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程序中的审判、调解都是纠纷解决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基层，由于司法资源的匮乏和司法成本（包括时间和物力）被较高地耗费，使得司法程序对基层民众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适宜的纠纷解决手段。在公权力机关中，行政机关是普通百姓常常接触得到，并且必须与之交往的对象，其相对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来说更为亲近百姓。因此，纠纷通过基层政府组织来解决，也是民众较为自然的选择之一。即使在与行政机关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与基层政府组织进行协商来化解纠纷。
基层政府通过行政协商来解决纠纷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对纠纷的预防与对纠纷的化解上。如在广场舞问题上，民众间的协商和行政处罚的强制手段都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对于老年人来说其虽然触犯了相关法律，但属于“轻微违法”，即违法情节轻微，而且这种违法在老年人中具有普遍性，因而即使在公权力机关介入的情况下，也难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另外，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之下（诸如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观念，跳舞的老人里也许就有自己家里的老人或相熟的亲戚），使用强制的手段解决此类基层纠纷时，容易破坏基层行政机关与民众之间的和谐关系，而且收效不明显。因此，行政机关搭建一个平台，引导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充分协商并避免直接冲突，促成双方达成利于公共利益和多元利益的共识，才是上策。
在这样的思路下，很多地方的基层政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在与“大妈”们及与小区住户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出现了定时、定点跳舞，佩戴耳机跳舞，由广场舞“大妈”负责打扫广场等现象。这样，广场舞既可以继续跳，周围居民的生活又不受干扰。有学者指出，可让居住在小区内的“大妈”担任组织者，因为他们不仅可以管理跳舞的时间段和音乐声量，而且他们的亲属就在受影响的范围内；让拥有场地的商家与组织者沟通，划分拥有权、仲裁权和友好使用时段及权利；让居民区的城管调查和管理周边空地的情况，罗列出能够活动的时间和规则，参与者签署协议，共同接受城管的管理；让周边的单位出租场地给“大妈”，出租的形式可以是以“物物交易”作为回报，如由“大妈”们组织清洁场地，维护共同资源的价值。[22]为了避免纠纷的发生，基层行政机关可以在处理公共事务之前组织由利害关系相关人组成的协商活动，从而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决策，防患于未然。如广场舞问题中，对于活动地点的选址、时间、音量等问题，倘若各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及早达成共识，那么也不至于有那么多起居民与广场舞“大妈”之间的冲突事件。
又如天津宝坻区的方家庄镇褚亮村现有村民…260…户…845…口人，近年来因一户多房、村民外迁等原因，导致该村空置房屋和闲置宅基地越来越多，村子逐渐变成了“空心村”。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多、建设用地的减少，村里的宅基地出现了不小的缺口，仅急需住房户就达到…20…余户。由于宅基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些急需住房户持续上访，而一些因没有房子而娶不上媳妇的大龄青年也影响着社会稳定。针对这一现状，方家庄镇政府及时成立工作组并协调村“两委”班子进行调查核实，镇政府和村“两委”班子进行调查核实后，根据调查情况拟订出“空心村”整治工作方案，随后又多次召开党员和群众代表及相关人员参加的民主协商议事会，同时采取入户走访等方式进行广泛协商，最终达成对村内老旧房屋、闲置宅基地和废弃坑塘集中整理、统一调配的共识，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23]
综上所述，纠纷预防与纠纷解决是行政协商的一项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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