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演变历程与动力

第一章　长三角城市群演变格局中宁波城市发展

宁波，取自“海定则波宁”，是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之一，有制定地方性法规权的较大的市，属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浙江对外开放的门户和窗口。宁波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地区”）南翼。宁波大都市区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综合竞争力与日俱增。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是国际经济的组织节点，组织并连接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进而形成全球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的不断深化，开放世界经济体系下出现的新趋势使城市竞争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和关注。一国或地区的竞争日益表现为城市载体的竞争，特别是具有一定规模和能级的区域中心城市，已成为国际竞争的代表与焦点，成为引领区域经济有效融入全球的“领头羊”，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力、控制力和辐射力。宁波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全面实施“六个加快”战略，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努力成为发展质量好、民生服务好、城乡环境好、社会和谐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维度把握宁波的城市地位，既要注重宁波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又要体现发展的阶段性和前瞻性。在长三角地区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研究回顾长三角与宁波发展的历程，反思宁波发展道路，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进一步提升宁波的城市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由若干个已经浮现和正在浮现的都市经济圈组合而成，核心地域范围包括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分别隶属上海、江苏（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南通、泰州）和浙江（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台州、舟山），并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沪宁和沪杭甬为发展主轴线的网络型布局模式。

（一）长三角城市群的历史沿革

自古以来，长三角就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从杭州出土的跨湖桥遗址、余杭的良渚文化、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嘉兴的马家浜文化、上海青浦县的东桥洋遗址、淮安的青石岗遗址以及南京北阴阳营的新石器时代和湖熟镇的青铜器时代等遗址中可以看出，随着长三角陆地沉积逐渐向海推移，我们的祖先就跟踪开发了水土丰美的沼泽湿地，创造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构成了华夏文明中独树一帜的吴越文化，影响极其深远。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长三角的城市格局一直处在剧烈变化之中。最早的大城市是江宁、扬州、苏州和杭州。江宁即今南京，六朝古都，也是太平天国、“中华民国”的首府，始终是长三角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扬州的繁荣得益于盐商和漕运，在清代中叶以前就是世界级的大都市，其繁华程度不让伦敦、巴黎，但随着徽州盐商的消亡及运河时代的结束，扬州便快速地衰败下去。苏州、杭州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长三角的经济、商贸和文化中心，但在20世纪初期苏杭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被上海所代替。在长三角近代城市化进程中，无锡、南通、常州继上海之后实现了初步工业化。然而，在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长三角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处在停滞状态，城市群格局没有大的变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受历史因素、观念差异等影响，长三角两省一市发展模式各不相同。以苏南经济为代表的江苏省坚持实业为本的发展观念，遵循“实业资本+集体经济+国际投资”的发展模式，推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步伐。在以商为先的观念影响下，浙江省以市场为平台，通过“以商为先+民营资本+外资嫁接”的模式，创造商机，培养了一大批本土企业，积累了雄厚的民间资本，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引领下，上海依托国有资本主导的优势，通过“政府搭台+国有经济主导+外资嫁接”的发展模式，并利用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先行先试的机遇，实现城市空间再造，推动产业升级、功能开发和制度创新，成为国内外投资热土。

总体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近现代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进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起步到初步形成阶段（1842—1949年）

1842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上海和宁波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843年底设立英租界，随后西方列强相继侵入，在上海开设租界，中国的外贸中心也逐步由广州北移到上海。长三角地区及沿江腹地大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如茶叶、丝绸等经由上海口岸出口，该地区的商品经济迅速形成并走向成熟，区域内城市间关联度大大提高。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镇江、九江、汉口相继开埠和长江轮运航线的开通，有力地推动了上海航运业的发展，使其跃升为流域性大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资本首先在该区域出现，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英、美、日等国资本的大举进入，虽然对刚诞生不久的民族资本造成极大压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加速了该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强了各城镇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等城市紧紧围绕在其周围，并以各自的鲜明特色参与区域内的经济活动，至此，长三角城市群的雏形基本形成。

2.城镇功能趋同和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阶段（1949—1978年）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在特殊的历史环境条件下，我国按照苏联模式选择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内向封闭的经济发展战略。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都千篇一律地大办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城市功能单一趋同，加之城市基础设施的老化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大量城市人口外迁，城市化进程极其缓慢。在此期间，上海逐渐丧失了作为全国乃至远东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仅仅被定位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城市的综合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失去了对整个长三角都市经济圈的整合功能。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阻碍。尽管如此，上海仍不失为长江流域和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港口城市，曾有过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六分之一（197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国近二分之一（1965年）、出口贸易总额占全国三分之一（1970年）、财政收入占全国五分之一（1981年）的辉煌历史。

3.城市群快速发展新阶段（1978—1990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农村经济的崛起、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和城镇数量有了较快的提升，1990年我国实有建制城市467个，比1978年增长2.42倍。与此同时，由于城市间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发展道路尚未明确，上海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落，在全国的总体经济地位下降，周边的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在此时期的比较优势逐渐凸显。同时，以16个城市为核心区域的长三角城市群尽管在城镇数量上有所提升，但在城市规模、城市功能等方面都面临着结构上的调整。长三角地区城市群面临着新的阶段。

4.城市群高度化阶段（1990年至今）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江泽民也曾明确提出：开发开放浦东不仅关系到上海的发展，并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标志。中共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促使上海迅速摆脱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迟缓的颓势而走上了高速增长的快车道，重新确立了其作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龙头地位，以此为标志的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面向经济全球化的开发、开放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明确上海要实现“四个率先”（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力推进“四个中心建设”（经济、金融、航运、贸易）。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了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意义和建设目标。2009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提出将江苏沿海地区建设成为中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此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江苏沿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江苏沿海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对于长三角地区产业优化升级和整体实力提升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011年2月，国务院在对《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综合实力较强、核心竞争力突出、空间配置合理、生态环境良好、体制机制灵活的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形成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这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提供新的指引。2013年上半年，国务院批复《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引擎全面启动。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各项经济要素增量明显，城市功能重新分化、重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城镇关系大大提升。

