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界定重新发现历史

确实，我们如何处理历史资料才是关键。当历史学科致力于如何在方法论层面上界定自己，以尽力减少歪曲和使得这一领域不被“政治化”的时候，许多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却颇具讽刺意味地把历史编纂学当作一种“新的”方法论工具。贝克霍弗(1995，p.2)这样问道：“随着近来对‘历史转折’的宣告，人文科学是否已经回到历史学家的传统起点？”罗思(Roth， 1995， p.2)进一步深化了这个问题：

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历史意识还被许多人看作是以一种无效的、意识形态的、天真的理解世界的模式。在历史学科当中……一场信任危机震惊了许多最热心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我们的文化保护，关于过去的有组织的研究能作何贡献已变得十分模糊。到90年代早期，很多东西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多个领域的学者重新求助于历史学科，从中吸取对他们自身学科十分必要的教训(或对他们的学科进行的攻击)……[然而]，尽管人们在历史维度上对历史研究或文化研究的兴趣日增，有关历史意识的基本价值或历史知识的问题却仍然是开放而且至关重要的。

虽然美国的公共行政学总是依靠历史分析这一方法论工具(我们决不能脱离我们的基础文献，如《联邦党人文集》、宪法、威尔逊评论、弗里德里克/芬纳论辩)，但是作为一种理性工具，历史编纂学最近才得以复兴。相关的例子包括约翰·罗尔(John Rohr)关于开国者们对“政体价值”的分析、1993年5月至6月间关于《公共行政学评论》的合法性的斯派塞和特里论坛(Spicer and Terry symposium)，以及由此扩展到的过去几年无数的历史地检视公共行政学原理和假设的论文和会议(包括这一论坛)。不论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公共行政理论共同体都信奉历史分析。然而对我们来说，问题是学者们对历史方法的批判的程度有多大，以及他们是否从批判理论的基本立场去研究历史。

卡米拉·斯蒂福斯(Camilla Stivers， 1993)是让我们注意到历史方法的局限性的首批公共行政学者之一——历史方法通过隐藏其他方法来显露我们历史的某些方面。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她引用了约翰·高斯(John Gaus， 1930， Cited in Stivers， 2000， p.2)的一篇鲜为人知的文章中的一段话。在那段文字中，约翰·高斯为公共行政学呼唤浮现于历史的“各个方面……现在正被埋藏着的各个方面”的“有用的过去(usable past)”。在进步主义时代，斯蒂福斯在她关于公共行政(机关男人)和社会工作(社区女人)领域的历史分析中，寻找着那些被埋没的方面。进步主义时代中，人们研究“更宽广的历史、理性和性别动力，说明那些组成一个领域的要素是如何同样地影响着其他领域内运转着的力量的，以及是怎样由这些力量所塑造的”(p.2)。

在斯蒂福斯(1993)更早的对斯派塞和特里关于宪法论辩的批评中，她揭示了他们对理性分析的依赖(尽管他们批评奴隶制)，以及未能考虑到“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如何凭借这份文件来赚钱，而其他人(如无产者，非洲裔美国人以及所有种族和阶级的妇女)又是如何变得贫穷的”(p.256)。她继续说道：

通过促使我们相信筹划者的决定合乎逻辑，斯派塞和特里力图使“在宪法中不存在道德两难”这一观念永远成立，并且，讽刺的是，他们还通过刻画理性十足的人性倾向，将筹划者浪漫化，从而让他们自己的物质欲求塑造他们“更高”目标的概念。这里的关键点在于，筹划者本可以选择其他的表现方式。他们本可以选择表现出其他的一面而不是表现为利己主义的一面，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是这样做的。就像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曾提醒我们的那样，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不是典型的独裁者，而是来自非个人的权力现象：即植根于显然中立和客观的逻辑的权力。(p.257)

当然，公共行政学需要更多斯蒂福斯的学识。另外，我们需要争取复原“有用的过去”的学识，因为它自觉反映出了人们对历史学问权威的承认。我们要依靠“有用的过去”形成、歪曲和稳定那些阻止我们质问文化中关于权力的得到承认的观念的政体、知识和元叙事。一条复原“有用的过去”的途径是通过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