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差阳错，苏轼没能成为这次科考的状元_

阴差阳错，苏轼没能成为这次科考的状元_

父子三人启程北往，来到嘉陵江畔的阆中（今四川阆中），自阆中走上褒斜谷（今陕西勉县北）曲折陡峭的古栈道，然后翻过秦岭，进入关中。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曾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崇山峻岭的包围下，蜀地通往中原的道路艰险异常，令飞鸟敛翅，令猿猴发愁。攀行于这样的道途，一路的艰辛危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初出茅庐的苏氏兄弟，正当壮志满怀，始终兴致勃勃，不知疲倦，一边赶路，一边还抽时间游览名胜、欣赏古迹。当他们到达汴京时，已是石榴花开满枝头的五月。刚刚洗去旅途的风尘，还来不及领略一下京城的旖旎风光，兄弟俩就在父亲的督促下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之中。

八月，苏轼与苏辙在开封府考进士，首战告捷，双双获选。按照宋朝的规定，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负责礼仪、祭享、贡举等事）的考试和皇帝的“殿试”。所以，兄弟俩不敢松懈，继续闭门攻读。

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礼部的最高长官）、翰林侍读学士（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当时文坛盛行内容空虚、矫揉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发起诗文革新运动，与一批志同道合、才识远大的文人共同反对这种文坛积弊。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而主考官对于文章的裁判，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变更文风的关键。这次负责礼部考试，欧阳修便下定决心，冲破一切阻力，利用选拔人才的机会，配合诗文革新运动，以便刷新文风。他明确规定，应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平易流畅，至于险怪奇涩、空洞浮华的文章，一律不予录取。如前所述，苏轼兄弟在父亲的教导下，自幼作文，即从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入手，注重内容的充实和感情的真挚，文风质朴，文笔自然流畅，这次应考，可说是适当其时。

礼部考试那天，苏氏兄弟天不亮就起床，自备干粮，匆匆赶往考场。当时考试，纪律十分严明，考生进入考场，各自闭关在斗室之内，不到考完不准出场。每间斗室，都配有皇宫侍卫严加看守。(www.guayunfan.com)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枚，古代行军时为防止喧哗，让士兵衔在口中的竹棒或木片）

——欧阳修诗

寂静的考场上听不到一点点喧闹，只有笔尖触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响，仿佛春蚕食叶，又仿佛行军的战士衔枚急走。

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苦心经营，三易其稿，仅用六百余字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赏罚必须分明：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另一方面，又须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这样便可以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

当苏轼放下笔，满怀信心地走出考场的时候，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这篇应试之作将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按照宋代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人员登记在册，重抄一遍，再呈交考试官评阅。重抄之后的试卷，既没有原作者的笔迹，也略去了姓名。在考生出场之前，考试官就已进入试院，与外界隔绝，直到阅卷完毕才能出来。按房分卷，国子监直讲（五品官，负责以经术教授国子监诸生）、本次考试的详定官梅尧臣最先读到苏轼这篇应试文章，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一气读过，又惊又喜，深觉文章引古喻今，说理透辟，既阐发了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语意敦厚，笔力稳健，质朴自然，颇具古文大家的风采。本想评为第一，名列榜首，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出色的文章，除了自己门下弟子曾巩之外，天下恐怕不会有第二人能写得出来。如果把曾巩取为第一，岂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吗？于是决定忍痛割爱，使该文屈居第二。

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义”（即回答《春秋》一书的问题）获得第一。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皇帝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器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氏兄弟，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