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已经牢固奠定了第一层次的龙头地位，并极大地促进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间联系不断加强。江浙两省的核心城市在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方面已经总体上呈均质化特征，而且与上海差距也较小，推进以核心节点城市功能建设为重点的网络化发展已经具备良好的基础和强劲的动能。今后一个时期，江浙两省的核心城市除了加快与上海的接轨步伐和充分接受上海的综合服务以外，还需要结合自身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通过引进和整合高端要素，来强化连接上海和中小城市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以促进长三角地区整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在当前信息、技术等“软网络”建设逐步成为城市群发展进程决定因素的情况下，核心城市间对高端要素的争夺也将更趋激烈。一方面，有利于长三角地区更高效地合理配置资源，另一方面，也将使得城市群功能格局出现调整，一些城市既可能实现功能能级的跃升，也可能被淡化在城市网络范畴之外。

（二）长三角城市群演进的动力

区域空间组织的演变始终是以集聚和扩散互为力量的。这种方向相反、交互作用的力量是推动城市体系不断演进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一方面，规模经济使得城市不断吸引资金、技术、人口等的集聚，城市随之成为文化及先进思想和事物的集中地；另一方面，产生于城市的技术、管理和生活方式等又溢出城市，向周边扩散，在周边地域形成新的集聚。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城市空间演进的基本逻辑，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集聚与扩散取决于哪种力量更能适应和体现区域的现实状况。区域空间与地位演化遵从四个不同属性的逻辑：行政力、市场力、交通力和文化力。

1.行政驱动力

行政力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政治归属和行政管理。行政的力量可以促进集聚的产生，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部分城市“增长极”式的发展；也可以引导扩散，如我国早期比较完善的“点轴开发”式的国土区域开发策略对城镇体系的宏观布局；还可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促进各具特色的城市空间演变格局的形成，如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相继频繁发生的撤（地）区建（地级）市、撤县建市和撤市建区行为（见表1-1）。从我国区域发展实际看，行政力在区域城市体系空间变动中仍将起着持续和突变的作用。近年来，各地的郊区新城建设和卫星城市建设，其背后仍可以看到行政力量的作用。

表1-1　长三角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动表（1978年以来）

注：（1）1984年，无锡被列为“较大的市”；（2）1993年，苏州被国务院批准为“较大的市”；（3）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宁波成为计划单列市。

资料来源：中国行政区划网（http://www.xzqh.org）中国统计年鉴（1995—2012年）。

2.市场驱动力

市场力的作用来自社会化规模集聚，表现为生产分工及竞争优势的地域组合。市场力是自下而上的力，能在什么尺度和什么范围内发生，经济性的集聚就作用到什么程度，完全遵循市场配置的属性。中国早期“市”的概念即是和城镇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如古时长三角地区太湖水系和京杭运河沿岸丝绸、茶叶、米等交易集散市镇的形成和繁荣便是市场充分发育的产物。时至今日，长三角地区块状经济、特色经济和产业群落的发育继续丰富和改变着区域城镇体系的功能与空间组织。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外界推动和产业关联、市场整合的内部主导因素共同作用下，长三角地区空间整合取得了动力一致性的改变，市场化力量对行政区域进行解构和重构，表现在长三角区域内主要城市的空间作用由上海、南京、杭州三市之间的平等均衡竞争表现为自觉的功能互补基础上的有序竞争。原来的“上海——南京、杭州（省会）——地级市——县”的行政区域发展模式演变成“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省会、副省级城市、发达城市）——县市（含地级市）”的协同发展模式。

图1-1　长三角发展的区域作用力变化

3.交通驱动力

交通力的作用来自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对通达性的改变，从而引起的区域城市网络体系节点地位的改变和城市空间格局的重塑。交通优势在产业集聚和城市竞争中的作用普遍而言是无法替代的。交通的作用在于提供了社会发展的物质通道，而通道促进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观念氛围的传播，在人、物空间移动的渠道上提供区域发展的背景框架。交通力为区域城市空间开发提供了集约化的路径，并且通过对城市之间往来的时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的改变影响着城市间的交互作用和城市网络体系的交互态势。随着苏通大桥、杭州湾大桥、长江隧道、宁杭高速等基础设施的建成通车，长三角区域产业联系更加密切，产业布局沿“Z”形向沿海、沿路等方向延伸，网络和格局初步形成。随着城际轨道、高铁等设施进一步建设，长三角区域联系将更加通畅便捷，同城效应将更为显著。

4.社会文化驱动力

文化力的作用在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阐述中就有所揭示，即文化力的经济社会属性。长三角受吴越文化浸润，古有越国陶朱公范蠡去仕经商，今有沿袭“经世致用”传统的苏南文化与浙东文化，区域文化的重商性为长三角地区古往今来城镇空间的密集产生与分布奠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观念等基础性要素。江浙文化很早提出“固商人、明商法”，吴越文化重格物致知与经世致用，在此文化承袭下，集体、个体、私营等商业经营制度形成了江浙商业文化的显著个性，尊重个性、尊重个体、尊重能力，强调勤俭敬业和突破变通。文化的地域特质和延续性决定了文化对区域格局变动的柔性约束。文化既可以促进区域的发展与空间演变，也可以起反方向的作用。文化的空间广域性决定了文化对空间格局的柔性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