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自国家诞生以来便存在国家治理，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治理处于不同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尽管国家治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不一定随着社会发展程度而及时调整，但国家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采取何种治理体系、治理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社会结构变革和调整的必然结果，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的调整存在着相关性。

一般而言，尽管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但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当）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反比关系”[3]。尽管这里所论及的是经济增长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讲，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国家治理的程度确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只有在经济社会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物质财富充足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才有可能摆脱治理手段和技术上简单化的不足，以更为丰富多样、切实有效的方式围绕建构社会秩序、加强各治理主体的合作与共治。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促使了包括教育、可支配收入和医疗卫生等在内的各类可供配置的资源的增多，这为多元主体和公民个人有效地参与对公共事务治理提供了充分的闲暇、足够的信息和理性的认知。如同利普塞特所说：“国家越富裕，出现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大。……只有在没有什么真正穷人的富裕社会中广大公众才可能有效地参与政治。”[4]人们所享有的物质财富越多，供给其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就越多，条件也就越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越有实现的可能性。

经济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其为国家治理所提供的雄厚物质基础，还体现在经济本身的结构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上。经济发展会推动在生产和交换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和细化，这样的一种分工只有在相互尊重对方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平等权利和特殊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达成，由此所造成的这种社会交往关系反映到国家治理过程中，就是为国家治理塑造了具有平等精神和独立意识的参与主体，并提供一套基于利益和权利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交流交往方式和规则规范体系，这是国家治理有效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之一。此外，经济的发展还会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在政治结构方面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随着经济日益向各领域拓展和开放，会将更广泛地域、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纳入进一个紧密的体系，在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之中，生态环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科技进步问题、交往合作问题等都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成为政治上的议题。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关系的不断复杂，要求政府组织的容量必须随之扩展，将各个层次和领域的问题统筹考虑在内，建立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以制度的完善提升自身的行政能力，满足日益复杂的发展需要。这样一来，由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政府管理体制的完善，必然会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一个框架，为治理的有效开展提供有效的政府能力支持，并通过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设置将治理的议题条理化、明晰化，进而提高国家治理的效果。

经济的发展也会极大地改变社会的结构。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来看，一般认为，“社会结构的变迁往往是启动社会政治发展的前兆，同时，具有多元、稳定等特征的社会结构优势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5]。任何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的规定性下进行，社会结构本身的发展完善程度，决定了国家治理所能推进的程度和范围。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使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社会成员之间的同质性身份被打破，不同的社会身份得以确立，从而造成了人们之间多元化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表现在社会结构上就是原先的阶级阶层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各种利益群体分化组合，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多元的社会主体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必然要求参与到对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如果不对社会成员的参与诉求加以回应，就有可能造成政治冷漠或参与过度等政治社会问题，从而影响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因此，由阶级阶层的分化组合所引起的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这一结构中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强烈冲击，客观上要求实现政治系统的结构合理化、运行制度化和功能专业化，建立起和谐的社会价值体系和公正的利益调节机制。这种体系和机制有助于协调多元主体之间交流交往，将多元主体的参与活动规范在合理有序的幅度内，保证国家治理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身份变化，也带来了其思想意识的变化，人们的思维不再局限于之前的单一的价值取向之中，不再盲目地服从于政治权威，人们的参政意识、主体意识、法律意识、权利意识等不断提高，并以一个积极的政治角色投入到政治生活中来，这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制度和法律的建设将多元主体的诉求纳入机制化的解决框架之中。这样的一种调整同时要求政府不能再保留之前治理过程中的地位，不能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处理与社会主体的关系，而要构筑有助于多元参与的公正合理的治理平台和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以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充沛的动力资源。

此外，经济社会发展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手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明显的成果，就是为社会科技手段的进步提供了可能，就当前而言，互联网、移动通讯、高速交通等将整个社会有效地联系起来，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带来的通讯手段的便捷，使各种信息可以在同一时空向所有人开放。这样，作为一种重要资源的知识和信息的创造、传递、获取呈现出开放性、互动性、透明性和多中心化的特点，由此为打破各种陈旧体系的束缚提供了突破口。这是因为，由于这些技术手段的进步，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难以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依然固守以往垂直式的信息发布和宣传机制，则很可能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影响，因而，建立一种新的信息公布和宣传平台就成为必要。这要求及时、准确的公布政务信息和工作流程，通过互联网、移动传媒等完善与群众的沟通协调机制，主动接受民众的参与和监督，从而广泛地了解民意、汇集民智，有效地引导舆论，并及时化解各种非理性参与对政治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冲击，进而构筑起一种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信息公布和宣传机制。而对于民众而言，由于获取信息的方式的便捷和能力的提升，激发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从而促使民众积极地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同时由于新型传媒有利于提高民众增强自身声音的影响能力，使得民众能够有效地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并将这种声音传达至相关各方，信息传播机制的转变，势必会使民众的声音迅速传达到决策部门，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条件。

总的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过程，而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变量，不断地刺激这一关系中各要素地位的发展变化，从而演化出不同的国家治理理念、体系和结构。因此，经济社会发展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国家治理的日益完善离不开社会的需要，国家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又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两者构成一对互为条件的矛盾统一体。因而，认识国家治理的发生条件、运行机制，就必须到其所存在的社会发展环境中去寻找原因。正是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参与公共事务的物质保障，孕育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思想意识的各类主体，并为这些主体的治理行为提供基本的议题和交流手段，从而塑造主体之间的基本关系。而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正是根据这些主体的诉求和关系，改革创新和完善与之相关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和思想价值体系，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实现各项事务的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党领导下多元主体间的密切互动和高度协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结构和制度的全面性与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实现治理手段、方式的时代化、程序化、制度化、科学化和最终结果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