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保护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与挑战

人权的发展对国家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许多国家将人权保护的义务写入宪法，成为国家的重要义务，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此外，随着对人权观念认识的深化，人权观念出现国际化的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权保护的国际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传统的主权国家提出了新的要求。

所谓“人权国际化”，并不是指人的权利本身的国际化，而是人权制度、人权思想的国际化，使国内的人权保护问题置于国际的监督之下。在人权国际化中所包含的国际人权保护内容，则主要指国际社会在国家之外对人权进行保护。^[2]

在人权的保障方面，尽管国家负有人权保护的义务，但现代民族国家所保障的并非国际法上所保障的人权，而是与国家相对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国际法意义上保护的人权由于缺乏普遍的强制支撑和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更多地成为一种道德权利。然而随着各国陆续签订国际人权公约，由国际人权公约承认的普遍的人权也都为各国所接受，国家开始承担起保护人权的国家义务及国际义务。

与作为一国内人权保护的《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相匹敌，联合国宪法性文件《联合国宪章》其基本宗旨之一，就是促成国家间的合作，不分语言、种族、宗教，促进全人类的基本人权的实现。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它之后1966年的两份具有强制性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结都属于这一范畴。经历三个世纪的发展，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为世界各国所公认，各国宪法宣言的人权内容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一致性，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共同承认的社会事实。对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国际法中的重要内容，国际人权法也成为国际法领域的独立分支，已发展为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

在国际人权法中，主权国家承担着保障人权的主要职责。这是由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法律现实决定的。尽管国家人权法的重心是保护人的权利，但并不能认为国际人权法以个人为基础，同其它国家条约一样，国家仍然是国际人权法的义务承担者，国际人权法主要并直接地适用于国家。

依据国际人权法，缔约国之间相互承认权利、履行义务，依据不同的国际人权条约，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一般包括：定期地向有关国际机构提交相关报告、接受相关人权委员会的监督、在发生争议时成为国家间指控和个人申诉的对象，出席有关的国际司法诉讼并履行司法判决等义务。此外，国际人权条约在国与国的权利义务关系中，还间接地规定了国家与其管辖内一切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如难民、外国公民、土著居民等。基于国际人权保护所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并不是缔约国之间等价的权利义务交换，每一缔约国在履行自身义务的同时，也有权要求其它缔约国履行相应的人权保护义务。比如联合国的两项国际人权公约都有如下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同意下述各条”，“每一缔约国承担……达到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国家义务实际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在形式上是国际人权公约针对缔约国的国家履行义务，在实质上则是针对各缔约国在其领土和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人的。国际人权法同其它国家条约不同，它更多地体现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规定了国家如何对待国民的方式，以及在人权保护和实现过程中国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国家仍然对国际人权保护负有首要义务。^[3]

尽管国际人权保护将国家视为义务的主要承担者，但在历史上公民权利一直是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常常将难民、土著居民和儿童等的权利诉诸人权，一些国际性的法律制度总是在人权法的旗帜下与国家对立，以图保护那些没有被国家所包容的人们的权利，那些不承认民族国家合法性而与之冲突的人们也求助于人权法的保护。而人权保护方面存在的难题是历史性的，因为人权不同于公民权，不存在可以求助或动员的政治共同体，或者说人们可以接受政治权利可强制执行的观念，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社会和文化权利却不能由法院受理。因此，在国家人权保护的问题上，开始出现“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的分歧，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及全球化对传统主权国家挑战等问题。传统主权国家如何应对全球化的发展对政治生活的挑战，国家如何依据自身条件更有效地履行保护人权与公民权利的义务，成为决定国家存在合法性的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