、绝对公信力的概念。这里所谓的“相对公信力”即通过调查，比较受调查者面对不同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对同一则新闻的报道不一致或不同时，对哪一种媒介更信任；调查还考察了广播电视的绝对公信力状况，并进一步讨论了影响广播和电视绝对公信力的因素，这里的“绝对公信力”研究即针对某一特定媒介，假设完全可信为100％，那么被调查者对该媒介的相信程度大概占多大百分比。文章提出，无论是绝对公信力还是相对公信力，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显示了电视在所有传播渠道中的公信力是最高的，特别是相对公信力的测量显示，电视遥遥领先于其他传播渠道，有绝对的优势。就媒介渠道公信力的研究，他们提出了几点思考，其中提到随着技术发展下的传播渠道多元化，电视将面对公信力下降的问题，同时认为应对电视公信力过高带来的负面效果予以注意；文章还提到电视公信力在我国呈现的区域间的差异，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电视公信力将会有降低的趋势，就中央电视台的公信力得出的结论是，越是在经济开放的、媒介业发达的地区，中央电视台的公信力就相对偏低。⁽³⁶⁾

（2）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展开及其成果

张洪忠负责的质化研究则结合了我国的实际国情，初步归纳出我国民众判断媒介公信力的首要维度是“权威性”，包含有“政府的”、“官办的”的意思；其次，“实用性”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此外，“真实性”也是我国民众判断媒介公信力的维度。

他还比较了中美公众对媒介可信度的不同判断视角，提出美国公众对于媒介是否可信任，是从专业规范和专业主义的维度来判断的。简要地说，这种判断维度是以专业为取向的。而我国在“喉舌”功能下，公众对于媒介的信任其实是透过媒介对政府的一种信任，是出于对媒介政治身份的信任，媒介的公信力是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础之上的。所以，我国媒介公信力的判断维度是以权力为取向的。同时他指出，在市场压力和新传播技术等的驱动下，我国媒介公信力判断维度的取向也在发生着变化——并不是完全的权力取向，而是两种取向都存在。⁽³⁷⁾

2005年11月，喻国明教授领导的“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课题组就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问题进行了一次规模宏大、指标体系完整、综合测评传媒种类广泛的全国居民调查，其成果以《中国传媒公信力问题的全国居民调查报告》形式呈现。2009年，该课题组最终研究成果《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一书出版，该研究成果分上、中、下三篇，分别包括了大众媒介公信力研究的基本理论、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方法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进行的实证调查和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在该研究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3）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量表的初步建立

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课题组经过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依据“媒介公信力评价量表”的数据，及对公信力指标的进一步甄选和信度、效度检验，得出测量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三个不同的量表，即由25个题项4个纬度构成的“公信力测评全面量表”、由18个指标4个纬度构成的“公信力测评基础量表”、由13个指标3个纬度构成的“公信力测评简化量表”，并对以上3个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最终结合大量的实证调查，初步建立起可将中国大众传媒公信力状况进行量化表达的传媒公信力测评指标。⁽³⁸⁾这也是我国大陆学界提出的第一个相对具体、完善的大众媒介公信力测评体系，标志着我国媒介公信力的研究已进入新的阶段。

5.当前公信力研究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公信力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理论水平各方面在2005年后呈现明显变化，但整体研究水平仍有待提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可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概念亟须统一。公信力概念的引入及推广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大众传媒走向规范、成熟的必经之路。目前“公信力”概念问题在我国学界仍未得到充分讨论，对媒介公信力的概念进行基本界定成为学界、业界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无论是对新闻学还是传播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在对公信力概念取得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相关问题才能得以深入探讨，形成良好的学术交流和互动平台。

第二，研究视野需进一步拓宽。我国媒介公信力的研究有两大问题，其一表现为，2004年前不少文章偏向站在媒介视角讨论公信力问题，研究浮于表面，大多为一般性论述，对受众层面的关注和调查不够。而2005年后，随着实证研究的展开，从受众视角对我国媒介公信力的研究成为另一个主要趋势。但国内研究者对公信力的实证研究大多走调查受众、其后予以综合分析的路线，对媒介的具体内容如新闻报道、广告、节目内容等缺乏实际、深入的内容分析，所以大量的调查报告和数据分析都是基于对受众方面的调查和访谈，媒体方面虽有所关注，但大都比较宏观，另外对媒体老总、编辑、节目制作人、记者等新闻从业群体人员进行的调查相对缺乏。对受众群也缺乏适当的分层或针对某些群体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这些问题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予以考虑。

第三，改进研究方法，检测和完善公信力测量体系，提高学术界的理论认识水平。我国学者已在借鉴国外已有成果的同时，发展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测量方法，而对该测量指标体系的检验势必将会陆续进行，同时如何使用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切实对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现状展开评价和监督，并提供相关预测，把理论成果真正运用到实践生活中均是当务之急。

第四，公信力研究的整体性和阶段性。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大众传播媒介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并不相同，它在影响社会舆论的同时，也受制于自身存在的历史条件。除核心要素外，媒介公信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要求和体现，并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因此，对媒介公信力的研究应放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中，以大历史的视角进行考察，在建立测量指标的同时，也应注意其背后各要素间深层次关系的研究。

