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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文化视域下的文化建设措施

时间:2022-03-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措施,首先,应该从弥漫全球的专门化教育入手,寻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教育方面的生态平衡。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尊重科学文化的现实价值取向,但又要时刻保持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人文关怀。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的产业化措施,要集中在科学文化的日新月异与人文文化的永恒追求之间的和谐发展问题上。
两种文化视域下的文化建设措施_两种文化史论与文化建设实践

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十分有必要纳入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对峙的两种文化语境中来,并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规划,将文化建设的生态方向集中到和谐观念的建构方面。因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从古希腊的相互相生到而后的对峙与分裂,它们之间的矛盾至今没有停止过。两种文化的分裂遍及于整个西方世界。

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措施,首先,应该从弥漫全球的专门化教育入手,寻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教育方面的生态平衡。这就要求学校在课程设置、师资配置与考核评价等体系中,切实维护两种文化和谐发展的生态局面。其次,当今社会形态的定型化已经不可逆转,文化产业化方向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方向。这就要求鄱阳湖生态文化措施,应该扶持而不是抑制生态文化发展的大众化与消费化的趋势。当然,在此过程中,有必要维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生态平衡,才不违背生态文化的和谐追求。最后,在理论建设方面,需要紧密联系生态经济区的建设,通过立项支持及具体的文化实践,深化生态文化理论核心概念的研究,把握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一、生态文化教育与传播措施

鄱阳湖生态文化教育,在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教育方式而言,需要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而非填鸭式的理论灌输;就教育的范围而言,既需要学校的专门教育,又需要非学校化的日常熏陶。学校的生态文化教育与传播,是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直接培养了适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复合型人才,并以点带面的方式为生态文化理念的进一步传播奠定坚实的基础。

按照斯诺观点,要打破两种文化分裂局面的出路只有一条:“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7]。这就需要彻底扭转教育过程中的过度专门化。所以,在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学校生态文化教育与传播相关措施的制定与完善,十分紧迫。尤其是要将生态文化教育与传播,纳入到两种文化的视域中,而非类似于某门课程的专门设置。具体来说,在具体的课程建设方面,需要避免重理轻文的教育教学局面;在师资力量的配置方面,争取较好较多地匹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兼顾的综合性人才;在具体的学习与教学评价体系中,应该注重学生文理的协调发展。

两种文化视域下的生态文化教育,在课程设置方面,必须注意人文文化课程与科学文化课程之间的平衡,力求避免重理轻文的局面。教育的专业化分类,是两种文化问题的主要根源。而教育中的课程设置的专业化,是专门化教育的集中体现。专门化教育一方面为我们的社会培养出了顶尖的文化知识分子,但是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我们学校教育的生态失衡。

由于科学文化的支配地位与社会效应,理科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占据着更为突出的位置。无论是在招生方面还是在就业方面,理科的学生都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所以,在我们当今高校教育的课程设置中,理科课程的覆盖面相对于文科课程而言,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甚至,在我们的高校名称上,大家似乎以沾惹上了科技为荣。教育中重理轻文的局面,本质上就违背了和谐平衡的生态学观念。这不是开设某一门生态学课程就能够弥补的。

学校专门化教育,当然不是骤然间形成与发展起来的,而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由于我们的教师自身就是在非生态化的专门教育体系中培育出来,所以,有意无意地已经成为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教育失衡的主要力量之一。

可见,鄱阳湖生态文化的教育与传播,就长远的效果而言,在学校的师资力量的配置方面,应该较好较多地吸引两种文化均衡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如果要在学校的教育中引领学生穿越两种文化的鸿沟,就有必要广招两种文化方面跨学科研究的人才。两种文化的分裂,本质上是两种学科的不相往来。而无论是科学的未来发展,还人文的长远关怀,均需要来自两种文化互融共存的良好生态。作为学校的生态文化教育与传播的主要承担者,具有两种文化互融共存背景的师资力量,在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任重而道远。

当然,专门化教育的既有体系,具有十分强大的发展惯性,企图自身的急转纠偏,是较为困难的。要改变这种教育现状,需要来自外力的强势干预。除了上述课程设置方面的生态平衡和师资力量的复合型人才,还需要在具体的学习与教学评价体系中,注重学生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调发展。专门化教育的评价体系,过度地注重学生的知识涵养,从而导致了对科学文化的盲目崇拜。

