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希望的生活才值得过_阿尔贝・加缪自述

有希望的生活才值得过_阿尔贝·加缪自述

综观各种存在哲学，我看到它们无一例外都号召我逃遁。在一个对人封闭而又有限的世界中，这些哲学通过独特的推理，从理论废墟出发，把那些挤压它们的东西奉若神明，并且在把它们抛弃的世界里找到了一种希望的理性。这种强制的希望就是一切宗教的本质。我们值得在此谈谈这种希望。

我这里只想举例分析舍斯托夫和克尔凯郭尔的一些特殊论题。不过，已被歪曲甚至被丑化的雅斯贝尔斯也会为我们提供这一立场的典型例证。其他问题将会随之变得更加清楚。人们认为他并没有能力实现超越物，并不能深入探寻经验，也没有意识到这个由于失败而变得动荡不安的世界。他是否会推进或至少从这失败中获取结论呢？他并没有得出任何新的东西。他在经验中只是得到对自己无能的证明，而得不到任何借口推论出令人满意的原则。然而，在没有任何证明的情况下，他就自己选定了这种原则，一下子同时肯定了超越物、经验的存在和生命的超人意义。他说：“失败在任何解释与可能的说明之外并没有指出虚无，而是指出了超越的存在。”这种通过人类信仰的盲目活动突然产生的存在可解释一切，雅斯贝尔斯把它定义为“一般与特殊之间的不可思议的统一”。于是，荒谬就变成上帝（从这个词的广义上说），而这种对理解的无能为力就变成照亮一切的存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使这种推理合乎逻辑。我可以把它称作一种冒险。而奇怪的是，人们懂得，雅斯贝尔斯坚持要认为超越者的经验是不可能实现的无限耐心。因为，这种类比越不可捉摸，那这种定义就越徒劳无益，而超越者对他来讲就越真实，因为他用于肯定的热情恰恰就是和他的解释能力与世界、经验的非理性之间的距离远近成正比。这样看来，雅斯贝尔斯要摧毁理性偏见的热情因为他要用更彻底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变得更加强烈。这位鼓吹受辱思想的传教士希求在受尽凌辱之后能够使存在再生。

上述先哲使我们熟悉神秘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与任意一种思想立场一样都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现在，我的行动要说明我是严肃地对待某个问题的。在这里，我对这种立场的普遍价值，对它教益的能力完全没有任何偏见，我只是要观察一下，这种立场是否与我所处的环境相适合，是否与我关切的争议相称。于是，我想再谈谈舍斯托夫。他的一位注释者曾引用过他的一段极有意义的话：“确切地讲，真正的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世人眼光看不到的出路。若非如此，我们何以还需要上帝呢？只有在要求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人们才转向上帝。至于可能得到的东西，人们对之业已满足。”如果确实存在舍斯托夫哲学的话，我完全可以说，这段话就可以概括它的全部内容。因为舍斯托夫在进行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分析之后，揭示了任何存在都具有的荒谬性。他并没有说：“这就是荒谬。”而是说：“这就是上帝：我们应该信赖他，即使他并不符合我们的任何理性范畴。”为了使他的思想不致引起混乱，这位俄国哲学家甚至暗示说，这个上帝可能是充满仇恨的而且是令人憎恶的，他是难于理解的又是矛盾的；然而，一旦他表现出最丑恶的面目，他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舍斯托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这种不合逻辑的特点。他论证的正是上帝的非人性。应该飞跃到上帝那里去，并且凭借这种飞跃摆脱诸种理性的幻想。这样，在舍斯托夫看来，承认荒谬的同时本身就意味着荒谬。评论荒谬，就是承认荒谬，而且从逻辑上讲，舍斯托夫的整个思想都致力于揭示这种荒谬并使荒谬引发的无限希望同时迸发出来。我要再重复一遍：这种态度是合乎情理的。我在这里坚持要对某种问题及其全部结果进行单独考察。我并没有考察一种思想或一种信仰活动的悲怆情调，我还有一生的时光去考察它。我知道，舍斯托夫的立场激怒了唯理主义者。我还是感到舍斯托夫反对理性主义是有道理的，而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否始终忠实地服从荒谬的指挥。

