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愉悦品

三、作为精神愉悦品

熬过将文艺极端政治化的“文革”时代,中国广播文艺迎来了新曙光与新征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中国广播文艺主要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飞跃:

其一,“十年动乱”中被批判、禁锢的优秀传统戏曲、曲艺、音乐、外国文学等节目被恢复,大量反映新时期拨乱反正、反映新生活的节目被录制和播出,广播文艺不再是呆板的说教,而是以精神愉悦为前提的节目体系。

其二,立体声广播的出现使广播文艺节目有了如鱼得水的发展机会,音乐类节目、广播剧等文艺节目的创作和播出量剧增,加之各类广播节目评奖活动的促进,文艺广播节目质量的提高也大有起色。

其三,自1979年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了商业性广告经营后,广播开始面临市场的博弈。“听众至上”的意识进一步加强,听众的收听效果成为广告商投放广告以及广播电台衡量节目质量的重要指标,大板块节目、直播节目、系列节目等新型节目形式纷纷出台。

其四,除了文艺频率、音乐台等专业文艺广播频率,文艺几乎成为不可缺少的因子贯穿于每一档广播节目之中。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广播文艺节目也开始得到非广播媒体如网络、手机等终端设备载体的关注。

从中国广播文艺的成长中可以看到,中国广播文艺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有了角色的转换,从被视为宣传工具转变为精神愉悦品。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当时的苏联就出现了主张“文艺的本质是审美”的审美学派。该学派认为,文艺的特殊性是多方面的,它既表现在形式,也表现在内容、对象、作用、方法等方面。要是否认这种特殊性,就等于否认了文艺的认识、审美和教育等功能,使文艺变成简单的宣传和传播工具。因此,如何把握文艺作品的尺度就变得非常重要,一方面要摒弃浓重的宣教色彩,进行合理的舆论引导;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环境下文艺作品的商业价值。如今,中国广播文艺在两者的平衡中寻求到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第一,百花齐放,提倡广播文艺作品的兼容并包,对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同样重视,鼓励广播文艺作品题材、风格、样式和手法的多样化;百家争鸣,引入竞争机制,不仅鼓励各省市文艺频率之间的竞争,而且鼓励台内各栏目之间的竞争。

第二,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媒介的市场化驱使广播文艺频率在各种经营如广告经营、节目经营、节目衍生品经营、电台品牌经营等方面使尽浑身解数。然而,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容易陷入极端的功利主义。因此,要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

第三,加强广播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广播文艺的工作者既是思想战线上的战士,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因此,在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始终将广播剧评奖列为其中一项,旨在引导广播文艺、广播剧的精品工程,传播积极向上的思想道德观念。

总之,广播文艺这种精神愉悦品是以陶冶受众精神为目的的媒介产品,既脱离不了市场经济的影响,同时也不是一味追求利益的迎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