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斗争利器

一、作为斗争利器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过:“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毫无疑问,诸如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是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它们的功能即是在国家控制下发挥的功能,它们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力量。而广播媒体在创建伊始,就与政治权力建立起了一种天然的联系,国家往往利用广播的“贴近性”将自己的政治态度温婉而坚定地传达出去。比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起通过广播所做的四次“炉边谈话”,对稳定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军心、民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广播”的诞生,也让当时的北洋政府高度重视,并于1915年发布《电信条例》,规定无线电器材属于军需用品,非经陆军部批准不许运入我国;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外国不许在国内私设电台。因此,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开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刚刚问世,北洋政府便下令取缔。然而,技术的进步与政府内部的宣传需求已确定了广播的存在价值。于是,《电信条例》几经修改,在禁止民营电台干预政治的前提下,允许民间经营广播事业。

旧中国时势的变动与复杂给予中国广播文艺展现不同亮点的机遇。20世纪20年代,文艺开始与中国广播联姻,让戏曲、曲艺、音乐等文艺形式有了通过电子媒介愉悦大众的机会;20世纪30年代,文艺的娱情作用已经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随着“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谢谢毛毛雨》吗?”^[2]的责问,抗战时期的中国广播文艺像是斗争号角,起到了特殊时期所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建立,“我们是广播战士,我们是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的广播口号一路鼓舞士志民心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旧中国的战争洪流给予中国广播文艺以“革命文艺”的时代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既体现了先进分子、爱国人士的觉悟以及革命领导人士的高瞻远瞩,同时,也验证了文艺在斗争时期的客观地位和作用。列宁在1905年所撰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言:“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3]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论证了文艺的革命作用:“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4]

中国广播文艺作为斗争利器在特殊时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广播不仅吸纳了具有革命号召力的歌曲、戏曲、歌剧等形式辅之以广播的传播形式,如将《义勇军进行曲》、《兄妹开荒》、《白毛女》等通过电波传送,同时也意识到了广播媒体特殊属性问题,尝试制作适合广播特色的文艺节目,如1946年10月,东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了解放区的第一部广播剧《我们宁死不当亡国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