然而，如果认为荒谬是希望的反面，那人们就会看到，对舍斯托夫来讲，存在的思想预先设定了荒谬，但只是为了消除它才揭露它的。舍斯托夫思想的这种微妙之处就是运用了悲怆的手法。当舍斯托夫把荒谬与通常的道德和理性对立起来的时候，就把荒谬称作真理和救世主。因此从根本上讲，在这荒谬的定义中，包含有舍斯托夫的赞许。如果承认这个概念的全部权力都寓于它用以冲击我们最原始的希望的方法之中，如果人们感到荒谬为了维持下去而要人们不要同意它的话，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它已经失去自己的真实面目，失去其人道的和相对的特性，为的是进入一个既是不可理解的又是令人满意的永恒之中。如果说存在着荒谬的话，那它就是在人的世界中。一旦荒谬的概念改变成为通向永恒的跳板，这个概念就不再与人类的明晰性相关联。只有在人们不赞同它而评价它的时候才具有这种明晰性，于是斗争就被回避了。人与荒谬融合为一，而且在这种结合中，人使得荒谬和对立、分裂和离异的特性消失殆尽。这种飞跃是一种逃避。舍斯托夫特别乐于引用哈姆雷特的话：“时间是混乱的”，他是怀着一种完全特殊的狂热希望说这句话的。因为哈姆雷特并不是这样用这句话的，莎士比亚也不是这样用这句话的。非理性的陶醉和入迷使光明的精神离开荒谬。舍斯托夫认为，理性是无用的，但存在某种超出理性之外的东西。(www.guayunfan.com)这种飞跃至少能够更加清楚地表明荒谬的真实性质。我们知道，荒谬只有在一种平衡之中才有价值，它首先是在比较过程之中产生，而不是产生于比较过程的各项之中。而舍斯托夫恰恰是把重点偏向其中的一项并且打破了平衡。我们对理解的渴望，对绝对的思念只有在我们能够理解和解释许多事情的范围内才是可以解释的。绝对地否认理性是徒劳无益的。理性有其范畴，它在其范畴内是有效的。这就是人类的经验。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弄清楚一切的原因。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如果荒谬在这时产生了，那就恰恰是碰到了这种有效而又有限的理性，碰到永远产生着的非理性。然而，当舍斯托夫愤怒抨击黑格尔所说的“太阳系是按照永恒的规律运转的，而且这些规律就是太阳系的理性”的时候，当他狂热地冲击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的时候，他恰恰得出了“理性是虚伪的”结论。通过一个自然而合乎情理的转折，他就由这个结论出发肯定了非理性的优先地位，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在此，限制和规范的概念可能参与进来。自然的种种规律能够成为有价值的直至能到达某一界限，超过这界限，它们就会转过来反对自己以使荒谬得以产生。或者，这些规律还可能在描述的范围内使自己合乎情理，而并不因此在解释的范围内成为真实的。在此，一切都奉献于非理性，而由于回避了对明晰性的要求，荒谬就随着比较之中一项的消亡而消亡。与此相反，荒谬的人并不进行这种更新。他承认斗争，并不绝对地轻视理性，并且承认非理性。他的目光扫遍所有经验的根据，并不准备在知道之前就起跃。他仅知道，希望在这个专注的意识中已不复有希望的地位。

雷昂·舍斯托夫最为敏感的问题，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可能就更为突出。当然，要概括克尔凯郭尔这样一个充满动乱不安思想的作家是很困难的。但是，纵然他的著作看起来充满矛盾，透过其中的隐语、文字游戏和玩笑，人们还是感到他的整个写作生涯都是作为对一种真理的预感（同时又是一种领会）而显现出来的，这种真理最终在他最后几部著作中迸发：克尔凯郭尔也超越了这种真理。基督主义的童年是饱受惊吓的，而最终竟趋向于一种最严酷的面孔。克尔凯郭尔同样也认为：对立和悖论变成宗教的准则。这样，使得人们对生活的意义及深度失望的准则又给予生活以真理与光明。基督主义是丑恶的，克尔凯郭尔一直要求得到的就是伊涅斯·德·罗耀拉所要求的牺牲，即上帝最乐意的牺牲：“智力的牺牲。”这种飞跃的结果是古怪的，但已不应使我们感到惊奇了。它把荒谬变成为另一世界的标准，同时仅仅成为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残余。克尔凯郭尔说：“宗教信徒在其失败中获得了自己的成功。”