相比较而言,人文文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要求学生自觉地双向互动,在当今的考评机制中,甚至难以用所谓的答案进行打分明细。所以,在专门化的教育评价体系中,科学文化的逻辑思维如鱼得水,人文文化的感性体悟却被迫边缘化了,这种局面违背了和谐的生态文化教育理念。在生态文化教育评价体系中,将把学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与人文文化的修养密切挂钩,不仅仅注重学生的科目学习水平,而且要纳入学生各科目之间,尤其是科学文化科目与人文文化科目之间的协调发展等综合性效果。

总之,鄱阳湖生态文化教育与传播的过程,是践行生态文化的和谐、持续等核心理念的过程,是对当下专门化教育的彻底改造,不仅仅要从能力上,更要从观念上培养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所需要的复合型跨学科人才。

二、生态文化实践措施

学校生态文化理论教育与传播面毕竟有限。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观念,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十分有必要通过具体的生态文化实践,将鄱阳湖生态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并辐射到广大的人民群众。因为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需要服务于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整体要求。

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尊重科学文化的现实价值取向,但又要时刻保持文化建设与发展的人文关怀。生态文化的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建设的必然发展方向。而生态文化的产业化又必然以文化消费对象为中心,才有可能实现相应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必须坚持消费对象的大众化取向,才有可能将生态文化的理念横向扩展,为整个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发挥积极而又广泛的影响。

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的产业化措施,要集中在科学文化的日新月异与人文文化的永恒追求之间的和谐发展问题上。科学文化的技术基础和现实意义,是鄱阳湖生态文化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必须得到充分的挖掘。但是,科学文化的二元化思维逻辑,又容易将文化的价值选择导向形而下的需求满足,或者是主客体分裂的人化追求。这就需要人文文化的主体间性思维,将文化的生态意义贯彻到互为主体的审美化追求上来。

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的产业化措施,要力争在充分把握科学文化的技术价值和务实精神的基础上,用人文文化的诗意关怀和精神信仰,填充人类业已出现的信仰危机或主体性流失等精神匮乏。例如,充分利用现代影视技术的复制技术,扩大优秀的文化产品的覆盖面;支持动漫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提高科学技术创新水平,降低文化产品的制作成本,又要提高文化产品的精神价值水平;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要寻找到与科学文化的技术与精神的切入点,等等。显然,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的产业化措施,一方面,要保持生态文化的和谐持续的生态内涵,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借助科学文化的强大渗透力,将抽象的文化理念定型为具体的文化产品,并扩展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鄱阳湖生态文化的产业化措施中,两种文化和谐发展的生态诉求,将具体化为大众文化的现实性娱乐与精英文化的超越性追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特征,具有和科学文化类似的价值取向——现实功利性。生态文化的普及过程,需要尊重一般文化的娱乐性特征,满足人们的文化娱乐方面的需要。但是,由于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在鄱阳湖经济区规划的整体体系中开展起来的,所以,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在大众化的过程中,十分有必要防止滑向世俗化,而忽视生态文化的超越性意义。鄱阳湖生态文化的超越性意义,既有超越环境主义的生态整体,又有精英文化的无功利性追求。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是当下文化的主要存在状态,而鄱阳湖生态文化的大众化方向,是服务于整个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必然选择。所以,鄱阳湖生态文化的产业化措施,需要保持文化发展的大众化方向,扩大生态文化的辐射面,也应该兼顾到生态文化的精英立场,保持生态文化的超越性追求。这两种文化类型的生态平衡,在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过程中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意义。

另外,在鄱阳湖生态文化的产业化措施中,文化消费化的方向是适应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必然要求。生态文化的消费化,实际上是通过科学文化的信息传播与人文文化的情感陶冶,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消费者的精神需求。文化的消费化,与科学文化的扩张,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科学文化的信息化变革,打破了人文文化的恒久意义,改进了文化传播的方式,促进了现代文化的消费化发展,从而导致精神层面的文化产品,具有了更多的物质产品的内在属性。但是,鄱阳湖生态文化的消费化特征,不应以损害其人文意义为代价。因为鄱阳湖生态文化产品,诸如文化创意产业,也应该顾及其给予消费者的人文熏陶。否则,与物质产品等同,鄱阳湖生态文化产业就丧失了其应该传播先进文化理念与生态追求的历史定位。所以,在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措施,应该鼓励科学文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消费化方向,同时兼顾人文文化的生态意义。