第五，持续关注国外学界研究动态，注意学术规范，尊重他人成果。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时间不长，系统介绍及随时关注国外研究状况实属必要。此外，在对国内公信力问题进行资料收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符合学术规范甚至无视他人劳动成果的问题，如某些学者文章中的观点甚至是文章摘要本身明显参考或引用他人成果，却没有向读者提供参考文献或作相关说明，更有甚者大段借用他人文章，除添加一些新鲜案例外，就概念的提出、文章的框架等几乎全盘复制。这种情形在学术界仍不鲜见，真实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以上情况虽属少数，但不能不引人警醒，否则以讨论公信力为题的文章自身就存在公信力的问题。

随着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以更广阔的视野，对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推动“公信力”这一概念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业界在重视公信力的同时，应注意避免将公信力简化为衡量媒介竞争和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尺度，却忽视了服务社会和受众的基本职责。本研究希望抛砖引玉，共同展开对公信力问题的讨论，推动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基本建设。

【注释】

(1)2003年年底，中国新闻研究中心（www.cddc.net）刊发了“2003中国内地媒体影响力调查报告”，国内的不少报纸全文刊登了这次调查结果，但这次调查没有对调查使用的方法和分析数据的方法等问题作必要的交代，在测量这些概念如影响力、公信力的过程中，具体使用了哪些指标等也无从得知，加之调查机构的权威性等因素，其可信性尚有待检验。

(2)大众传播媒介书中有时简称为“大众传媒”、“大众媒介”、“大众媒体”等。

(3)《新闻前哨》2004年第4期。

(4)黄晓芳：《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电视研究》1999年第11期。

(5)Kiousis：Public Trust or Mistrust？Perception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M ass Communication＆Society，Nov2001，Vol.4 Issue 4，p.381.

(6)Kiousis：Public Trust or Mistrust？Perception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M ass Communication＆Society，Nov2001，Vol.4 Issue 4，p.381.

(7)陈嘉爵：《选举期间电视新闻可信度比较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硕士论文。

(8)陈嘉爵：《选举期间电视新闻可信度比较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硕士论文。

(9)“Credibility and Bias”（five studies of audience perceptions and journailists' performance），Jounalism＆Communication Quarterly，Vol.80，No.2，Summer 2003.

(10)《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5期。

(11)详见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我国港台学者对公信力研究已有初步成果问世，如《广播电视台主管对媒介功能与媒介公信力之评估》（彭芸，1989）、《报纸和电视新闻可信度比较之研究》（建生，1990）、《媒介可信度之研究》（罗文辉、陈世敏，1993），《新闻媒体与公信力》（罗文辉，1995）等。香港学者祝建华曾对国外媒介可信度研究做过较为详细的文献回顾，介绍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指出媒介可信度的定义随着整体研究的进展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已有的媒介可信度定义可分为四种类型：来源的可信度、内容的可信度、来源的感知可信度和内容的感知可信度。

(12)廖圣清、李晓静、张国良：《中国大陆大众传媒公信力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2005年第1期。

(13)沈荟、金璐：《西方传媒公信力的研究视域》，《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15卷第4期。

(14)黄晓芳：《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电视研究》1999年第11期。

(15)佘文斌：《公信力——传媒竞争的重要砝码》，《新闻战线》2002年第5期。

(16)李忠昌：《试论大众传媒的公信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7)蔡克平、陆高峰：《新闻信息不对称对报纸公信力的影响》，《新闻与传播》2004年第1期。

(18)何国平：《论媒介公信力的生成与维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年第2期。

(19)郑保卫、唐远清：《试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3期。

(20)喻国明：《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初探——鉴论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现状与问题》（上），《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1期。

(21)喻国明：《大众媒介公信力理论初探——鉴论我国大众媒介公信力的现状与问题》（下），《新闻与写作》2005年第2期。

(22)靳一：《中国大众媒介公信力影响因素分析》，《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9期。

(23)沈荟、金璐：《西方传媒公信力的研究视域》，《上海大学学报》2008年7月，第15卷第4期。

(24)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上），《当代传播》2001年第1期。

(25)黄晓芳：《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电视研究》1999年第11期。

(26)李忠昌：《试论大众传媒的公信力》，《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7)黄晓芳：《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电视研究》1999年第11期。

(28)蔡克平、陆高峰：《新闻信息不对称对报纸公信力的影响》，《传媒观察》2003年第10期。

(29)时统宇、申琳：《2003：打造媒体公信力》，《新闻与写作》2004年第1期。

(30)何运林：《党报规避软新闻对公信力负面影响的思考》，《新闻前哨》2001年第3期。

(31)王欣：《提升我国媒体公信力之对策》，《新闻前哨》2004年第5期。

(32)张羽：《人民的利益与媒体的责任——从“非典型肺炎”事件看新闻媒体传播现象》，《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4卷第1期。

(33)黄旦、严凤华、倪娜：《全世界都在观看——从传播学角度看“非典”报道》，《新闻记者》2003年第6期。

(34)陈绚：《中国媒体应避免“期待性沉默”——析“非典型性肺炎事件”中新闻传播的“不作为”失控》，《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

(35)杨玉华：《增强网络媒体公信力对策谈》，《声屏世界》2004年第6期；赵志刚：《提高网络媒体的社会公信力》，《新闻前哨》2004年第4期。

(36)喻国明、张洪忠：《中国广播电视公信力评测报告》，《视听界》2007年第3期。

(37)喻国明、张洪忠、靳一：《媒介公信力：判断维度量表之研究——基于中国首次媒介公信力全国性调查的建模》，《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38)喻国明等著：《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基础理论、测评方法与实证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