我并不想问这种立场与何种激动人心的预言相关联。我只是想知道荒谬的场面与其固有特性是否能使这种立场合乎情理。我知道，这是不能够的。若重新观察荒谬的内容，人们就会对启迪克尔凯郭尔的方法有更深的理解。在世界的非理性与对荒谬的反叛的思念之间，克尔凯郭尔并没有保持住平衡。他并不重视严格说来使得人们体验到的荒谬的关系。他肯定不能摆脱非理性，但克尔凯郭尔至少能从这无望的思念中自我解救出来，他认为无望的思念是贫乏和无意义的。如果他的理论对以上观点的评论是有道理的话，那在其否定中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他反叛的喊声被狂热的信仰所代替，那他就会对那至此为止一直使他生光发亮的荒谬一无所知，而且导致他把自己拥有的唯一信念——非理性——宗教化。加里亚尼长老对埃比娜夫人说过：重要的并不是赎罪，而是与原罪共存在。赎罪，这是他渴望的，在他的日记里我们时时可以看到这种愿望。他的智慧的全部力量都在于逃避人类命运的矛盾。由于他突然发现命运的虚伪性，他的这种努力毫无成功的希望，比方说，当他谈到这种希望时，就犹如谈到对上帝的敬畏以及同情、怜悯都不能使他平静一样。因此，他通过一个苦思冥想出来的借口赋予非理性一种面貌，并且把荒谬的诸种属性给予他的上帝：不正确、不合逻辑并且不可理解。唯有他的智慧试图扼杀人心灵深处的欲求。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被印证，而一切又都是可能被证明的。

正是克尔凯郭尔本人向我们揭示了他以后的道路。我并不想多谈下去。但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怎么能看不到灵魂面对荒谬的肢解而发出的自发肢解的信号呢？这也是《日记》中重复出现的主题。“促使我犯罪的是动物性，它同样也属于与人性有关的一部分……而因此请给我一个身体。”他进而说：“哦！特别是在我青春萌动时代，为了成为人，我应付出多少代价啊！甚至付出六个月的生命……说到底，我欠缺的就是一个身体以及存在的各种肉体条件。”同是克尔凯郭尔，在另一部著作中却把那纵穿多少世纪并震撼那么多心灵——荒谬的人除外——的伟大呼喊看作自己的呼喊。“但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完全不是一切的终结，它无限地引起比生活为我们包含的希望更多的希望，甚至充满着健康和活力。”凭借丑恶现象而造成的和解，仍然还是和解。我们看到，它能够从其对立物的死亡那里获得希望。但是，即便我们对这种态度抱有好感，也应该说，过度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人们说，因为“这个”超过了人的尺度，于是它就应该是超人的。然而，这个“于是”是多余的。在这里并不存在合乎逻辑的信念，也没有经验的可能性。我所能说的一切就是：这实际上超出了我的尺度。如果我从那里没有得出否定，至少我不愿在难于理解的东西上面奠定任何东西。我要知道，我是否能够和我所知的并仅仅和我所知的东西一起生活。有人还对我说，知在此应该牺牲它的骄傲，理性应该屈居下位。但是，如果我承认理性的诸种局限，我并不因此否认它，而是承认它的权力是相对的。我只是要坚持一条中间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知能够始终保持清楚明白。如果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的尊严所在，我则找不到什么充足的理由去否定它。克尔凯郭尔认为失望并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状态：罪孽的状态本身，没有任何东西比这种观点更为深刻的了。因为罪孽是远离上帝的。荒谬作为有意识的人的形而上学状态并不达于上帝。如果我偶然地犯了这样的大错：即认为荒谬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那这个概念也许会变得明确起来。

对于这种荒谬的状态，关键是要在其中生活。我知道荒谬是在什么上面建立起来的，这种精神和这个世界互相用力地支撑着对方，却不能互相包容。我要寻求的是这种状态下的生活规律，而人们向我提出的答案却忽视了它的基础，否认其中痛苦的对立的一项，并且要求我取消它。我要问我为了自己的命运而认识的命运会引出什么结果，我知道这种命运引出了含混暧昧和无知，而且人们向我肯定地说这种无知可解释一切，这茫茫黑夜就是我的光明。但是在此，人们并没有回答我的欲求，而且这激动人心的诗意语言并不能向我掩盖它的怪诞，因而我们还须回顾前述。克尔凯郭尔可能会厉声警告说：“如果人对永恒没有意识，如果在一切事物的深处只有野性沸腾的强力主宰，只有它在昏暗不清的激情漩涡内制造着伟大或无价值的事情，如果那毫无基础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充的空无躲藏于事物的暗处，那么，生活不是失望又会是什么呢？”这警告中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荒谬的人。寻找真实的东西并不是寻找可望的东西。如果要避免“那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这令人头痛的问题，就须像驴子一样靠玫瑰花一样的幻想生活，而不是屈从于谎言。荒谬的精神喜欢毫不畏惧地接受克尔凯郭尔“失望”的回答。一切都十分清楚，一个特定的灵魂总会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西西弗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