三、理论建设的措施

两种文化的和谐发展,是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这就要求在两种文化的视域下,通过多方面的措施,探索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中一些核心概念、个案研究及生态经济区等的具体内涵与生成的可能途径。如此,可以较好地避免理论建设过程中的概念泛化、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文化实践的指向模糊等缺陷。所以,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的措施,应该集中在理论概念的具体化、理论与实践联系的可行性及实践方案的语境研究等方面。

首先,两种文化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需要借助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深化生态文化理论核心概念的研究。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仅仅是科学文化的主体让步,而且需要审美文化的主体间性。

所谓可持续发展,原本是环境生态学方面的概念,主要指人类向其所赖于生存的环境索取物质生产与生活资料,应不超过环境自身所能承受的限度。这个概念显然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嫌疑,有学者批评了其偏重于人类与环境分裂的二元论缺陷。“环境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在意识到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之后,主张为了人类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权利而保护环境;合理利用环境资源,并将人类内部的伦理关怀扩大,使之涵盖动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时,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二元论,维护和适度改良人类现存的文化、生产生活方式”[8]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类面对现实处境的自觉反思,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自我完善,是科学文化的主体让步。同时,这种思维的深层是主体对客体的无情蔑视,在文化方面,体现为“自然的人化”的单向运动,难以弥合人类与环境的二元对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要求人类自觉注意环境的可承受的限度,而且提醒人们应有善待环境的敬畏之心,这就需要审美文化的主体间性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类社会业已出现的文化问题。

其次,通过相关课题的立项及文化节等活动,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大力支持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分析与个案研究。在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起步阶段,尤其需要支持一些能给予生态文化建设方向性选择的科研项目。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既要避免侧重于文化哲学大而全的理论架设,将生态文化的现实追求消解在浩瀚无边的文化海洋里,又要防止侧重于生态环境小而精的规划与设计,使生态文化的宏观瞻望疲惫于形色多样的生态现实。而两种文化的视域,就给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指引了两种文化协调发展的现实方向。

就首届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个案实践而言,“生态中国、绿色江西”的文化主题,寄托了人们对环鄱阳湖地区乃至中国的未来发展的美好希望。生态的和谐诉求,绿色的健康发展,无不是对当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耗能、高污染等问题的重要纠偏。这个美好主题显然在当今的经济社会氛围中,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似乎有意识地疏远了科学文化的利益诉求。此次文化节从主题到具体的内容,至少有意或无意地已经触及到了生态文化形成与发展的两种文化背景。从“生态中国、绿色江西”浓厚的人文底蕴、民族民俗文化的自然天成,到现代文化产业及产品的科技创新,无不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交相辉映。

最后,通过具体的文化实践措施,加强文化理论研究与具体个案实践之间的现实联系,探索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与繁荣的可能途径。因为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优势,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化理论的建设,可以立刻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与经济区的建设中发挥具体的现实作用,应该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的导向作用与前瞻性效果。类似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具体实践,就是一次难得的践行生态文化理念的良机。所以,有必要通过类似文化节等的具体文化实践措施,紧密联系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探索生态文化与生态经济同步发展的具体途径,避免出现科学文化的普及与人文文化的式微等有违文化生态和谐的局面。

总之,艺术与科学虽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但均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成就。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应该兼顾到以艺术与科学为代表的两种文化问题。在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教育与传播方面,学校的教育与传播途径十分关键,应该在课程设置、师资配置与考核评价等体系中,切实维护两种文化和谐发展的生态局面。同时,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一个全民参与的宏大文化工程,最终需要具体文化实践的大众化、产业化与消费化等措施,将先进的文化理念横向辐射到最广大的人群,并纵向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当然,无论是生态文化教育的完善,还是产业化的深入发展,均需要得到生态文化理论建设的支撑。所以,鄱阳湖生态文化措施,应该寻求两种文化视域下的一些核心概念、个案研究及二者关联的文化意义与生态价值。

【注释】

[1]赵卫宏:《赣鄱生态饮食文化品牌研究》,见《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2]王丛霞:《生态文化:“两种文化”融合的文化背景》,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第6期。

[3]百度百科:《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登录时间:2015-07-22,http://baike.baidu.com/view/4679776.htm。

[4]王诺:《“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见《鄱阳湖学刊》2009年第1期。

[5]姬鹏程、孙长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制度建设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6]李秀梅:《对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现状的反思》,见《生态文明理论构建与文化资源》,严耕等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51页。

[7][英] C. P. 斯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见《两种文化》,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18页。

[8]王诺:《“生态的”还是“环境的”?——生态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见《鄱阳湖学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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